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起源
考古学始于对古代的研究，以发掘调查为基础，逐渐发展为一门实证性学科。
提起考古学，很容易让人想到《对古代的热情》这部自传的作者谢里曼。谢里曼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后弃商治学，用积攒的资产在土耳其的希拉利克山丘进行考古发掘，成功证明了特洛伊文明的真实存在。除此之外，谢里曼还发现了迈锡尼遗址，揭开了爱琴文明研究的序幕。作为近代最伟大的考古学家，谢里曼的研究体现了在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实证这一考古学特性。
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是古希腊最古老的史诗，描写了古希腊军队与对岸的特洛伊军队之间一场持续10年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被人们看作是神话，没有人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然而，曾在少年时代读过这部史诗的谢里曼却在特洛伊遗址层层堆积的土壤中，发掘出了在战争中被破坏的陶器类文物。这一发现，使得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有了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根据德国史学家奥特弗里德·缪勒的记述，由于在古希腊史的研究方面广泛使用着神话传说，因此考古学最初是为了研究政治、艺术以及美术文物，与“发掘”这类实地操作并无关系。
以古典学形式发展起来的欧洲考古学，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时代潮流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学科雏形。15世纪时，人们开始关注古代遗址。到了16世纪，王侯贵族们开始热衷于古董和美术作品的收藏。17世纪人们开始建造博物馆和美术馆，并于18世纪中叶建成了大英博物馆。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被庞贝遗址的发掘所激励，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品进行了科学性分析，著成《古代艺术史》一书，开创了以实物研究古代艺术的新途径。缪勒在其于1830年整理出版的《艺术考古学手册》中，开始使用“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一术语。
丹麦国立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安·汤姆森曾按照材质的不同对刀剑文物进行分类，并在《北方文物陈列指南》（1836）中提出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三段分期法。其后，汤姆森的弟子延斯·雅各布·沃尔索通过实地发掘和调查证实了三段分期法的合理性。不仅如此，他也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担任过丹麦国立博物馆馆长，并且证明了贝冢是人造形成而非自然堆积之物。师徒二人皆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名扬后世。
虽然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埋藏于地下的古建筑和出土的文物充满好奇心，但直到不再依据基督教的教义把它们当作是“神造之物”放置不管，而是对其进行系统化的调查和记录之后，考古学才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成立。
特别是随着克里特岛和迈锡尼遗址的发掘，对于古代晚期的研究成为考古学的一大方向。古希腊雕塑和瓶画的出土，推动了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地中海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考古学的确立
考古学的发展
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从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研究手法和领域也随之多元化。
19世纪以后，古地中海地区作为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盛行于这一时期的中东考古学，主要关注的是埃及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中东地区。此外，以欧洲人的根本性宗教——早期基督教的文化和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基督教考古学也逐渐发展起来。
例如，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古罗马士兵间曾流行过一种名为密特拉的宗教。该宗教发源于中东地区，其神庙遗址遍布现在的欧洲各地。虽然有说法认为，密特拉教的神庙大多是被基督教徒破坏的，但密特拉教神庙设有地下礼拜堂等特点又与早期基督教十分相似，因此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此外，基督教的发源地古代犹太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始于16世纪的希伯来考古学、圣经考古学等学科逐渐盛行。1947年，一名贝都因族少年在巴勒斯坦境内死海岸边的一座洞穴里发现了“死海古卷”。对于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是希伯来考古学家和圣经考古学家，全世界都为之震撼。然而最初，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些古卷的年代究竟有多么古老。
正如美国东方研究院院长奥尔布赖特所感叹的那样，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死海古卷的真伪表示怀疑，就像曾经对待谢里曼与德国考古学家德普费尔德等人发掘出的特洛伊遗址一样，他们不愿意接受死海古卷的可信性。死海古卷甚至引发了国家和宗教方面的诸多争论。因此，对发掘和发现的考古学史料的科学研究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布，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陆续展开。
