1954年，波士顿爆发了很多的脊髓灰质炎病例。病人如此之多，儿童医院不得不在街边进行鉴别归类，面对众多枯坐在车里的痛苦的父母。所以，当次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30]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通过测试，他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但是，索尔克的疫苗的生产是基于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31]在更早期获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1948年，恩德斯及其同事发现了在人体之外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方法。在当时，人们无法看见病毒，即便是采用最强大的显微镜。恩德斯团队确定他们是否成功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唯一方法是，将病毒注入一只猴子的脑部，观察它是否感染了这个疾病，而出现一些恶劣的症状。恩德斯的技术使得索尔克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为可能，并且索尔克因为此疫苗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恩德斯也因其功绩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甚至在索尔克的疫苗被验证为有效之前。3
生产索尔克的疫苗的知识链紧跟着当时最新的医疗进展。然而，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索尔克和其他人取得突破的方式无异于人类最古老的知识进展方式。比如，就跟我们确切地知道病毒及其敌人疫苗一样，古人确信人是有四种体味或者“体液”（humors）的：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粘液。每种体液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化系统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化系统包括器官、体内的液体流动、一年四季、星座的运程和疾病疗法。 如果你的体液不正常，你可能会被送往当地理发馆，进行一次有益的放血或者通便（不要问为什么）。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还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以及“异教徒”都相信这些关于身体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同周围的环境相结合的知识。近2000年来，人类认为体液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极其重要。
当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你的胆汁并不依赖于你的星座，你的肝并不依赖于你的个性。但即便我们现在完全否定了体液这一想法，但来自珀加蒙（Pergamum）的盖伦（Galen）[32]，康涅狄格州的恩德斯，纽约的索尔克，前者和后两位的出生日期相差了1 800年，都接受同样的假定，认为知识基本的运作方式如下：知识是一个框架，其稳固的根基可以让我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添加新的东西——如果你已经了解了病毒和免疫系统，那么就可以掌握脊髓灰质炎病。因为我们可以打下稳固的基础，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具备更好的能力，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生存。
当然，盖伦居住的知识之屋（houses of knowledge）和恩德斯和索尔克所居住的有着重大不同。体液论者认为他们的知识基础是稳固且真实的，因为其知识基础能使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到天文学——使用类推法。这个只有在以前说得通，也就是当我们还相信上帝以最美丽的方式命令世界运转的时候，上帝赋予了我们头脑，所以我们才可能欣赏他的杰作，并且我们的头脑（和上帝一样）通过观念联想而运作。因此，发现类推，就是发现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们现代人并不认为类推法是一种推进知识的科学方法，否则我们还会相信，正是因为一些肿瘤引发的静脉肿胀令人看起来像螃蟹，那么癌症一定和巨蟹座有关系。我们认为，知识的坚固基础不是类推法，而是事实。古人和我们现代人在如何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方面存在分歧，但古人和现代人都坚信基础本身。
事实就是事实。脊髓灰质炎疫苗是有成效的，这是事实；巨蟹座和肿瘤毫无关系，也是事实。但是，知识之屋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这一想法本身不是事实。这种观念本身有它的历史，但现在正面临一个180度大转弯。
2006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探讨了10年前他成功推动福利改革立法所留下的遗产。4他的结论是：“过去10年已经证明，我们实际上终结了我们过去了解的福利，为数百万的美国人创建了一个新起点。”然后，他用以下话语支持以上结论：
在过去十年里，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大幅下降，从1996年的1220万人降至今天的450万人。同时，待处理的福利案件的数量下降了54%。60%不再接受福利救济的母亲找到了工作，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期。我的政府通过“从福利到工作合作计划”（Welfare to Work Partnership）加快了接受福利救济者的就业步伐，超过2万的企业雇佣了110万的福利接受者。福利制度改革被证明是一个伟大成功。
克林顿论证的重点是一系列的事实。如果我们想据理反驳他，我们需要指出这些事实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断章取义的，甚至是赤裸裸的谎言。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举出自己的例子。我们可以指出，其实在克林顿的法案生效之前，5贫困线一直在下降，并且指出在美国，领取食物救济券的零收入人员数量增长至约600万，原因是克林顿的改革法案切断了其他的现金救济来源。6当然，克林顿总统会以更多的事实反击，因为我们是用事实对抗事实（fight facts with facts）。
但情况并非永远如此。在1816年，英国下议院讨论成立一个委员会，目的是调查童工，要求参加工作的儿童最小的年龄是9岁，并且限制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长最高为12.5小时。这遭到了工厂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6岁及以上的儿童就可以参加工作，而且每日工作时长可延至16个小时。支持和反对该法案的辩论都是基于原则和概括，而非事实。“如此法律程序是对父母的人道的诽谤。”柯文先生（Mr. Curwen）说道。他认为父母是判断什么情况对其孩子最好的法官。7虽然如此，为了调查真实情况，一个委员会成立了。即便是该委员会委任的专家们——在当时这种做法本身是相当新颖的——也是没有事实证据的。一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律师的艾什利·库珀（Ashley Cooper）作证说，7岁到10岁的小男孩每日工作时长不能超过10个小时，否则会损害他们的健康成长。“针对这种问题，人们必须遵循一般原则指导，以求得答案，”他说道，并指出儿童成长对“新鲜空气、锻炼和营养”的需求。医学博士吉尔伯特·布莱恩爵士（Sir Gilbert Blane）支持这一观点，但他指出：“我没有工厂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的回答必须依赖于一般类推法。”8一般原则也许是真实的，一般类推法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现代人知道，这些原则和类推法需要得到事实的支持，我们才能相信它们。比尔·克林顿不能只给我们一些未经证实的格言。
当然，在19世纪开始之前，就有事实存在；在人类初次品尝海水之前，大海就是咸的，这是事实；在我们发现特定病毒之前，它就是脊髓灰质炎的起因，这也是事实。但是，直到相对后来的现代，事实才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
的确，我们直到数百年前才出现事实这一词汇。在公元400年，哲罗姆（Jerome）[33]将《圣经·约翰福音》（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版）第一章第十四节（“and the Word was made flesh”）翻译成拉丁文“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Factum”是指在“想要做的行为（facere，to do）”中“已经做出的行为（“that which was done）”。9 16世纪早期，“事实”一词出现在英语中，意指那些已经做出的行为，但是到了17世纪，事实则指的是更为狭隘的一类行为，正如其在这句话所示，“他被……绞死……在他犯罪事实发生的地方”（1577）。10事实意指罪恶的行为，所以一起谋杀是一个事实，而金字塔位于埃及则不是事实。由此来看，没有一个词可用于形容现今“事实”一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度过过去漫长的岁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