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潜意识的重要，无论人的任何活动，潜意识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对于知识也是如此。
博兰霓的知识论认为，人的创造来源于两种意识，即“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集中意识”是指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集中的兴趣或意图；“支援意识”是指我们在思想的时候，都受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响。博兰霓认为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虽然他必须采用“集中意识”，但实际上集中意识后面的根据是他过去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经过潜移默化所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创造源泉是来自个人心中无法表面化的支援意识。
例如，《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列夫·托尔斯泰早已构思好了，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头，才一直没有动笔。１８７３年一个春天的晚上，托尔斯泰仍然没有头绪。这时他随意地走进大儿子赛尔该的屋子里，看到大儿子正在读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给他的老姑母听。托尔斯泰就拿起这本书随便翻了一下，当看到后面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时，他高兴地喊了起来：“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别的人开头一定要描写客人如何，屋子如何，可是他马上跳到动作上去了。”于是他立即走进书房，坐下来写了这部小说的头一句：“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
再如，英国数学家汉密尔顿曾这样叙述他发现对代数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元数”的经过：“明天是四元数的第十五个生日。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１６日，当我和妻子步行去都柏林的途中，来到布劳汉桥的时候，它们就来到人世间，或者说出生了，发育成熟了。这就是说，此时此地我感到思想的电路接通了，而从中落下的火花就是Ｉ·Ｊ·Ｋ之间的基本方程，恰恰就是我以后使用它们的那个样子。我当场拿出笔记本，把它们记录下来。要是没有这一时刻，我感到本来也许还得花上至少10年（也许１５年）的劳动。但是当时已经完全可以说，一个问题就在那个时刻解决了，智力该缓口气了。它已经缠住我至少１５年了。”
托尔斯泰对小说开头的着笔，汉密尔顿对四元数的思考都是集中意识，但是如何尽快获得解答却不是主观能够预定的，它要靠过去获得的大量信息资料在潜意识里的不断编码筛选的支援意识加工才可。支援意识越强，集中意识获得解决就越快越好，反之则越慢越差。
那么，这种支援意识是如何获得的呢？
博兰霓认为它只能在接触或师侍丰富、具体而亲切的事例或师长的过程得来。
例如，一个想做演奏家的人，在他的集中意识中无论多么努力，无论学会了多少种演奏技巧，研究了多少名家传记，听了多少名家的演奏会或唱片，他还是不能变成大家。但一朝被一位音乐大师收为门生，经常跟他一起练琴，偶尔会被这位大师相当武断地改正一下姿势或手法，因为艺术大师也常常只知如何“做”，却不知道何以要这么做！这样日久天长，潜移默化之中他便渐渐形成了一种无法明说的支援意识，心中产生了如何拉琴才对劲的感觉，最后甚至可能超过大师，自成一家而青出于蓝。
博兰霓认为这种支援意识对人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很大的影响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例如，众所周知科学家是追求客观真理的人，他们遵守共同的科学法则，思想风格应该一致才对，但事实却并不如此。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于追求真理的兴趣和想法有许多不同，在剑桥大学受训与在巴黎大学受训，常有鲜明的不同，虽然他们服膺共同的定律，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基本训练，但他们的兴趣、探讨的途径以及在工作时如何发挥他们的本领，都与他们的学派有极大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家的思想工作实际上是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的，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这样思考而不那样思考，在说不清楚的背后完全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即支援意识决定的。想出来的结果要加以证明的时候，科学家必须采用共同的语言，如数学等，但真正的原动力是相当“主观”的东西。
