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些与信任相关的问题：
●在自然灾害中，我是否可以去偷一台宽屏幕电视？或者去偷食物来养活家人？
●作为一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我是否应当拒绝自杀式攻击？如果我仅是一名普通步兵，应当如何对待攻击全副武装的敌人地堡的攻击命令？
●作为一名企业职员，我应当努力工作还是懈怠散漫？如果身边的人都吊儿郎当却侥幸未受惩罚呢？如果我的职位很关键，懈怠工作就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年终奖呢？
所有人心里都会对这类问题进行风险权衡。为了决定是协作并顺从群体的准则，还是背叛并遵循冲突准则，个人往往需要衡量二者的代价与利益。我将使用一个称为社会困境的概念去描述集体利益与冲突利益间的紧张关系。
上面提到的风险权衡会带来社会反响，从而将一些情况变为社会困境（不仅是个人自由选择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并为这样做的后果承担风险）。社会整体关注社会困境，这是因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背叛，将发生一些极端的事件。有可能是恶性事件，比如大规模的饥荒，也有可能是好的事物，比如公民权利。但由于社会困境是从社会性准则的观点出发的，顾名思义，它会照顾社会集体的最大利益，保证协作的普及。
让我们首先从可能的最小社会开始：两个人。另外一个从博弈理论中衍生出的模型会在这里生效，它被称为：囚徒困境1。
爱丽丝和鲍勃是一对罪犯搭档，他们在一次入室盗窃中双双被捕。2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们俩中的任意一个定罪，于是把他们隔离关在不同的讯问室中，分别与他们谈话。“如果你能够背叛你的同伴并承诺检举她，”警察说，“我会把你释放而你的搭档将入狱十年。如果你们都告发了对方，我们不需要你的证词，你们都将入狱六年。但如果你跟你的搭档心怀默契都拒绝告发对方，我只能指控你们犯了小罪——入狱服刑一年。”
无论是爱丽丝还是鲍勃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最终的结局都取决于对方的选择。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获知或者影响对方的选择，而且他们也都不信任对方。
想象一下爱丽丝是如何权衡两种选择的：“如果鲍勃保持沉默，”她想，“那么对我最有利的做法将是告发他。这就成了从无须坐牢与坐牢一年中进行选择，这相当容易。同样，如果鲍勃出卖了我，检举他仍然对我更为有利，那将变成在六年牢狱和十年牢狱之间的选择。因为我没法控制鲍勃的选择，在不考虑他作何选择的前提下告发他将给我带来更好的结果。于是很明显背叛鲍勃对我最为有利：认罪并同意检举他。”她决定那样做。
鲍勃，被关在走廊尽头的另一间拘禁室中，也在进行同样的权衡与选择。他经过了相同的推理（像爱丽丝一样没有为对方考虑更多），并得到了与爱丽丝一样的结论。
于是爱丽丝和鲍勃都认罪了。警察不再需要他们中的任意一方告发另一方，他们都需要在铁窗里度过六年时间。但是困难在于：如果他们都能够保持沉默，那么任意一方都只需要服刑一年。
囚徒困境描述了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见表5-1）。作为一对搭档，爱丽丝与鲍勃的最好结局是都保持沉默并仅需在监狱中服刑一年。但是如果他们都各自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得到的却是各自最坏的结果。
让他们都取得最好结局的唯一方式——服刑一年，而不是六年或者十年，是都按照群体的利益行事。当然，这只在他们能够信任对方会做出同样选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爱丽丝和鲍勃却不能。
借用经济学中的术语，另一名罪犯的服刑时间是一个外部效应。那意味着，选择的结果不由做出选择的一方来承受。从爱丽丝的角度讲，鲍勃的服刑时间就是一个外部效应；对于鲍勃，爱丽丝的服刑时间也是一个外部效应。
我喜欢这个囚徒的例子是因为它同时揭示了合作并不意味着事物在道义上的正确性，它只意味着与群体的利益相一致。同样，背叛并不一定代表事情不道德，而只是将某些冲突利益置于群体利益的前面。
基础贸易是囚徒困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你可能之前没有以那种方式考虑这件事。认知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比起囚徒、告发和监禁的故事更喜欢使用这个例子。
两个人相遇并交易密封的袋子，他们都知晓其中一个袋子装着钱，另一个装着商品。双方都可以遵守交易原则，把事先承诺的东西或钱放在袋子里，也可以背叛，把空袋子给对方。
很容易看到存在防止商人欺骗的信任机制：他们作为商人的信誉。同样存在防止顾客欺诈的措施：他们会被逮捕或者最起码被禁止再次进入商店。这些都是社会性压力的例子，我们在第6章中还会回过头来进行讨论。
