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个人”只是一项现代的发明。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游历世界，写出了《物种起源》，动摇了基督教的创世论。他提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获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夸张的解释或发挥。斯宾塞、赫胥黎、霍布斯、马尔萨斯……这些大牌学者争相把“个人自由竞争”视为现代伦理的核心，把“自然选择”简化为人间互争大法。
即便达尔文不曾这样极端。
在这些人“科学”的目光里，人也是一种动物，人类社会也是凶险丛林，是弱肉强食的喋血屠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无休止的自由混战”（斯宾塞语）——这既包括个体之间的混战（霍布斯等强调的），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混战（卡尔·施密特等强调的）。哪怕他人或他们和颜悦色，但无论富豪还是乞丐、白皮肤还是黑头发、陌生路人还是至爱亲朋……严格地说，对任何一个生命主体而言，都是潜在的对手，有天然的敌意，有凶险的虎爪和鹰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曾被黑格尔一语道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大争之世必有大争之道。时值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掠夺与萧条乱象纷呈，战争与革命四处冒烟，全球动荡不安。几乎每个人都恐慌，担心自己落入饥饿、破产、流亡、灭绝的第二天。在这种情况下，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人们都无法坐以待毙，必须摩拳擦掌干点什么，于是“神意”或“天道”的心灵鸡汤自然成了废话，更像是自我精神去势，连社会主义者也听不下去，对不上心，用不上手——倒是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更愿意用利益的硬道理来解释历史和动员民众。
民主制就是一种政治个人主义。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将英国式的代议制，定义为“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一人一票，当然得个体本位了。至于民主，那不过是通过博弈和契约的方式，追求“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语）三大个人权利，相当于搭建一种AA制的临时集体，在无限期的零和游戏中，形成一种争成了啥样就啥样的机制，有机会就再争下去的机制。应该说，这对于及时解放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最需财产权的男性工商业者），唤醒较大面积的人权意识，意义非比寻常。只是由此伏下一种重己、崇私、尚恶的伦理性半盲，一种基础性的知识片面，到后来才逐渐看得清楚——比如民主既可以结束神权、君权那种虚伪的整体性，一旦需要向外争夺，也可以走火入魔，通向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杀戮。
市场化是一种经济个人主义。作为一位重量级辩手，哈耶克（Hayek）既黑马克思，也灭凯恩斯，批评一切红色、粉色、白色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据说一度有助于扭转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失速，只是他的伦理学基点，仍沿袭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尼采、黑格尔、霍布斯一脉，是个人主义的忠实传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宣称国有化一类出于“人为的设计和强制”，因此是必败的乌托邦；而私有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内在优势，不可战胜的最大理由，乃因“自生自发而生”，是一种“自然秩序”。这话听上去耳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明显撞脸。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主流经济学家都这么说，大学里差不多都是这么教的。在他们看来，人类这些衣冠猴子面对食物和领地时，互争是“自然”，互助当然就是强制；恶是“真实”，善当然就是虚伪……这一叙事数百年来已成普遍共识，板上钉钉，不言而喻，以至日常生活中各种耍奸使坏的私语，大多能引起在场者会心一笑或挤挤眼皮，足以证明它的常识化、默契化、甚至DAN化。哈耶克不过是从DAN再次提取学问——即便他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遭遇冷却。
文化领域里的个人主义更是异象纷呈，其中弗洛伊德当然是不可漏提的一位。他推出了个人主义的非理性版，影响至深至远，以至作家罗曼·罗兰提名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精神分析学……在过去三十年间深深影响了文学界”——后来还差一点就真获了。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考虑到“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干脆把自己的大部头取名《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不过，据这本书说，在弗洛伊德以前，“无意识”也好，“力比多”也好，早已是流行话题，并非弗氏发明。他的发明不过是把性欲视为所有癔症的根源，又是所有创造力的奥秘。这使他爆得一时大名，却一再依靠临床数据造假，差不多是“江湖骗子”所为（沃森语）。有意思的是，文化圈根本不理睬精神医学界的质疑和举报。外来的和尚就是好，就是灵，就是“科学”。诗人、小说家、画家、影评人等还是纷纷投奔弗门，热捧“本我/自我/超我”这一高端模式，把他人、思想、道德、法律、公权力、意识形态等统统视为压迫性力量，视为无意识的天然之敌，与神圣“本我”势不两立。
(弗洛伊德推出了个人主义的非理性版本，影响深远)
也许，身为单干户，这些人并不觉得群体有多重要，不在乎群体在哪里和怎么样，一直职业性地擅长个人视角。他们最喜欢理法之外的异想天开，差不多都是靠鼻子来嗅思想的，那么拥护弗门的个人化+非理性，就再容易不过。于是，“自我”从此成了文化圈频度最高的用词，“怎样都行”（达达派语），“他人即地狱”（萨特语），“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我”（卡夫卡语）等流行金句，满满的精神分析味，满满的疑似荷尔蒙，塑造出各种幽闭的、放浪的、孤绝的、晦涩的文艺风，释放出真痛苦或装痛苦、真疯狂或假疯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改写了20世纪全球大半个文化版图。
甚至改写了后来世界上大半个文科的面貌和性能。
相对于理科生，相对于理科的一是一二是二，后来的“文青”们更可能自恋、自闭、自狂，以特立独行自许，甚至没几分无厘头或神经质，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糟糟，就不好在圈子里混一般。后来的青少年亚文化，其中最浮嚣的那些广义“文青”，不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情绪往颓废里整，往虚无里整，往要死要活的地步整，就疑似平庸的废物，有负“先锋”和“前卫”的自我人设。
鲁迅曾对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在《听说梦》一文中讥讽过：“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只是这种声音在当时为数甚少。
而且有些批评家还一窝蜂上前，在鲁迅的小说里大挖荷尔蒙，一心揪出他这个暗藏的弗门分子，以维护整个文科的团结感和整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