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英雄
对于有良心、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商人来说，他们有来自道德和经济的双重动机来驱逐那些到处欺骗的商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1776年，一个名为“反欺诈交易保护者协会”的组织在伦敦成立了。21该协会接受消费者的书面投诉、支持消费者用法律行动保护自身利益，协会成员一旦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就会被除名，有“良好的信用和口碑”的成员会得到协会颁发的纸质表彰证书。到了现代，类似的保护者协会继续存在，它就是现在的美国商业改善局。很显然，商业改善局是依据消费者的投诉开展行动的，现在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方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打击伪劣商品生产者的方式。如果协会会员，同时也是商家，互相投诉，那么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投诉的动机就非常可疑；而如果由客户自身提出控诉（商业改善局会核实这些指控），这些投诉信息就可靠得多。
进一步的反欺诈保护来自企业界自身的规范。尼尔·米诺（Nell Minow）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股东维权活动家，她发现恶名能够有效阻止坏行为的发生。22她曾指出，美国大型企业的董事们都非常注重自己公司的声誉——他们是“世界上对声誉最敏感的人群”。23不仅仅是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或律师（律师执业誓言）才有自己既定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商业组织都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如果用单倍行距打印，其道德准则可足足写满页纸24。又比如商会，它们在几乎每一个美国社区（不管社区大小）都宣传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如果在更微观的层面，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当乔治的曾祖父于1900年前后在巴尔的摩破产时，大约有50万美元左右的欠账，他的儿子们毅然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债务。作为回报，巴尔的摩本地的商业圈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成为当地斯蒂庞克汽车的经销商，以便他们能够履行偿债义务。这正是商业道德的一个实践案例，无论从哪一方来说均是如此。
政府的英雄
拒绝欺骗还有另一个新方向，即通过法律标准的演化实现对人们的保护。莱德劳公司诉奥根是一起早期的美国最高法院案件，正是在此案中，美国商业法的基础——买者自负 / 卖者自负（购买方责任 / 销售方责任）这一共同原则得到了确立。1815年2月19日清晨，新奥尔良的烟草商人赫克托·奥根（Hector Organ）得知英国与美国已经签署了《根特条约》，两国间从1812年开始的战争已经结束。在这条消息传开之前，奥根火速来到莱德劳公司购买了111大桶烟叶，共120 715磅重。奥根已经预见到来自英国海军的封锁即将解除，烟草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在购买这些烟叶时，他表现得非常狡猾，当卖方询问他是否知道什么特别信息时，奥根回避了这个问题。25然而，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裁定此案中并不存在欺骗行为，因为如果需要法庭评判谁应该在何时告诉对方哪些信息，那么就太过于复杂了。26相反，应该采取买者自负/ 卖者自负的原则。
看起来，这条法律原则似乎是在公开“邀请”人们进行欺骗行为。然而，从那时起，众多法律界的英雄不断改进该法令，使得它更加灵活（也更合理）。即使回到马歇尔大法官与奥根的时代，买者自负原则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有许多保护措施防止欺骗行为。现在，我们也有相当多的保护措施来避免疏忽导致的过失。
我们将讨论这一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1910年5月，在美国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市，一位名叫唐纳德·麦克弗森（Donald MacPherson）的石匠（他的工作是在墓碑上刻名字）从当地经销商处购买了一辆别克汽车。27他买车主要是为了方便前往远在郊外的工作地点。然而，在当年7月，行驶中的汽车的左后轮突然脱落，事实上，轮子的辐条是用腐烂的木头制作的。整辆汽车翻了过来，麦克弗森也被困其中。在这场事故里，他的双眼都受到了损伤，视力严重下降；右臂也严重受伤。28麦克弗森随即起诉别克汽车公司。时任纽约上诉法庭法官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裁定别克汽车公司有疏忽行为，需承担责任。（卡多佐法官后来成为一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尽管麦克弗森是从经销商处购买的汽车（而不是直接从别克汽车公司处购买），而且别克汽车公司使用的车轮都是由一家信誉不错的制造商提供的，别克汽车公司仍然要为此承担责任。别克汽车公司应当能够预见到未来有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并应仔细检查各辆汽车的车轮，然而它之前并没有这么做。29（卡多佐和麦克弗森都是我们的英雄。）
美国法律还从另一些方面为反欺骗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护，不仅仅是欺诈和疏忽这两类。美国各州都制定了某种类型的统一商法典。30该法典主要是为了补充合同中没列出的条款，以免人们措手不及。31它规定商业合同必须以诚信为本，并且又一次区分了消费者和商人。32这里的区分主要是指，在检查商业条款时，一旦出了问题，如你我这样的普通消费者可以比精明的商人们承担更少的责任。
我们提到的这些保护措施都是有效的，但是现实中，买者自负的情况仍然没有消失。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法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尤其是在需要买方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在金融家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要求下，高盛开发了一种名为ABACUS的投资工具，之后在两起对ABACUS的诉讼案中出现了三种判决结果，这充分显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高盛开发的这一投资品种主要是让投资者在抵押担保证券是否会出现大范围违约上进行押注。约翰·保尔森作为一名投资人，在ABACUS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他一手挑选了那些有很高违约可能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作为该项目的基础。33投资者们声称，他们由于被误导而没有弄清保尔森的真实押注方向，据称，投资者们受到引导，认为保尔森是看多的一方（也就是认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违约率会很低），事实上，保尔森是看空的（也就是认为违约率会很高）。34在这一过程中，保尔森赚取了将近10亿美元，那些押注在另一头的投资者们损失了这么一大笔金钱。35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对高盛及其高管法布里斯·图尔（Fa b ri ce Tou r ré）提起了诉讼。对高盛的诉讼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高盛将为此支付5.5亿美元的补偿金36，此外，它还承诺改进商业行为，尽管它没有认罪。但对图尔的诉讼案却进行了庭审，他是确立项目方案并负责销售的高盛高管。图尔在给其女友的邮件中写道：“今天我成功地把一些ABACUS债券卖给了在机场碰到的寡妇孤儿。”37他也因此臭名昭著。陪审团做出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图尔应当为6项指控负责38，并且需要支付超过82.5万美元的罚金39。但是之后，ACA资本管理公司又进一步对此提起了诉讼，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损失了超过1.2亿美元。这一案件被法院驳回了，法官对此的裁定是，作为一家“高度专业的商业实体”，ACA公司应当在投资前多做点功课。40