这个例子还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社会困境并不总是对称的。商人和顾客具有不同的角色以及关于协作和背叛的不同选择。他们还具有进行背叛的不同动机，以及不同的冲突准则。
这里有一个涉及两家公司的社会困境，它们以相同的价格售卖相同的货物，并且在客户群体和其他方面也如出一辙，类似于太阳石油公司与阿莫科石油公司售卖汽油。它们是仅有的销售同类货物的企业，可供瓜分的市场也是固定的。它们增加市场份额的唯一方式是做广告，而任何一家在市场份额上的增长都来自于另一家的份额丢失。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每一家公司都只能要么投入固定的花销在广告宣传上，要么没有花销；它们都不拥有可变的市场营销费用。同样，假设如果一家公司进行了广告宣传而另一家公司没有，那么做广告的公司在市场占有上获取的利润会高于广告宣传投入的开销。如果二者都做广告，那么它们的投资将会相互抵消，市场份额也不会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要不要做广告呢？
这与之前一样需要进行风险权衡。从爱丽丝的角度看，如果她进行广告宣传而鲍勃没有，那么她将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她不做广告而鲍勃做了，那么她将丢失本属于自己的份额。于是无论鲍勃怎样做，爱丽丝都应该做广告。鲍勃也进行了相同的权衡，于是他们最终都进行了广告宣传，并且市场份额都没有改变，而他们本来都可以省下这笔钱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广告营销涉及的利益冲突，如表5-2所示。
这便是基本的军备竞赛，在这之中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相对于对手不变的状态而进行各种努力。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就进行了这样的竞争，竞争的政治党派之间也这样做。
如果假设个体可以在不同策略间进行切换并设置了正确的参数，鹰鸽博弈可以变形为囚徒困境。当一对个体进行交互时，他们都可以进行合作（作为鸽子）或者背叛（作为鹰）的选择。双方都知道协作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最佳策略，但做鹰可以使他们各自获利更多。
并不是所有两人之间的交互都牵扯到囚徒困境。试想两名司机都被横在路中间的树堵住动弹不得。这棵树是如此沉，以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无法独立地移动它，但如果两人合作，就可以搬开这棵树。这里不存在冲突，无论是出于群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他们都希望能共同移开这棵树。但是囚徒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一旦你开始留意它们的存在，你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们。
囚徒困境的基本形式包含了两个必须在其自身利益和二者的群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人。这十分有趣，并且被广泛的研究，但从我们的目的出发它过于简单。我们更关心牵涉到更大的群组的事情，这样的困境可能包含数十、数百、数千甚至上百万人。
下面给出一个经典的社会困境：过度捕捞。只要你不在任何区域中捕捞过多的鱼类，剩下的鱼群将足够快速地繁殖以满足后续捕捞的需求。但如果在水域中捕捞过多的鱼类，剩下的鱼群的繁殖速度就无法赶上需求，于是整个鱼群就会灭亡。
如果仅有一位渔夫，他就可以基于自己的眼前和长期利益来决定应当捕捞多少鱼。他可以在一年内捕捞尽可能多的鱼，卖一大笔钱，也可以今年捕捞较少的鱼，卖较少的钱，但足以确保来年的生计。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简单（假设他不是只有拼命打渔才能维生），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位渔夫不会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自己未来的生计。
但是当水域中的捕捞者数量多于一个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每位渔夫不但要考虑自己是否会过度捕捞，还要担心别的渔夫是否会做相同的事情。于是每个人心中的抉择就构成了一种社会困境（见表5-3）。