19世纪下半叶，瑞典的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为考古材料的编年和相对年代的确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方法论方面，蒙特柳斯首创类型学编年法，为近代考古学的确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丰硕的成果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语言学界对印欧语言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印度史前考古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印欧语言民族入侵印度之前的古印度文化面貌逐渐明朗，古印度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等西亚文化间的相似性得到了证明。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曾使希腊艺术传播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国家。犍陀罗等遗址的发掘，对人们研究印度佛教艺术的起源、发展以及在周边地区的传播状况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欧洲的考古学家为主的调查研究，逐渐扩展到包括古代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面向新大陆地区的美国考古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性证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考古学主要是对史前时代的一般考古性研究，美国的考古学则充满浓厚的人类学色彩。
考古学与关联学科
日本考古学
日本近代考古学始于以补充文献为目的的发掘调查。1871年，莫尔斯发现了绳纹时代的贝冢，正式拉开了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序幕。
在日本，长期以来，考古学都是文献学的补充性存在，主要通过发掘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被当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例如，1692年，《大日本史》的编纂者德川光圀对栃木县5世纪时的前方后圆坟进行调查，这是日本的首次古坟发掘。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幕府组织了对天皇陵墓的发掘调查。
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S.莫尔斯在日本东京的大森一带发现贝冢，由此揭开了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人们把大森贝冢出土的陶器称为“绳纹式陶器”，这就是“绳纹”的由来。此后至今的一百多年间，依据考古学的发现和出土文物而形成的日本历史，由于其发现和出土的顺序与实际的年代顺序并不一致，甚至在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发掘上曾出现过“捏造的发现①”。这一重大事件使得一度成为定说的日本人类史发生倒退。然而，在莫尔斯发现了贝冢之后，日本考古学总体上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等科学方法开始被运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仅绳纹时代就可被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6个时期。
日本历史的研究重点包括以绳纹陶器的花纹类型命名的绳纹时代、以水稻和金属的出现为划分标准的弥生时代、农耕的起源、邪马台国的位置、古坟时代与大和王权、大和王权与地方王权的关系、日本最古老的文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关系等。考古学与文献性历史研究始终保持着并行发展的密切关系。
特别是考古学能够提供真实的文物这一点，在历史性概念的确认上，发挥着为文献和假说提供证明的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发掘和发现不断出现，虽然因此使得一些定论有了随时会被推翻的可能，但这也是考古学最为吸引人的魅力之处。
例如，因在陶器底部发现了附着的植物种子，人们曾断定稻作起源于弥生时代。但根据新的测定发现，早在绳纹时代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农耕。然而近年来，在全球考古学界的研究中，比起农耕的出现年代问题，更为关注的是农耕在日本绳纹时代并非必不可少这一奇特的现象。这种研究视角的特殊性和深奥性也是考古学所独有的特征之一。有关邪马台国的位置问题，从铜剑、铜矛、特别是铜铎的分布情况，或是从来自中国的舶载镜（有争议）“三角缘神兽镜”的出土地等角度，曾流行过很多“有力的说法”，但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一点也十分有趣。
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长期以来存在着“九州说”与“近畿说”两种争论。1989年，考古学家在日本佐贺县的吉野里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环壕聚落，其中包括瞭望台、仓库群以及日本最大规模的坟丘墓等遗址。一时之间“九州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然而2011年，考古学家在奈良县樱井市的缠向古坟，于建造年代为3世纪上半叶的大型建筑物，即疑是“卑弥呼寝宫”东边约5米处，又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物遗址的一部分，并判定其建造年代在3世纪以后。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据，研究仍在进行中。
始于江户时代的日本考古学，在近年来的一系列调查发掘中，特别是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的发掘，推翻了之前关于绳纹时代的诸多定论。日本各地新出土的青铜器，刷新了弥生时代青铜器的分布图。缠向遗址的发掘使有关邪马台国的争论更加白热化。
虽然进入明治时期后，绝大多数的古坟都因政府以“皇室陵墓”为由被禁止发掘，但是在“二战”后，调查发掘工作又重新步入了正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1972年考古学家在高松冢古坟发现的壁画“女子群像”和“四神图”。其鲜艳的色彩和精细的画工令人叹为观止，很快就被指出与古代朝鲜的高句丽古坟壁画具有相似之处。
