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生的早期对人的一生影响极大，大凡有成就者，其童年大多都有某种特殊的表现：文学家者多已对读书听故事兴趣极浓，艺术家者多对所痴迷的艺术有所偏爱，军事家者或许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对打架斗殴却表现出一种发于内心的热衷，政治家者对统御人心多已有了不少实践，因此，自古英雄出少年。
在世界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１８岁佐其父腓力二世统一希腊，２０岁时继承王位，２２岁远征亚洲，３２岁完成他的征服；汉尼拔２２岁为迦太基军队统帅，３１岁时组织指挥了历史上著名的坎尼会战，大败罗马军；恺撒不到而立之年就已成为声威卓著的政治家，拿破仑２６岁为法军首领，３０岁时第一次执政，３５岁时为法兰西皇帝兼军队统帅；瑞典王查理十二，１７岁时率军击败俄、波、丹麦联军，１８岁时征服丹麦……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如此，项羽起兵为西楚霸王，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李世民起兵反隋都是１８岁；三国时，孙策２０岁率军渡江建立东吴政权，周瑜３３岁大破曹操于赤壁，诸葛亮出山时不过２６岁；李自成２３岁起义，３０岁立为闯王；太平天国的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也都极为年轻。
这些还是在需要经验、资历的社会领域，在其他纯知识领域更是如此。
普希金和雪莱都是２１岁分别写成长诗《普斯兰和柳德米拉》和《麦布女王》；狄更斯和席勒也不过是２４岁就分别发表了《匹克威克外传》和《阴谋与爱情》；歌德２５岁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伏尼契也于同样年龄写成《牛虻》；果戈理２６岁写成《钦差大臣》，３２岁完成《死魂灵》；拜伦２９岁出版第一本诗集《懒散的时刻》……
中国也同样如此，屈原２１岁写出《橘颂》，２３岁写出《离骚》；陆机２０岁写出《文赋》；刘勰３０岁写出《文心雕龙》；近代的鲁迅２３岁写出《自题小像》；郭沫若２９岁出版了我国新诗的奠基作《女神》；曹禺２４岁写出话剧《雷雨》；艾青３３岁写出《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７岁就参加旧金山交响乐队的演出，２１岁时就被誉为“成熟的艺术家”；莫扎特４岁就已作曲，６岁就开始举行音乐演奏会；贝多芬曾以“莫扎特第二”的姿态６岁时举行了音乐演奏会；门德尔松９岁公开演奏，１２岁即能创作，被誉为１９世纪的莫扎特；肖邦第一次演奏会仅是８岁，从此之后一致被认为是神童；钢琴之王李斯特９岁开演奏会，被呼之为“莫扎特第二”。
在科学领域也是如此：伽利略１７岁发现钟摆原理；伽罗华１７岁创立了群论；爱迪生２１岁取得了第一项专利；牛顿２３岁创立微积分；海森堡２４岁建立了量子力学；爱因斯坦２６岁完成狭义相对论……
有人对１５００年～１９６０年全世界１２４９名杰出科学家和１９２８项重大科研成果进行过统计，发现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区是在２５岁～４５岁，最佳峰值年龄在３７岁左右。在对诺贝尔奖部分获得者的统计中，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为３５岁，化学家的平均年龄为３９岁，这些仅仅还是做出重大贡献时的年龄，事实上在他们才能显示时其年龄比这还要小得多。
但遗憾的是，我们一方面在高呼“自古英雄出少年”，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重复“大器晚成”这样的安慰，而我们对“大器晚成”的理解又多是“大器晚做”，这是极为错误的！在所有“大器晚成”型的伟人中，找不到一个是“大器晚做”的。
人们最熟知的“晚成”是达尔文，达尔文生平著作达１４厚册，是４５岁才出版的。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在伦敦初版《物种起源》时，他已５０岁，但是他２２岁就离家登上“贝格尔号”作环球旅行，考察动、植物，１８岁时就写成了两篇生物学论文：一篇是讲述他发现一种被人们认为是“卵”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幼虫；另一篇则相反，他发现一种被人们认为是幼虫的东西，实际上是卵囊。如果再追究下去，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史，尤其是对于收集工作方面，逐渐发生了浓厚的兴味”。他说：“我尝试给植物规定名称，还去收集各种各样的玩物：贝壳，火漆封印，免资印纸，钱币和矿石。我想要成为一个研究分类的自然科学家、古玩收藏家或者守财奴，这种欲望已经十分强烈，而且确实是天生的……”
黑格尔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例子，他３７岁发表《精神现象学》而让他一举成名，但是对于这样一本名著，绝不可能是一时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易卜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一个，他的《玩偶之家》在他５１岁才享誉世界，但是这位被称为“近代戏剧之父”的人“天生就对诗歌、绘画很感兴趣”，２１岁时就自费出版了一个戏剧集。虽然随着人们对他们了解的加深，达尔文、黑格尔、易卜生等已经不再被认为是“晚做”甚至是“晚成”的了，但是“大器晚做”的思想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仍然没有消除，仍然根深蒂固，总是不时地会有新的面孔来代替已被推翻的偶像。现在人们常提的“大器晚做”的例子便是基因学说的奠基人——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因为他的基因学说是在４９岁～６０岁之间完成的，６７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似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器晚成”乃至“晚做”的典型……