渔夫爱丽丝的利益权衡与囚犯爱丽丝的考量具有相同的要素。爱丽丝既可以从短期的私人利益出发行事而打捞很多的鱼，或者从本地所有渔民构成群体的利益出发打捞较少的鱼。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遵从群体利益，那么爱丽丝按照其自身利益行事会更加有利。她会捕捞更多的鱼，而由于她是唯一的过度捕捞者，鱼的储量会保持充足。但是如果爱丽丝服从群体的利益而其他渔夫都优先考虑个人私利，她将会白白地牺牲掉自己的短期利益：她会捕捞较少的鱼，而由于所有其他人都在过度捕捞，鱼的储量仍然会枯竭。
她的分析导致她决定进行过度捕捞。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每个渔夫都有相同的分析，他们将最终会面临鱼群的枯竭和打渔生意的崩溃，这被称为公地悲剧，是由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于1968年首次提出的。
公地悲剧随时出现在那些由群体分享有限的资源的场合下：不仅是渔业，还有牧场、用水权、健身房中一台公共健身器材的使用时间，以及厨房中一盘没有设防的曲奇。在一片森林中，你可以为了最大化的短期利益砍伐所有的植被，或者为了可持续而选择性的进行采伐。拥有森林的某些人会自己进行权衡，但当一个无组织的群体共同拥有一片森林时，任何人都不会对树木手下留情，此时公地悲剧就出现了。
公地悲剧要比两个人的囚徒困境复杂许多，这是因为其他的渔夫并不做出共同的决定。相反，每个单独的渔夫都会自己选择怎样去做。在两个人的困境中，爱丽丝需要尝试预测鲍勃会怎么做，而在这个更大的困境中，会出现更多种可能的结果。
假设总共有100名渔夫，他们中有从0到100中的任何数量的人会出于个人私利而过度捕捞。无论爱丽丝怎样做，对群体的危害都会随着捕捞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仅有一名渔夫过度捕捞，爱丽丝将不会受到影响，很显然，如果其他99人都过度捕捞就会危害她的利益。50人过度捕捞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危害，当这一数字降至20时危害也会变小。过度捕捞是分等级的，20名渔夫每人过度捕捞很小的数量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5名尽可能过度捕捞的渔夫所造成的危害要小。这里起作用的是背叛的规模：过度捕捞者的数量，还有过度捕捞的频率以及每次过度捕捞的数量。
在某些背叛的范围内，鱼的储量会枯竭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会危及到所有人未来几年的捕捞。这比爱丽丝是否获得了公平的指标要危急得多。在博弈理论中，这被称为非零和博弈，这是因为收益和损失的总和不会是零：有可能存在所有人都损失惨重的结局。渔业就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其他社会困境看上去类似于一种具有有限资源的零和博弈：如果某个人获取了更多，那么别人得到的就会变少。但即便在这些情况下，也有发生背叛泛滥的惨败的可能。如果一个社群不能分享共同的水资源，那么由于没有水可供灌溉，每个农夫种植的庄稼都会死亡。如果一小群人长时间持续占用健身器材，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再来健身房，于是它将失去会员并最终倒闭。如果某人总是吃掉所有曲奇，妈妈就不会再烤制曲奇。请记住：只有最差劲的寄生虫才会害死宿主。
非零和属性是社会困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体的结果仅取决于单一成员的行为。爱丽丝的协作与背叛几乎不会改变过度捕捞者的数量，也几乎不会因此而让鱼的储量枯竭。只有群体的行为才能决定整体的结果；在某些时候，群组中过度捕鱼者所造成的影响会从没有浮动至十分严重的损害。
当然，即便所有成员都随心所欲地捕鱼，群体也不一定会把鱼捕个精光。也许这片水域中本来就没有多少渔夫，或者捕鱼的技术不足以达到足够的效率。群组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尽可能多地捕鱼，而不会互相影响或危及未来鱼群的储备。但是在某一时刻，要么水域变得非常拥挤，要么渔夫们在捕鱼技术上取得了足够的进步，公地悲剧还是会出现。
爱丽丝自己的行动与群组整体行动带来的影响发生了脱节，这令社会困境在较大的群组里甚至更难以解决。通过进行理性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认为爱丽丝的配合没有任何意义。群体将无视她的行为而行事，无论她配合还是背叛都不会改变。唯一能够由她选择的是抓住还是放弃背叛群体利益或短期收益的机会（见表5-4）。
在公地悲剧中，在私利的指引下行事的人破坏了群体的利益。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人们可以获益于那些依照群组利益行动的人，而无须亲自按照群组的利益行事。这被称为搭便车者问题。
