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孩子的培育、人的培育这一问题采取完全忽视态度的，首推教育。
这些年随着大众传媒的过程性紊乱，青少年性犯罪成为全社会的一大问题。因此，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呼声甚嚣尘上。让学生正确对待性，对待月经和遗精，对待性器官、性兴奋、性快感，对待手淫、性幻想、性诱惑，对待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学生的性神秘面纱揭开了，于是学校里和社会上传来一阵阵欢呼。
但是，效果却决不像我们开始预期的那样理想。过去封锁信息固然欠妥，但现在这样耀人眼目地大加刺激似乎更为有害。性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是孩子！可是我们有哪一种性教育的指向不是对着性器官，而是将学生引向学会正确运用这一人生的本能与权利，学会承担父亲母亲的责任感呢？如果性教育的目的不能增强学生对自己将来为父为母的责任感，那么性教育同诲淫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性教唆又有什么区别呢？社会上难道还少了那些打着“性教育”的旗号而行诲淫之实的杂志、书刊、录像、图片展览了吗？学校里难道还少了那些坚守着自己的社会良心而避开这类“性教育”环节的老师了吗？在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教育目的的敏感问题上，性教育怎么可能不步入歧途呢？
即使退一万步说，像很多文章为了宣传性教育的迫切性而渲染的一对大学生夫妇不知性生活为何物或者是将尿道当成产道一类的黑色幽默属实，最后也因为这种性教育而不再发生类似的夫妻笑话，但是，谁能担保他们生下孩子后，不会又闹出让婴儿吃五香蚕豆、太阳锅巴的悲剧！面对同样无知的生育经验，人们在笑话的同时，难道不要为那可怜的孩子再痛哭一次吗？
倍倍尔曾痛心地指出：“违反自然的事情始于小学。先是性别隔离，然后是颠倒黑白或者是不教授与人类性别有关的内容。在每个还算不错的学校也教授博物学：孩子们从中了解到鸟类下蛋，然后孵化；他们还知道，交配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公鸟和雌鸟必须共同筑巢、孵化和哺育雏鸟。此外，他们还了解到，哺乳动物胎生幼兽，他们听说了发情期和发情期中公兽追求母兽的搏斗；他们还知道一般产仔数，也许还知道母兽的怀孕时间。但是，人类自身的诞生和发展却裹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中，对此他们茫然不知。”
苏霍姆林斯基针对人类２０世纪中学教育的这种现象，曾经深有感触地指出：假如一位教师把一个与八年级或九年级学生进行交谈教育的座谈会，用来专门谈论“年轻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这个题目，那么这个教师就会被看做是一个怪人，“可是，当时与年轻人谈论这个题目，确实比讨论亚西利亚国王的陵墓和银河系的中心要重要得多”。
这位教育家用自己的亲身体会举例道，在高年级上课时，只要一谈到那些文学课里回避不了的、教学大纲规定要讲的爱情、结婚、生孩子，男女少年们的脸上就浮现出顽皮的笑意，孩子们开始窃窃私语……
“在有关人的生活和对人的未来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看到了孩子们的轻率态度。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情况应是这样的：在谈到爱情、结婚、孩子、人（幼儿、儿童、少年）的那一瞬间，应当产生这样的激情，就像看到有千年历史的艺术古迹时所感受到的一样。我们年纪较长的一代应当学会跟儿童们、少年们谈论这种伟大、美好的人类感情——爱情、结婚、生孩子、至死不渝的忠诚之情；谈论死的悲哀和内心的回忆。在我们未学会谈论、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是不会培养孩子具有高尚、纯洁的心灵和情感的。无知识、无礼貌的环境，早晚会变成孩子的眼泪和愁苦。”
如果说小学、初中里的孩子还小，在家庭方面的意识还很淡漠，这时如果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比重可以减轻一些的话，那么，对于高中学生来说，这应该是比任何一门课程都要重要得多的必修课，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系统地学习知识了，因此必须抢在他们生育之前，教育就要为生育——这一重要任务做好准备，但是，现实中的我们却一再无视这一人生最重要的课程！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说：“现在高中和高中以上的所谓教育，只教人如何做一番社会事业，说得小一点，只教人如何找一种职业，再小一点，只教人学一套吃饭本领，并没有教人如何做父母，更没有教女子如何做母亲。师范教育也是一样的不着边际，它只教人如何做别人家的儿女的老师，没有教人如何做母亲，做自己的子女的老师。”
中学里的这种忽视已经是不可原谅的了，但是更不可原谅和不可思议的是，对于已经达到法定结婚生育年龄的大学生，我们的学校还好像忘记了这群人也是人，也要结婚生子一样，居然对此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人类难解的谜中之谜了！
