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能否说具备了教育性格就一定能培养出身心协调的孩子呢？可能问题还不是那样简单。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样两种有趣的现象：一种是寡母抚养成才的杰出人物，有的性格极为平和，如胡适、老舍等，有的则极为偏执，如海瑞、傅雷等；另一种是同样为伟人，有家族背景的常性格平和，而无家族背景的则过于刚烈，前者如歌德、莫扎特等，后者如马丁·路德、贝多芬、尼采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来这里面还隐藏着更深一层的慈容心态，那些有着慈容心态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性格多很和谐，而那些失去了这种慈容心态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性格往往出现偏离。对于母亲来说，她的心灵总是平静无争的，总是博大无比的，因此孩子能够在这片心灵的天空下自由安详地成长，而当这些母亲的心灵受到外来威胁时，她就会不自觉地将这种不安全感传递到孩子身上，从而导致孩子心灵的封闭，进而造成性格偏差。
这种母亲内心的不安对孩子性格的影响，可以从寡母现象中比较典型地看出。
例如傅雷。傅母极有主见，在家遭如此大难之后，相反却将全家从南汇县的一个落后闭塞的农村，搬迁到繁华开阔的县城周浦镇，这一决策对傅雷的成长极为关键，但人生地不熟，必然加剧傅母内心的焦虑，从而将注意力聚焦在傅雷身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为傅雷日后性格铸下印记。傅雷留学归国后，由于总是难以与人共事，而最终选择了闭门译书的职业。
与傅雷相反的是胡适。尽管他家也是孤儿寡母，但胡适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原因正在于胡母在教育胡适时内心没有太多的焦虑。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两位前妻都死于战乱，留下三子四女，胡传４８岁回老家时找到了年方１７的冯顺弟为填房，婚后老夫少妻恩爱如漆，胡传甚至还抽出专门时间教她和胡适识字，可惜不到6年便客死他乡。胡母尽管成了寡妇，但家庭生计却不用自己操心，因为胡适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已分别在汉口、上海经商了，家里的田产也由人佃耕，她付给塾师的学费高于别家几倍。作为一个三品夫人，在这穷乡僻壤的地位就是连县太爷也得敬畏三分，因此除了怀念丈夫、教育胡适外，其他的事情不用她操心，胡母的心态应该是极为平静的。
多子女的寡母，心态与孤儿寡母的心态也不同。一般前者的性格也不像后者那样刚烈偏执，原因同样是母亲的心态远较后者平和。
老舍母亲生他时已经４１岁了，在他上面有4个姐姐3个哥哥，老舍1岁半的时候父亲在义和团运动中牺牲了。父亲去世后，生活尽管变得极为艰苦，母亲只能整日给人家缝补和洗衣裳。由于子女很多，母亲的心态也平复得很快，一如往常仍是个热心肠人。她的手极巧，会刮痧，会给孩子剃头，凡是她能做的，总是一口应承，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前跑后，照应得极其周全，从不跟亲朋邻居吵架。所以尽管老舍也为寡母所养，但性格却是：“我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做当然的。”
在有家族背景的杰出人才与无家族背景的杰出人才中这种现象的对比也极鲜明。有家族背景的大多是族人为其成才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成才者几乎是在没有多少压力下成功的。而没有家族背景的大多靠父辈或自己的顽强奋斗才最终脱颖而出的，这样的成功者如果没有那种疯狂的追求精神是极难获得社会承认的，因此性格中常具较强烈的攻击性，歌德和贝多芬极好地表现了这种特点。
歌德和贝多芬是同时代的伟大天才，两人心仪已久，但两人唯一的一次见面却不欢而散。
１８１２年他们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的地方散步，在回来的路上遇见皇族。歌德立即挣脱贝多芬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贝多芬劝了许多话歌德也不肯再走一步，于是贝多芬被激怒了，他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扣，背着手，气冲冲地往皇族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看见贝多芬后忙向他脱帽，皇后也向他打招呼。出了气后，贝多芬转过头来看看歌德到底要干什么，原来当大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时，歌德深深地弯着腰站在路边，帽子拿在手里！看到这一切，贝多芬狠狠地教训了歌德一顿扬长而去……