疫咳（或者被称为百日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几乎可以被彻底预防，一旦患上又几乎无药可治。在20世纪早期，接种疫苗的制度尚未普遍推广时，百日咳是人们最害怕染上的病之一，它在发展中国家也持续成为死亡的重要原因。与其他疫苗相比，百日咳疫苗令个体获得免疫能力的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标准的新生儿免疫计划要求进行四次疫苗注射。在第一次注射后，大约30%的婴儿获得了免疫能力；两次之后，大约50%；即便是四针全都注射完毕，仍然只有90%的个体获得了足够多的抗体来对抗这种病。
而且，疫苗也并非没有风险。最早的百日咳疫苗有很小的风险，可能会伤及神经。于是它被另一种更安全的疫苗所替代，像其他疫苗一样，虽然风险微乎其微，但是出现副作用的可能仍然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前期，疫苗的副作用吸引了媒体大量的注意力，最为突出的是瑞典、日本和英国。家长开始拒绝为他们的孩子注射疫苗，医生也常无法让他们相信注射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
疫苗注射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可以形成群体免疫。如果几乎所有人都注射了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那么该疾病将在这个社群中无从立足。就算某人染上了这种病，他也几乎不可能传染给其他人。而不愿给孩子注射疫苗的父母不仅使自己孩子有可能患病，还增加了社群中所有人感染这种病的风险。很显然，这种风险随着家长放弃疫苗接种的比例增加而增加。虽然在别的疾病的疫苗注射上也存在这种情况，在百日咳上的威胁却特别严重，这是因为该病的疫苗并不能提供完全的免疫力，也不建议被使用在最年幼的新生儿或者有免疫缺陷的人身上。
1974～1979年，瑞典人中百日咳疫苗注射的比例急速下滑，从90%跌落到12%。相应地，瑞典儿童中患上百日咳的比例从1975年的0.05%（几乎接近零）暴涨到1983年的3.4%。瑞典从一个除了百日咳以外什么都很富足的国家，沦为一个每3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百日咳的国家。
当家长抉择是否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时，他们面临一种社会困境。他们可以选择配合并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或者选择背叛而拒绝接种。当大部分孩子都接受了注射时，对单个孩子而言，还是不要接种比较好：他规避了副作用的风险，却获得了群体免疫的好处（见表5-5）。但是如果存在太多的背叛者，那么每个人都会受苦于疾病变得更为流行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非零和博弈；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会在某一个临界点上变得极为可能。
一个搭便车者从其他每个合作的人那里获得好处，而无须自己合作。试想一下社会中的单个人拒绝纳税，他却获益于由税款支持的公共机构，比如警察和消防部门、道路建设和维护部门、保证他的食品安全和工作场所安全的管理机构、军队，等等，他实际上并没有为之付出代价。
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纳税，那么政府能提供给上述社会服务的钱就越来越少，这些服务对于每个纳税的人来说就变得更加昂贵而几乎无法供养，于是能够提供给搭便车者的好处也变少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整个系统将会瓦解。
想象一栋没有事先安装烟感装置的公寓楼。第一个安装的人是个傻瓜，因为就算他自费安装了烟感装置，这栋楼仍然会因为别的房间的失火源而发生火灾。最后一个安装烟感装置的人也是笨蛋，因为他已经从其他每个人安装的烟感器那里获益，而不用自己再多付一分钱。
很容易忽略最开始的那些两人例子，因为那仅是两人自己的责任。爱丽丝和鲍勃可以选择是否要在牢狱中出卖对方，或者是否要在交易密封的袋子时使诈，这与其他人没有关系，当然社会也没有理由牵涉进来，让那些交易的人自己提防去吧。
社会会因为源于爱丽丝与鲍勃选择的更宽泛的社会困境而牵扯进来。让我们再审视一下密封袋子的交易，把注意力放在顾客爱丽丝身上。她既可以合作并支付货款，也可以通过欺骗鲍勃来实施背叛。是的，她的选择几乎直接影响着鲍勃，但是回想一下更宽泛的窃贼与社会的例子，这实际上影响着所有人（见表5-6）。
并不是说社会在乎某个窃贼，实际上，社会仅需要所有权受到尊重。注意，这里的尊重与所有权的种类无关，可能是公共财物所有权，也可能是私人财物的所有权，还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事物的所有权。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尊重社会的选择，相信那是让成员的共同生活正常运行的合理规则，并让每个人都能相信这些规则会被践行。