此外，考古学家于1983年在飞鸟地区的龟虎古坟石室内发现了绘有玄武的彩色壁画，这是继高松冢古坟之后发现的第二座有大陆风格壁画的古坟，一时之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98年考古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青龙、白虎、天体图等壁画，2001年又发现了朱雀图和十二生肖像。龟虎古坟是日本与大陆文化交流方面的重大发现，为新假说的出现带来了发展空间。
古代飞鸟和藤原京的天皇足迹以及都城的制度设计，进一步证实了古代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研究也有了新的发现，如战国时代②的武士之馆、连接各地的街道以及人们的生活面貌等。文献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逐渐形成。
然而，日本考古学依然存在着一些有待调查发掘的谜题，如天皇陵墓、海底遗迹等。
考古学门类
入门者须知
谢里曼
在荷马所著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中，记载了一座名为特洛伊的传说之城。为了夺回王后海伦，希腊曾与特洛伊爆发了一场长达10年的战争，最终，希腊军队凭借著名的“特洛伊木马”之计一夜之间攻下了特洛伊城。因为被毁灭的特洛伊城别名“伊利昂”，因此这部史诗被命名为“伊利亚特”。
有一位阅读过这部史诗的少年，在长大成为富有的商人后，发掘了这座特洛伊城，这位少年就是谢里曼。有关发掘特洛伊城的详细内容记载在他的自传《对古代的热情》中。谢里曼从地下深层挖掘出了带有战火焚烧痕迹的陶器类文物，从而印证了《伊利亚特》所记载的战争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不是人们此前所认定的神话传说。然而，由于谢里曼的发掘工作缺乏专业的考古学知识，直到很久以后，他的卓越贡献才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古文字释解
在谢里曼发现了特洛伊遗址之后，伊文思进一步继承了他的工作，将所发现的古希腊文字体系分为“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 B”两种。
无数的语言学家都曾挑战过对这种文字进行释解，却均以失败告终，最终成功将其释解的竟是一位名为文特里斯的建筑学家。文特里斯与柴德威克成功释解了“线形文字B”，“线形文字 A”至今尚未释解成功。
罗塞达石碑
1799年，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在尼罗河支流河口的罗塞达发现的石碑，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碑文由两种文字三种字体刻成，包括埃及象形文字（圣书字）、俗体文（民众文字）和古希腊文。1822年，法国的古埃及学家商博良根据此碑成功破解了象形文字，为之后大量埃及文文献释解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死海古卷
指1947年，在死海西北岸希尔巴特的库姆兰遗址周边发现的972份手稿的总称。死海古卷的发现震惊了当时全世界的犹太教学者和基督教学者。在此之前，最古老的犹太教圣经是亚历山大里亚地区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以及4世纪的哲罗姆拉丁文译本。而在死海古卷中却发现了以犹太人的希伯来文著成的圣经，虽然此前也曾出现过名为马所拉本的希伯来文圣经，但该版本的形成年代却是比死海古卷晚了约1000年的9世纪。截至目前，已经从11个洞穴中发掘出了约900份古文献（包括残篇），死海古卷的解读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提出的著名假说。江上波夫通过分析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史料，认为日本的天皇一族，是通古斯语游牧民族经由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征服了当时的日本民族后形成的。考古学家佐原真，以日本没有养马的游牧民族中常见的“阉割”习俗为由，认为骑马民族并没有到达过日本，与江上波夫展开争论。江上波夫富有浪漫色彩的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吸引了大批历史学和考古学爱好者。自该学说发表后50余年来，其不完备之处经历了多次的质疑、修正和补充，尽管学界仍对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它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学说，至今依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江上波夫
考古学家，东方史学家。生于日本山口县，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方史学科。曾任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日本东方学会会长、东亚史学会会长、日本考古学协会委员长等。江上波夫常年在从亚欧大陆北部到西亚的各地开展实地调查，致力于匈奴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亚洲各地民俗和文化的形成等研究。著作有《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1950），《江上波夫著作集》（全12卷，1984—1986）等。
三内丸山遗址
位于日本青森市的三内丸山遗址，建成于至今约四千至五千年前的绳纹时代中前期，是日本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绳纹遗址。
早在日本江户时代，山崎立朴在《永禄日记》中就记载了这处遗址。之后，虽然也曾有过几次学术性的调查发掘，但直到1992年青森县政府决定在此修建青森县立棒球场时，才在建设前期的调查中发现了这处相当于七个东京巨蛋规模的、日本最大的聚落遗址。
在挖掘出的遗址中，有用直径一米左右的栗木建成的大型立柱式建筑，成人和儿童的墓葬，以及竖穴式住居，等等。
据称，这个聚落在鼎盛时期，大概有100栋可供5000人生活、居住的房屋。有关该聚落的具体情况目前还在研究中。
缠向遗址
在日本奈良县樱井市三轮山的山麓地区，有疑是卑弥呼之墓的箸墓古坟、缠向石冢古坟、胜山古坟、hokeno古墳、矢冢古坟等古坟和遗址，统称为“缠向遗址”。
由于出土的陶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多地的外来陶器，且土木工具的出土量大于农具，加之该地区被看作是前方后圆坟的发祥地，因此有观点认为缠向遗址是早期大和政权所在地。
① 日本考古界轰动一时的考古作假案。据日本考古协会特别委员会公布的最终报告显示，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原副理事长藤村新一参与的162处旧石器遗迹挖掘纯属捏造。——译者注
② 一般指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的这段历史。——编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