为什么人们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他在想问题的时候，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本身，而不是集中在他如何思考这件事上，实际上，他之所以或肯定或否认，或偏激或缓和，都是由他过去所接受的团体、教育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己的习惯所致。
把人的思想划分为“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还不够大，还比较浅近。事实上支援意识并不仅仅就同大师产生的一点接触所造成的，而是从他一出生便已形成的所有经验的积累，近期的影响不过更加明显而已，而人的所有选择其实都是潜意识的产物，都是过去经验积累的产物。
比如爱迪生。
众所周知，爱迪生是自学成才的，连小学也只念了3个月，在数学方面应该不会深入到?么程度，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当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之后又到德国深造过一年的阿普顿来到爱迪生公司时，也曾自恃自己的数学知识小看过爱迪生一阵。可在工作中一接触，就发现爱迪生演算起来又快又准，精通得很。阿普顿应用高等数学求得的一些答案，只要有一点不对头的地方，他略一过目，马上就能指出来。不仅如此，在计算方法的具体运用上，阿普顿更是自叹弗如。
一次，爱迪生在发明电灯当中，把一只玻璃泡交给阿普顿，让他算算它的容积是多少。阿普顿拿着这个梨儿似的小灯泡，琢磨了好一阵子，找来一根皮尺，上上下下量了又量，再按照式样画好一张草图，注明各种尺寸，然后列出一道道算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爱迪生问他算好了没有，他擦了擦汗说：“还没有，正算到一半。”“正算到一半？”爱迪生有些奇怪。当他看到密密麻麻的计算纸足有一小叠时，忍不住笑了笑说：“还是用这个方法算吧！”说着便拿起玻璃泡，倒满了水交给他：“去把这些水倒进量杯里，看看它的体积，就是咱们需要的答案。”
面对着同样的“集中意识”，阿普顿首先想到的是算式，而爱迪生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快获得所需要的答案，这是因为阿普顿是数学系毕业的，习惯于算式，而爱迪生是搞发明的，习惯于操作。这种“支援意识”的不同不是短时间里形成的，而是过去长期经验、训练的结果。
再比如鲁迅。
鲁迅１８９８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鲁迅儿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第二年初就离开了这所学堂进入路矿学堂。路矿学堂毕业后该如何选择呢？照说该去做工程师，可鲁迅也说自己既不配做半个水兵，也不配去开矿。于是到了日本，这时他选择了医学，为什么学医呢？这是因为他对医学有更深切的体会，在他父亲病重时，他几乎每日都要往返于当铺和药店之间，把家中仅有的财物当成钱给父亲买药，有时还要去捉一对“原配”的蟋蟀来做药引，但是父亲最终还是为庸医所误而离开了人世。
为什么鲁迅最终没有学医而从文了呢？这是因为鲁迅尽管对医学比对军事、矿业有较多体验，但相对于文学来说，医学并不能让他游刃有余，医学并不是他擅长的。文学才是他最擅长的。鲁迅的“天赋”在文学方面，何以见得呢？有许广平的回忆为证。
许广平在回忆鲁迅时曾经这样写道：“他的记忆力和他一生的做人很有关系，有时他不自觉其记忆力的特殊而感慨于别人的容易忘记。他自己承认，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他限定功课，譬如叫他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的唯一的教授法是背诵），他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他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的书责令他背诵，他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他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
鲁迅的记忆力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如此呢？不是，因为他在路矿学堂毕业时是第三名，平均成绩是十分制的八点陆厘多。在日本仙台医专的成绩更差，在一年级的１４２人中，鲁迅为第６８名，平均分数为６５．５分，最需要记忆的解剖学仅５９．３分，而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伦理学为８３分，高出平均分近２０分之多。正是因为这样鲁迅刚读二年级不久就到东京从事文学了。
