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外交往史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很典型。
现在大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讨论《光明之城》的真假。大家能不能想想，这种关于真伪的争论背后，是否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要坚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为什么有人要相信《光明之城》的真实？有时候，你不必去讨论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某人某事，也许那是争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看看那记载这人这事的文献是否有某种思想和意图？
和这有关系的另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在说的，中国人像法显、郑和发现美洲。最近，围绕一个英国业余学者孟席斯《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还在争论。很多人都指出他那些关于古航海地图、关于沉船等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其实，我们不必总纠缠在真的还是假的上面，还可以看看，这种争论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
为什么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出现在晚清的积弱时代，又大盛于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呀？它和当时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郑和航海发现新大陆的说法出现在当代的英国呀？它和后殖民思潮、世界体系、大分叉的想法有什么隐约的关系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后现代历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
大家注意看，英国作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编有一本书叫做《传统的发明》，这本书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传统”不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是当代人“发明”出来的。所以，当代欧美一些历史家，非常热衷于非洲大湖区的历史。比如大卫·勋伯伦（DavidSchoenbrun）研究东非大湖区土著在1890年到1990年的反抗历史，帕特里克·哈里斯（Patrick Harries）研究南非祖鲁人的历史，都有重建历史，作为政治动员力量和族群认同的意思。很多后殖民历史学理论也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其实，很多大湖区的历史记录是纷乱的，当他们要反抗殖民统治时，重新建构了很多历史，甚至动用殖民者的历史资料来重新编织土著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必一定是真的，但它支持着土著人对独立的争取，反映了他们两百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与虚伪并非讨论的重点，对历史真伪的清理，属于现代历史学的范围，而不是后现代历史学的关注点。
▍“历史研究者总需要一个最后的边界”
我并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认同后现代的观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地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
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象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
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的秘方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象，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地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