如果你只想买一台烤面包机，那么你不需要阅读什么合同。但是如果是你想妥善处理自己的退休基金，需要签订一份可能涉及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负债的合约，那么就有很大的必要去认真读一下合同了。买者自负的情况因此得以存在和发展，尤其在当下成熟投资者遍布的金融市场中，欺骗行为甚至为人们所默许。
监管英雄和监管被俘问题
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反欺骗保护不仅仅来自合同法（这允许我们在出问题的时候提起诉讼），还有政府监管。在美国，第一个重要的监管机构是成立于1887年的州际商务委员会，主要目的是保护地方免受铁路公司掠夺性定价，当然也监控其他各种滥用职权的情况。41从那时起，政府监管机构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如果整理一份主要监管机构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它们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再到核管制委员会，几乎无所不包。42但是这些数量众多的监管机构到底对经济有多少益处？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从未停止。
20世纪下半叶，有一个理论逐渐兴起，除了腐败问题，政府监管机构也会逐渐被其所监管的对象俘获。1955年，政治学家马弗·伯恩斯坦（Marver Bernstein）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监管机构通常是因为公众被某些职权滥用情况激怒而建立，但是成立后，机构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些问题。被监管对象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对监管机构的俘获，包括直接贿赂、为其亲友提供工作机会或者为可能任职的政客提供竞选资助等方式。被监管的企业着力扭转那些对它们有影响限制的法规条款，而公众则被繁杂难解的法律条款所迷惑，完全没有意识到监管机构已经走向腐败。据称，被监管的企业可以让监管机构的态度发生转变，最终站在它们这边，比如通过严厉执行一些正当性存疑的法律条款阻止市场竞争。43这种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具体可见第五章对政治的讨论）。
从更险恶的角度来揣测，该理论认为政府建立各种监管部门完全是由被监管对象暗中策划的。这些被监管对象其实是监管法规的最主要拥护者，因为它们非常清楚，之后它们就能够滥用法规。44这就是所谓的“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因为以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看，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所推动的。45
但是俘获理论自身也存在问题。用于支撑它的证据通常都有偏误，主要基于部分监管失败案例中“人咬狗”的故事，而没有仔细搜寻更普遍存在的“狗咬人”（监管者勤恳工作、敬忠职守）的情况；被使用的这些证据在因果关系上也非常脆弱。46同样重要的是，俘获并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不止“是”和“不是”两种选择。正相反，其中存在很多灰色的部分，而且深浅不一。47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和戴维·莫斯（David Moss）在其所主编的《监管者防俘获》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弱俘获”的概念，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益方的影响，但是监管机构仍然能够实施监管，并且从总体来看，监管机构为公共利益服务。48我们已经在第六章对食品和药品的讨论中看到了这样的案例。没有人会希望回到19世纪的许可证制度，让如斯威姆的万灵剂、拉达姆的微生物杀手这样的假药横行于市场。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药品生产商是如何欺骗监管者的。我们讨论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如何将自己置于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位置——它在临床试验设计和结果报告方面给予被监管方5个方面的选择空间，让它们可以自由选择。对此，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默克公司所生产的万络止痛药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监管有一定问题就认为应当彻底取缔监管，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可以简单类推：因为配偶、孩子和朋友会带来麻烦，我们也应当永远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交朋友，这种想法无疑是荒谬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各种英雄角色49。乔治生活在华盛顿，他认识多位监管界的英雄，这些监管人士长时间工作，周末也经常加班，以辛勤的劳动来保护我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乔治还知道有许多人因在金融危机期间太过劳累而患上了疾病（甚至导致心脏病发作）。他还知道有许多人离开了监管岗位转投华尔街，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一直向往华尔街的繁华，而仅仅是希望从原本7×24小时的繁重的政府服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是的，监管机构中有很多英雄，虽然我们不会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总结
本章提到的诸多英雄事迹的案例中，领导者们都具有道德高尚和无私奉献的共同点，不管是在商界、政府部门还是其他地方，这些英雄都成功地说服公众采纳质量标准和监管机构。正如本杰明·卡多佐于188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所提到的，我们并非要求一个“绝对完美”的社会，因为那与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背道而驰。我们需要一个道德社会，其中包含一个允许个人行动的自由市场，这样的道德社会在对抗信息欺骗上已经有过成功经验。
但面对心理欺骗时，我们仍很容易上当。每一个贪吃冰激凌的孩子都懂得贪多必失的道理，在希腊甚至有类似的神话故事来告诫人们：想想那位点石成金的弥达斯国王。本章我们讨论了如何限制信息欺骗，心理欺骗则更加难对付一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1] 拉尔夫·纳德被称为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直接促使了汽车召回制度的产生。——译者注
[2] 贵格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也称教友派或公谊会，该教派坚决反对奴隶制。——译者注
[3] 抗议血汗工厂学生联合会是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多所高校的学生组成的组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