人们都知道鲁迅是在看到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的麻木才弃医从文的，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契机，一个诱因，一个借口，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发挥自己长处的地方，找到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交合点，他找到了自己支援意识最优越的领域……
这样看来，“集中意识”和“支援意识”还仅仅是思考某一问题时的两种意识，在人的经验中还应该有一个“最优意识”，也就是最优的支援意识，只有当“集中意识”是在“最优意识”的范围中时，“集中意识”才能获得最好的解决。正如鲁迅的“最优意识”是在文学而不在医学，更不在矿学、兵学一样！
当“集中意识”同自己的“最优意识”并不一致时，这时就不能获得最好的“支援意识”，这时的“集中意识”解决起来就很费力，有时甚至极为费力，而这正是那些杰出人物在校学习成绩不好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那些杰出人物在校成绩不好感到不解，认为他们是笨蛋，认为他们的智力有问题，把在校学习成绩同智力上的聪明与否画上等号，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就在于学校的课程是“集中意识”，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最优意识”并不在此，从而出现错位，这样自然成绩不好。
例如植物学先驱林耐，曾在某大学预科学习，成绩很差，以至校长给他父亲写信说：“您的孩子似乎不适合从事学问研究，不如及早退学，学点手艺才是上策。”当他预科毕业要考大学时，学校给他发的毕业证书上写着：“学校的学生如庭园里的小树，即使是无大希望者也可能在某地开花结果。我仅抱着这样一种期望送该生进入大学。”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林耐的学习成绩之糟糕。
那么这样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又是如何成为植物学先驱的呢？
原来林耐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他在牧师庭园里开了一个园圃，这个园圃在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植物?类最丰富多彩的园圃之一。正是在这里，林耐深深地喜爱上了植物，聚集贮存了大量的植物学知识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形成了极为丰厚的植物意识。这样２０岁之前他在省府上小学和中学时，几乎忽视了这个主要是神学预科学校的大部分课程，而仅仅对属于国际科学语言的拉丁课和自然课感兴趣，这样一来他的学习成绩怎么可能会好呢？
但是，别的科目成绩不好并不能说明问题，在他的最优意识的植物学中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当时教他自然课的是罗特曼医生，对他的看法同其他老师恰恰相反，认为林耐是个天才。在罗特曼的指导下，林耐初步地了解了科学的世界，熟悉了图尔耐福特的植物分类学和维兰德关于植物有性别的思想。正是因为这样，当林耐的“集中意识”同“最优意识”合为一体时，他的天才就开始放射光芒了。２３岁他就开始发表关于植物学方面的论文，大学三年级就接受委托讲授植物学了，２８岁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就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自然系统》。
作为现代舞蹈之母的邓肯，学校成绩也极差，10岁的时候就辍学了。她曾这样回忆她的学校生活：“我记得我在班上，一会儿被认为聪明得令人惊异，是班上最拔尖的；一会儿又成了倒数第一，蠢得不可救药。这完全听凭我是否乐意了，看我是不是屑于费点劲去背熟要我们背熟的功课。说真的，我对于它讲的是什么，一点儿都不了解。不管我在班上是拔尖的还是倒数第一，上课对我来说都是乏味讨厌的。我不时看钟，好不容易挨到3点就自由了。”
邓肯的母亲是位音乐家，靠教音乐谋生。每天晚上，母亲都坐在钢琴旁，一弹就是几个钟头，完全沉浸于音乐和诗歌之中。以至于似乎把孩子们都忘了，起床睡觉都没有固定的时间，生活也没有任何约束。
正因为这样，邓肯才这样说：“我真正的教育是在晚上受到的。那就是母亲给我们弹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者给我们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者彭斯的作品。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时刻。母亲朗诵的诗篇大部分是背诵出来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邓肯虽然不适应学校制度，但却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离开学校之后，她说自己成为非常好读书的人。尽管到图书馆很远，但还是跑着步、跳着舞地到那里。那时她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读了无数小说，有好有坏，有精华，也有糟粕——贪婪地什么都读，往往坐在白天搜集来的蜡烛头的亮光下通宵读书，直到黎明。那时她还写过一部小说，编过一份报纸，所有社论、本地新闻、短篇小说，都是她一个人写的，并且每天还坚持记日记。
