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是在7岁的时候，当时是妈妈带着我、哥哥和妹妹一起去的。在那年和第二年的夏天，我们都住在外公的一间公寓里。这间公寓位于一个极端正统派的贫困街区，男人们都穿着黑色长袍，女人们都戴着头巾、穿着朴素的节裙。男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都上宗教学校，但是在安息日之前的周五下午，他们很早就放学，常常去参加抗议活动。在抗议活动中，他们有时放火焚烧垃圾桶，有时向警察扔石头。我还记得，男孩子们跑来跑去，脸上蒙着布，在警察们投过来的催泪瓦斯的作用下眼泪直流。
其中的一些抗议活动针对的是大卫城的挖掘工作。这个遗址从耶路撒冷旧城以南圣殿山的山坡延伸出来，覆盖了大约3000年前犹太首都的大部分地区。抗议者担心挖掘会扰乱古代犹太人的坟墓——在以色列进行挖掘时，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于抗议者来说，不管是无心之作还是科学研究，打开墓穴都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
如果那些抗议者知道我的实验室现在正在做什么，他们会怎么想？要知道，每个月我们都要碾碎成百上千块古代的骨头。也许他们不太关心以色列以外的样本，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打开坟墓、从古代人类的遗骸提取样本这类事情，我越来越多地陷入沉思。很可能，那些遗骸的主人当中，很多人并不希望他们的遗存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使用。
一些古DNA专家和考古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也就是我们研究的大多数骸骨都来自如此久远的文化，以至于他们和当代的人类并没有可以追溯的联系。这也是《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还法》中规定的标准，该法规定，当有证据表明遗存与现在的人群有文化或生物学上的联系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归还给原住民部落。然而，这个标准正在失效。例如，大约8500年前的肯纳威克人的骸骨、大约10 600年前的仙人洞的骸骨，都正在返回部落的途中，尽管它们与今天的群体并没有明确的文化或遗传联系。22当被研究的骨骼的年代离现在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现代人群对这些古代样本的认领主张。任何古老的遗骸都来自真实的人类个体，如果需要破坏它们的完整性，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
在2016年，我决定向一位犹太拉比请教，他就是我的舅舅。他信奉正统的犹太教，这意味着他要遵循犹太教口述传统中的清规戒律。我希望他会对我的问题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他一直主张，在遵守正统犹太教的固定戒律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适应现代社会。这种倡导包容性的思潮就是“开放正统”运动所提倡的。最近，他成立了一个宗教学院，致力于将妇女训练成为正统犹太教的拉比，而过去女拉比在社区里是被排斥的。我告诉他，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正在研磨古人的骨头，而很多古人可能并不希望自己的遗体受到打扰，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想通这件事。他显然很不安，并要求让他考虑一段时间。后来，他带着一个犹太拉比的判决回来了。如果以前针对某个问题没有来自其他拉比的判决或决定作为先例的话，他带回来的判决将提供指导意见。他说，所有的人类墓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也有一些可以谅解的情景，只要有可能促进理解、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开坟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并不总是代表善的力量。在纳粹德国，如果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能够达到足够的水平，那么像我一样具备解读遗传学数据能力的人，就会被要求按照血统对人群进行分类。所幸，在我们这个时代，基于古DNA所做出的发现不会对种族主义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里，对真理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打破定见、削弱偏见的作用，并且强调、加强了人群之间此前未知的联系。我乐观地认为，我和同事们的工作方向是穿针引线、促进理解。我们获得了针对无论古今的人类开展研究的特权，我们也一定会不遗余力地珍惜所获得的机会。为了回答“我们是谁？”那个大问题，我将我们的角色定位为助产士，不仅要将古DNA引入遗传学家的领域，还要把古DNA带到考古学家和公众的面前，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古DNA的重大潜力。
致谢
首先要说的是，为了这本书的面世，我的妻子尤金妮娅·赖克（EugenieReich）与我进行了一年的密切合作。我们一起做了调研，共同起草了第一稿，在不断切磋讨论的过程中本书才得以渐渐成形。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
感谢Bridget Alex、Peter Bellwood、SamuelFenton Whittet、Henry Louis Gates Jr.、Yonatan Grad、Iosif Lazaridis、DanielLieberman、Shop Mallick、Erroll McDonald、Latha Menon、Nick Patterson、MollyPrzeworski、Juliet Samuel、Clifford Tabin、Daniel Reich、Tova Reich、Walter Reich、RobertWeinberg，以及Matthew Spriggs，他们仔细地阅读了全书，并参与了审稿工作。
感谢David Anthony、OferBar-Yosef、Caroline Bearsted、Deborah Bolnick、Dorcas Brown、Katherine Brunson、QiaomeiFu（付巧妹）、David Goldstein、Alexander Kim、Carles Lalueza-Fox、Iain Mathieson、EricLander、Mark Lipson、Scott MacEachern、Richard Meadow、David Meltzer、Priya Moorjani、JohnNovembre、Svante P??bo、Pier Palamara、Eleftheria Palkopoulou、Mary Prendergast、RebeccaReich、Colin Renfrew、Nadin Rohland、Daniel Rozas、Pontus Skoglund、Chuanchao Wang（王传超），以及MichaelWitzel，他们分别为个别章节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同样感谢Stanley Ambrose、Graham Coop、Dorian Fuller、éadaoinHarney、Linda Heywood、Yousuke Kaifu、Kristian Kristiansen、Michelle Lee、DanielLieberman、Michael McCormick、Michael Petraglia、Joseph Pickrell、Stephen Schiffels、BethShapiro，还有Bence Viola，他们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确保了内容的准确。
感谢哈佛医学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它们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对我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慷慨的支持，并将此书视为我科研工作的一个补充。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曾多次鼓励我写作这本书的人们。多年来，我很抵触写书这个想法，因为我不想从科研上分心，并且对于遗传学家们来说，论文才是硬通货，写书算得了什么。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同事，包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人，都热切地想理解并投身到古DNA革命中来，我的想法也变了。为了写作此书，我搁置了很多论文，推迟了很多分析工作。我希望，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是谁？”这个关于人类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