与之类似，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商人鲍勃身上，我们将发现他在由所有商人组成的社群中也面临类似的社会困境：他既可以公平地对待他的顾客，也可以在交易中使诈。社会不需要不诚实的商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被欺骗，还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商业体系的运转依赖与信任。
因此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商家们将停止与所有的顾客进行交易，而不只是与爱丽丝。顾客们也不再从商家那里购买东西，他们可以去执行昂贵并耗费时间的包裹检查流程，而这将需要雇用其他人来帮助他们完成交易，诸如此类。失去了信任，商业也将崩溃。
就连囚犯们也可以有更广泛的、与是否认罪利益相关的群体。一个犯罪组织不会关心爱丽丝或者鲍勃的个人行为，而是关注所有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如果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相信，其他人即便在受到巨大的个人损失的情况下也能为其保守秘密，那么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发展（见表5-7）。
这些社会困境中存在着共同的有趣的地方，分别来观察它们，你会发现不存在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回想一下囚徒困境，无论如何分析，合作都不会生效。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彼此，于是都选择了告发。这便是合作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信任是违背人的本性的，而且也不符合个人的短期私利。这个问题就解释了为什么合作在自然界中如此罕见，为什么在人类之中形成合作也用了如此长的时间，以及为什么我们发展出了社会性压力来增强合作并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注释
1.囚徒困境由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与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首次提出，数年之后由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命名。许多研究者很熟悉该博弈，并对其进行分析，最为有名的就是约翰·纳什（JohnNash）与罗伯特·阿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他们用它解释协作的演变。
2.我应该对爱丽丝与鲍勃进行解释。解译密码者（解译密码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在任何安防讨论中命名两个行为者为爱丽丝与鲍勃。对我们而言，不认识的人不是爱丽丝就是鲍勃。如果你遇到我，如果我叫你爱丽丝或鲍勃不要惊奇。
3.像故事的风格一样，这种事情不是罕见的，只是基本的协商认罪。
4.我听说过一个人从来不在四面都通的停车信号前停下，因为他觉得其他人也会停下来。鹰派政策会运行得很顺利，如果他在路口处遇到的都是鸽子的话。
5.数据库查询能搜出73000篇带“囚徒困境”的学术论文。
6.哈丁使用开放牧草地作为一个例子。以下内容来自他的论文：
想象一块对所有人开放的牧草地。每个放牧人都会在这块公共地上饲养尽可能多的牲畜。这种情况在多个世纪之前都没问题，因为部落战争、非法狩猎以及瘟疫限制了人口与牲畜数量在这块土地的供养能力以下。最终，审判日到来了，即社会稳定的长久夙愿得以实现，到了这时，公共地的内在逻辑不断地制造出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个放牧人都寻求最大利益。显式的或者隐式地，多多少少有意识地，他问道：“在我的牧群里增加一只牲口会有什么效用？”这个效用既有负面成分也有正面成分。
（1）正面成分是增加一只牲口的价值。放牧人从多售出的一只牲口获得了收益，正面效用几乎加1。
（2）负面成分是增加一只牲口会带来过度放牧问题。然而，过度放牧效应由所有放牧人承担，放牧人权衡利弊时，负面效用只是众人数量的小部分。
将各成分效用加起来，理性的放牧人认为，明智的选择是增加他的牲口数量。这个结论只是由共享这片公共地的一个一个理性放牧人得出的。其中就有了悲剧，每一个人都被锁在一个体系中，该体系强迫他无限扩大他的牧群。在相信公共地自由共享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最终会走向毁灭。
7.正规博弈是零和：有人赢，有人输。赢加1分，输减1分，总和为0。
8.是的，这些规则有时由独裁者制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