这种“集中意识”与“最优意识”错位的典型表现便是考试，不考试时还反映不出这种错位，大家还彼此彼此，一旦考试则不足之处毕露无遗。因此很多杰出人物对这种非自己优势项目的考试简直深恶痛绝。
爱因斯坦是一个不擅长考试的学生，为此他在《自述》中曾这样写道：“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有用无用的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考试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
日本发明家加滕与五郎对自己参加高考的感受更是到了恐怖的地步：“就这三次考试，使我感到头脑有些不正常。有两三年的时间，我的头脑变得几乎不能思考问题。直到二三十年后，我还做着因那次考试而伤脑筋的梦。硬背死记很多东西，对于头脑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完全消灭思考能力，而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经验。”
即使是成绩很好的学生，对考试都会有一种恐惧感，因为总有自己不擅长的。文科好的怕理科，理科好的怕外语，外语好的又怕体育！学校成绩之所以不能反映那些有专长学生的实际水平，是因为它用一种尺度去衡量所有的学生，这就像用跳高去衡量运动员一样，那些举重、射击、拳击、游泳等运动员等可能都在不及格之列；又如用吊环去衡量运动员一样，那些跳伞、赛车、相扑、球类等运动员也都可能惨遭淘汰。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优势项目！对于运动员尚且不能用这种单一标准去衡量，更何况千变万化的智力领域了！
卡莱尔曾说伟大的人物是火种，而他那个时代是一堆干柴，他一旦点燃那堆干柴，那堆干柴就会围绕着他熊熊燃烧，发出像他一样的火焰。其实伟大的人物并不是生来就是火种，而是经验积累起一堆干柴，然后自燃而又燃烧这个世界的，那些杰出的人物都是让自己的全部体验都能得到燃烧的人，而平庸的人则是无法能让自己彻底燃烧的人。
幼儿园的创始人福禄培尔出生9个月母亲就去世了，以后在他冷酷无情的继母和严厉的父亲抚养下成长，度过了困苦、孤独的童年。长大后他并没有什么特殊，他在大学里学习建筑学、测量学等，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裴斯泰洛齐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一席话激起了他全部生活的经验，让他忆起了童年的遭遇，让他意识到了母爱的可贵，让他认识到家庭的重要。因此福禄培尔这样写道：“我以前不自觉，但是现在好像发现了长期向往的东西，长时期想到的美中不足的东西，终于发现了我生涯的活动舞台，我好像水?的鱼，空中的鸟一样幸福。”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那些杰出人物的传记，都能发现这些人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萌芽。孔子很小时就不喜嬉闹而愿意玩祭祖的游戏；拿破仑儿时不愿听从大人的话，但却总是一个深孚众望的孩子王；达尔文尽管对文法、诗歌不感兴趣，可对植物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好；爱迪生无法在学校接受教育，可其好奇心却日甚一日……伟人的成长都可以追溯到童年，追溯到童年的经验，而这童年的经验对日后的“支援意识”优势区域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人总是在这种影响下寻找自己最擅长的方法、领域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儿时的经验决非是不重要的，相反是最重要的！
我曾经向一位种田的老把式讨教：为什么会有抢收抢种的“双抢”，“抢种”还好理解，为什么谷物成熟了还要“抢收”，是不是只有抢收了才能空出田地来抢种？
老把式笑着告诉我不全是这个原因，因为即使这块地不再种上庄稼也要抢收。像水稻，一旦过了时间就非常容易“掉穗”，甚至连割都无法割，碰一下穗子就断了，稻粒就掉了，而在这个时间之前，稻子怎么割也不会“掉穗”。这个时间转化非常快，往往是昨天还不掉穗，今天就掉穗了，如果还不抢收的话，损失就更大了，因此农谚有“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九成收”。
被老把式这么一解释，我真的感到了那种“双抢”的紧张：全然不像自己过去想象的那样简单！于是又问他为什么要“抢种”？
老把式回答说“抢种”就更重要了。比如荞麦，“双抢”过后必须立即种上，因为荞麦必须在霜前收获，在霜前还不能收获，那么这一季就白辛苦了。一来天气一冷荞麦无法成熟，如果霜再一打，荞麦的穗子更是颗颗落地。所以种田非常重视农时，二十四个节气，一个节气半个月，一般不能超过一个节气，误了农时就会“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里豁然一亮，这难道不也正是儿童教育重要性的一个写照吗？“母误子一轮，便误子一生”，可能这一轮12年还不能表现这种教育的迫切，也许更是“母误子半轮，便误子一生”，母亲耽误孩子6年，就会耽误孩子一生，这真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