歌德对这一次羞辱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仅此一次，歌德一生不曾对贝多芬作过任何评论而保持绝对的缄默。
因此，以性别来划分母亲或父亲教育未必合适和准确，以这种慈容心态来划分更为本质。这样，所谓父亲教育就是把外在的强迫和束缚固置到孩子的性格结构中，家庭自始至终对孩子自然性的冲动加以抑制，让?子变得胆小、害羞、温顺、畏惧和屈从，这样的教育是以社会需要成为个人需要，让个人的性格与社会的性格相一致，致使孩子的性格是在外界的监督和左右之下形成，其塑造标准是孩子外来命运的荣辱升迁、职业的谋求乃至成年后生活的富贵与否……
而所谓母亲教育则是以孩子为中心，让孩子靠自己的力量生长，家庭不断鼓励孩子探求，借此发展孩子的心智，在孩子的这种探索中形成他独特的性格，母亲并不规定孩子的将来模式，仅仅是在孩子碰到难题时才指导他与社会规则的协调。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慈母败子”一说，慈母之所以败子，就在于放任孩子，致使最后不可收拾。遗憾的是与“慈母败子”相对应的“严父毁子”却不曾引起人们的重视，慈母败子的错处在于让孩子自我无限的扩张，而严父毁子的错处在于让孩子自我无限的萎缩，尽管这种萎缩对他人或社会几乎不造成危害，但是却是窒息我们民族生机的头号大患，我们民族因循守旧的劣根性正在于这种严父教育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远比“慈母败子”多得多的正是这种“严父毁子”！
现在我们的幼儿园、小学有一种呼吁，认为幼教工作存在着“女性化”的缺陷：幼教工作者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小学师资绝大部分也是女性，从家庭到幼儿园到学校，孩子接触的对象、模仿的目标也绝大多数是女性，长此以往，孩子的智力和心理难免会具有更多的女性特点，许多缺陷得不到弥补，智力的某些领域处于混沌未开状态，如果家庭再没有男性气息，那么问题则更严重等等，甚至还举出日本为此采取的措施云云……
如果按照性别来看，中国的幼教的确“女性化”，但是如果以慈容心态来看，中国的幼教又实在太“男性化”。以孩子胆小为例，批评者认为是女性化教育的结果，殊不知孩子并不是怕某些困难，而是怕老师的批评，是老师的限制导致了孩子的胆小，而不是女性的胆小导致了孩子的胆小！
由于我国的女性多从事工作，她们都是职业妇女，因此即使是她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多以社会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来考虑的。从这一点说，中国教育的“男性化”再也没有比今天更甚的了。这同日本极不相同，日本母亲的活动半径较多局限于家庭，幼儿教育又比较重视孩子的自主性，这样他们自然要呼吁带外界约束的“男性化”教育了。我们只有在转变了母亲的教育思想后才可谈“女性化”问题，否则只能是用李逵来换孙二娘。
对于这种慈容心态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通过长子性格与幼子性格的比较看出。长子和幼子成才率都较高，但是方式却不同，长子成才大多是以同社会价值一致而获得的，幼子却多是以对社会价值的批判而成功的；长子的成才有一种使命感，而幼子的成才有一种游戏感；长子是为成功而奋斗，幼子是为游戏而成功；因此幼子的性格常比长子的性格要和谐得多。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家庭对长子、幼子不同的态度上。或许历史上长子成才的远比幼子为高，但那是教育的缘故，如果长子、幼子得到同样的重视与教育，我相信幼子的成长率不仅高，而且成果贡献也比长子大。
隔代教育同样可以给我们这种启示。那些由隔代教育而成功的杰出人物如牛顿、托尔斯泰、高尔基、罗素、萨特、梁启超、李大钊、齐白石等不仅性格平和，而且常常长寿，我想其原因也正在于没有给孩子压力的慈容心态。现在很多文章批评隔代教育，认为祖辈一味娇惯、溺爱……其实这种娇惯、溺爱正是这种慈容心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如果一味溺爱，孩子也不可能成才，那些成才者无不是祖辈注意了教育的方法，这样孩子的性情完全开放，必然成为一个性情中人。
因此，对于孩子的教育，母亲的性情越和平，孩子的性格越和谐，母亲在这方面比父亲要优越得多，这种慈容心态应是每一个母亲、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修炼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