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曾说：“成为一个女人是一次艰难的修炼，这项修炼的主要内容就是与男人打交道。”其实这项修炼还包括，勇敢面对家庭与事业的艰难权衡。弗吉尼亚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玛丽娅·米勒，针对女性面临的这种权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平均而言，女性如果推迟一年生育第一胎宝宝，她一生的总收入将上升10%。部分是因为推迟生育会增加女性在剩余工作年限中的工资收入，大概为3%；部分是因为可以延长女性的工作时间。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而言，这一增长效应比10%还要高些，对于职场女性来说，这一增长效应还要高更多。
所以，如果一位母亲是在24岁而不是25岁时有了大宝，这位母亲就要因此而放弃10%的终身收入。这一收入的降低包括两方面：首先是收入的立即降低，随后是长期收入增速的放缓，直到这位母亲退休。同样是34岁的母亲，10岁孩子的母亲（24岁时生的宝宝），与9岁孩子的母亲（25岁时生的宝宝）相比，只能在更低的基本工资的基础上，获得更低的工资增长率。令人吃惊的是，《家庭医疗休假法》的通过并没有使这一现象有所改观。
米勒教授是怎样知道所有这一切的？要知道，比较不同年龄生育女性的平均工资并不容易。一个24岁当妈的女性与一个25岁当妈的女性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而这种不同会对二者未来的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或许24岁当妈的女性收入小于25岁当妈的女性的原因是因为缺少进取心，或许24岁就当妈的女性之所以这么早地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就是因为早已看到自己在职场方面不会有大的发展。
所以，米勒教授确实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的做法很有智慧，具体如下：相较于随机选取两组24岁当妈的女性和25岁当妈的女性作为样本进行比较，米勒教授选取样本的方法更具技巧性，他选取24岁当妈的女性作为一组样本，选取25岁当妈但在24岁时流过产的女性作为另一组样本，这样选取样本的方法更有效率。因为这样的两组女性（24岁时）在怀孕方面都做出过相同的选择，但之后，一部分女性选择通过手术推迟大宝到来的时间（即25岁才当妈的那部分女性），另一部分没有。这样的对比很公平，通过分析这两组女性之后一生的收入情况，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结论，而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上文所述的收入上升10%的结论。
但这种样本对比仍不够完美。流产和低工资可能由相同的原因造成，比如健康状况较差。针对这一观点，米勒教授回应了两点：第一，指出绝大多数的流产与健康状况无关；第二，承认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米勒教授接着进行了一项效果相当的对照实验。选取25岁当妈的女性作为一组样本，选取24岁当妈但实际已采用避孕措施的女性作为另一组样本，这样选取的两组女性在24岁时都不想怀孕，但部分女性由于偶然因素怀孕当妈。对这样两组女性之后一生收入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作为上面实验的参照。
同样道理，这样的实验也不够完美。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依然怀孕，可能意味着这些女性粗心大意，而粗心大意不利于人们在职场中获得成功。所以我们需要再进行一组对照实验，这次我们依然选取两组女性作为样本，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打算在23岁之后“努力”生孩子，不同点是有的成功地在24岁时生下大宝，有的则在25岁时生下大宝。在生下大宝的时间差异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情况下（至少不是由可以影响工资收入的因素造成即可），我们就可以将上述干扰因素排除。
上述“流产实验”“避孕实验”“努力怀孕实验”都不完美，但它们的结论一致。三个不完美的实验相加也得不到一个完美的实验，但当它们同时指向同一个答案时，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几分自信相信这一答案的正确性？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结论就很清晰了：“早当妈”与低工资之间不是相互影响的相关性关系，而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早当妈”是因，低工资是果。这就是优秀的实证经济学的厉害所在，利用创造性的、考虑周全的方法，找到相关关系（双向的）与因果关系（单向的）的区别所在。
每当我在杂志专栏中发表关于实证主题的文章时，都会有读者寄来善意的信件，提醒我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不同。相信我，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一点。提醒经济学家具有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就像提醒化学家做实验时前要保持试管清洁一样，略显多余！每一位合格的经济学家都需要经常处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类的问题，就像每一位合格的化学家都需要在实验之前保证试管清洁一样。米勒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的这一点做得尤其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