可是只要我们去读一读他的传记，甚至只要去看一看他的简历，这些所谓的证明都将成为反证——不仅不是“晚成”相反却是“早成”的典型！
摩尔根是查尔顿·摩尔根和其前妻艾伦·霍华德的儿子，父母双方都是名门望族。童年时代他就花费了很多时光，拿着捕蝴蝶的采虫网漫游了以农业为主的肯塔基州的山村田野。有一次他和堂兄弟俩解剖猫，觉醒的猫发起怒来，从桌子上跳下去逃掉了。１０岁的时候他就将房顶上的阁楼要了下来，刷上油漆，糊上墙纸，作为他放置标本的场所。搜集来的标本有剥制的鸟、鸟卵、蝴蝶、化石、石头和其他在野外留心找到的东西，并且他都细心地加上标签。所有这些活动，都使摩尔根十分爱好并熟悉了博物学，他毕生都保持了对博物学的爱好，以至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别人不能鉴定的标本，最后要找到他这个遗传学的教授！由此可以看出他早年所受教育的良好。
他的学业状况又是如何呢？同样是无可挑剔的。他１４岁就进入肯塔基州立学院的预科部，学习了两年之后转入该学院的本科，２０岁时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动物学学士学位。２４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学业无可挑剔，事业更是一帆风顺。他３４岁就出任美国遗传学会和美国形态学会会长，４３岁出任美国博物学会会长，４４岁出任美国实验动物学和实验医学学协会会长，５３岁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６１岁更是担任了美国科学院院长，６４岁又任美国科学促进学会会长……
虽然他６７岁才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在获奖之前早已大器已成！即使是面对诺贝尔奖，这次也是第三次提名，前两次分别为５３岁和６４岁。
有人可能对这些外国名人不感兴趣，他们会提出“大器晚做”的中国代表——苏洵，也即苏老泉。在《三字经》中就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事实也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２７岁才开始读书。
苏洵的高祖苏祜，祖父苏杲，父亲苏序，这三代虽在仕籍方面不显，但一直承继着苏家书香门第的传统，均为蜀中名士。如苏序，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说他的诗“多至千余首”。苏洵有两个哥哥苏澹、苏涣都中了进士，苏洵自幼“为人聪明，辩智过人”，“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１８岁就进京参加了进士考试，只不过无功而返罢了。不久即同眉山首富程文应之女结婚，从结婚到２７岁大发愤这段时间不再参加进士考试。
从现在的研究成果来看，苏洵２７岁大发愤之前也并非有意整日“游荡不学”，而是要承担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在这段时间，他的父亲苏序已年过六旬，而且一贯不理家事。母亲史氏夫人在苏洵２４岁时已去世。大哥苏澹是一位读书人，身体似乎也不太好，在苏洵２９岁时就死去了。二哥苏涣在外做官，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很自然地落到了苏洵的肩上。
但是，苏洵儿时打下的学习基础应该是极良好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生活的浸泡，他终于在２５岁时有了思想上的苏醒。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到２７岁时，更是对妻子程氏夫人说：“吾自视，今犹可学。”一般人在２７岁时早已不想在学问上功名上去奋斗一番了，而他却颇自信地说“今犹可学”，由此也可想见他儿时绝不是一个在诗文方面毫无敏感的孩子。一年以后，苏洵即满怀信心地再次进京举进士，虽然不中，却也从中看出苏洵不凡的气概。３７岁时第三次进京举制策，仍然不中。但是苏洵并没被失败所吓倒，相反却屡败屡战，屡败屡勇，终成一代大家。
纵观苏洵的求学与成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１８岁初举进士不中，也许是“少不喜学”所致；２９岁再举进士不中，是因为苏洵不长于“声律记问”之学，而考官又只知道以“声律记问”之学量人，苏洵屡试不中也就很自然了。３７岁三举制科不中，苏洵豪放的个性表现出来了，他不再像当时的读书人老死科举那样，相反认为“此不足为学也”，绝意于功名，而发愤于学术，烧掉了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闭门读书七八年，遍读圣贤文章而后胸中豁然以明。正是这样的良好基础再加上后来的发愤苦学，才让他一步一步登上其时文章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认为他２７岁才识字发蒙，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就连《三字经》也说是“发愤”而非“识字”。
孔子是４０岁以后才开始活跃的，但是他１５岁便有志于学了，到了３０岁已有了规模，４０岁时已不惑。孔子的成就虽迟，但他对大器早成却深有认识，他说“后生可畏”，又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