许广平在吃够了初为人母的苦头之后感慨道：“本来做女学生如果教授育儿法，在五四以后的女青年是认为不大适合的。就算听过些儿童心理学，那是预备做教师用的，和养小孩不发生关系……因此我想，结了婚的女性，总有做母亲的一天，最好还是有这样的研究所或指导所，对于小孩，那惠福真不浅呢！”
面对这种不幸，一百多年前斯宾塞就这样痛心地指出：“如果由于特别的机会，我们除了一堆学校课本和某些大学考卷之外，什么也没留给那遥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时期的考古学者，当他在从那里面找不着任何东西指出学习者有可能做父母时，会感到怎样的迷惑。我们可以揣测他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一定是他们那些不结婚的人的课程。我从这中间看出对许多事情作了仔细的准备，尤其是对阅读一些早已不存在的国家和同时存在的国家的书籍（从此似乎可看出他的本国语文中只有很少值得读的东西）；可是关于带孩子的事一点也找不到。他们不至于那么荒唐来完全忽略这个最严重责任的全部训练。显然，这是他们某个僧院宗派的学校课程。’
“说正经话，子女的生与死，善与恶，都在于父母怎样教养他们，可是对于今后要做父母的人在教养儿童方面连一个字的教导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一件怪事吗？把新一代的命运放在缺乏理智的习俗、冲动、幻想中去碰机会，再加上一些不懂事的乳母的建议和奶奶们的带成见的劝告，难道不是荒谬绝伦吗？如果一个商人毫无算术和簿记的知识就开始经商，我们会说那是瞎干而眼看他要得惨痛的后果。或者一个人如果没学解剖学，就开业进行外科手术，我们也会为他的胆大包天感到惊讶，而可怜他的病人。可是一般父母从来未考虑过那些在身体、道德、智慧方面应该指导他们的原则就开始教养儿童这个艰巨任务，却并没有引起对他们的惊讶，也没引起对受害者的怜悯。”
对照今天我们学校的情形，斯宾塞的话仿佛就是昨天说的。
我们的校园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有各种各样的协会，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有各种各样的特别的非正式的群体，可是，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如何胜任亲职的组织成立呢？
我们的学生可以欢呼一个杀敌英雄、一个考古学者；可以欢呼一个流行歌手、一个夺得奖牌的运动员；可以欢呼一个自己一辈子可能也不会去做去学的记忆冠军，一个养了别人不曾养过那么多牲口的专业户。但是，何曾去欢迎一个优秀母亲针对自己明年、后年就要面临的生育这个实际问题来做一场报告呢？
我们的学校像中药铺、像百货公司那样开出了数千门重要或无甚重要的课程：桥牌、围棋、ＵＦＯ探索，为了一个符号的错误不惜将学生开除回家，为了一个实验动作的规范要让学生练习上一个星期，为了一个投篮的姿势要让一个农科学生苦恼一个学期，可是，什么时候去为他们开一门“家长教育学”或“亲职教育学”的选修课呢？
我们的人文教授摇头晃脑地向学生考证着《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在哪里，杜牧的杏花村到底是哪个，诸葛亮的故里究竟在什么地方，“天下第一泉”“钓鱼台”究竟有多少；我们的师范学生总是被谆谆告之要献身教育培养人类，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教授告诉他们：教育学生应从教育自己的孩子开始！
我们的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作家、诗人、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总经理……但是谁都不曾去想自己首先应该去做一个称职合格的父母；我们的学生可以整天谈论拳击、球赛、歌会，但却从来不会去谈论生育孩子这样永恒的话题；我们的学生可以将音乐、体育的意义阐述得十分透彻，但对流产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竟毫无所知；我们的学生可以对星球、黑洞、红学、太阳黑子如数家珍，但对马上就要亲手服侍的婴儿特性一无所知；我们的学生可以选修几十门还没有考试就已经过时的课程，但却从来不曾有人对他讲起这一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课！
我们的女学生更是可怜，她们仿佛生育与己无关一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她们把时间花在打扮上，花在跳舞上，花在织毛衣上，花在追星上，可就是不愿花在了解孩子的生长上；她们有许多爱好：插花、剪纸、刺绣、编织、收藏各式各样的小艺术品，可就是回避她们将来躲避不了的抚养孩子这一主职；她们跻身于一项又一项时髦的比赛，健美操、时装表演、发型设计，可就是不想沉下心来筹划为这个世界生育培养出一个伟人……
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人将以不解和嘲讽的眼光，来审视当今教育这一显而易见的残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