还有一次，孔子的老朋友原壤叉开两腿坐着接待孔子，孔子生气地用手杖敲着他的腿说：“你小时候不讲孝悌，长大了没有什么成就，老了还不快死掉。真?个害人的人！”清代的张履祥说这三句话自是相因，小时候不讲孝悌，不懂礼貌，不好好学习，到长大时必然没有什么成就；长大时没有成就，到老时还不死掉就是个害人的人，既有负其初心，则必败于其末路矣。
我国早期心理学家张耀翔言：“四十岁以前有相当成就，以后继续发展至更大进步，这是常有的事，这是宝刀不老，而非大器晚成。早年毫无表现，希望到了晚年，忽然蔚为大器，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有“大器晚成”这一说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是人们将“成”字理解偏了，将成名同成功视为一体。其实成名固然有时同成功同时，但更多的是成名比成功要迟，甚至要迟得多，从这个方面说“大器晚成”应为“大器晚承”。
法国的罗曼·罗兰堪称这一类的典型。
罗曼·罗兰４８岁才获得认可，但却是一次性的世界性的认可，可谓“大器晚成”了。但是远在此之前，让他成为我们这一个世纪领袖人物的那些著作实际上都已经完成：10个剧本，名人传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前八卷等等……
不仅如此，他在中学时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而在他２３岁时，他在罗马同７０岁的玛尔维达·封·梅森堡相识，梅森堡就在其时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一书中，满腔热忱、毫无保留地推崇他前途无量：“但是，和这位青年（指罗曼·罗兰——作者注）相识，不仅仅在音乐方面给我带来了巨大喜悦。要知道，在垂暮之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在青年的心灵中发现和你一样向理想、向更高目标的突进，对低级庸俗趣味的蔑视，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多亏这位青年来临，两年来我得以同他进行最高水平的精神交流……如上所述，不仅仅是这位年轻朋友的音乐天赋给我带来了我早已失去的快乐，而且，他也深信自己在其他一切精神领域所具有的才能，力求取得充分的发展。通过这种不断的激励，我又获得了思想的青春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诗歌的强烈兴趣。在这最后的一个领域，即在诗歌方面，我也逐渐发现这位青年的创作天赋。令我惊奇的是，这方面的证据竟是他的一篇剧作。”“这位年轻诗人的道德力量，有可能使法兰西艺术再次复兴。”
再拿上面的摩尔根来说，他也同罗曼·罗兰一样，还在学生时代就已被威尔逊教授认定为前途无量，从而充当他的保护神了。
在１９３２年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上，威尔逊曾向聚会的代表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遗传学家，过去也不曾是遗传学家。只是马马虎虎地被人认为是个遗传学家。所以，如果我暂且吹嘘一下自己在遗传学这个领域中的还没有受到过表扬的功绩，大家将会感到吃惊吧！那功绩就是远在４０年前即１９００年孟德尔业绩复活之前，我就发现了这位新的非常优秀的孟德尔式人物，就认识到这位人物是如何的出类拔萃。他就是众所周知的本届遗传会议的名誉主席——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其次是人们将“晚”字理解偏了，将“终成”理解成了“晚成”，将最终的成功同它开始的努力割裂了。尽管大器们的确常常晚成，但他的努力却很早就已开始，在这方面“晚成”应该是“终成”，因为它与“早始”是对应的。
套用一个人所共知的年表，司马迁的《史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历时１８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１９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２２年；法布尔的《昆虫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３０年；谈迁的《国榷》３７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４０年，歌德的《浮士德》前后有６０年……
固然，这些著作是“晚成”，但却是“早始”的，是到了晚年才最终完成，绝非我们平常意义上的“晚成”。
对“大器晚成”理解褊狭的还在于“大器”，以为“大器”才会晚成，而这种“大器”又是一鸣惊人式的，曹雪芹式的，殊不知这种“大器”是由“小器”不断地累积而成的。
邓小平是在年近80时才在中国政坛发出一生最耀眼的光芒，才最终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的，但是这“大器”却是由“小器”“中器”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就邓小平来说大的起伏就有三起三落，而每一次站起来都更加有力，他曾戏说如果世界上有政治家的奥林匹克金牌的话，他能获得。
不断地由“小器”“中器”发展到“大器”是几乎所有的“大器”成长的普遍过程，由于不断进步，到了人生后期成果比先前更为壮观，这是大器们的最常见的现象。
有不少人割断成才的前后过程，认为“大器晚做”的天才多得出人意料：夏目漱石迈出作家的第一步时是４０岁，富冈铁斋作为画家出名时为５０岁，摩西从一个牧羊人到成为统率民众的预言者时为８０岁。因此怂恿那些放松儿童教育的观念。如果说从勉励的角度鼓励那些没有抓住大好时机的人努力尚可理解，但如果认为玩他几十年也能一朝成名，则只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且最终也是绝对不可能兑现的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