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推动着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发展的，是病人的迫切心理问题，而非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包括一切纯粹的心理问题的。尽管医学如此刚愎自用，不顾病人的迫切需要，但它还是有些道理的，毕竟，心理问题属于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不过，现在医学不得不扩大其范围，将实验心理学纳入羽翼之下，就像它曾经也不得不——考虑到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从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科学分支之中借鉴了许多内容。
自然，这些从别处借鉴来的科学分支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一变化的特征——科学本身不再是我们的目的，科学是否具有价值，应当看它们是否对人类有益。例如，精神病学脱离了实验心理学的庇护，从精神病理学——一门研究复杂的心理表象的学科——的广博知识体系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精神病理学有一部分来自于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发现，另一部分则来自神经病学的发现——神经病学的研究领域本来就包含所谓的心因性神经症，现在单从学术的角度说仍是如此。然而，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训练有素的神经学家与心理治疗师已经成为了截然不同的两类人，这最早可以追溯到研究催眠术的时期。这一分裂是不可逆的，因为神经学专门研究器质性的神经疾病，但通常来讲，心因性神经症并不涉及器质性病变。心因性神经症也不属于精神病学范畴，因为精神病学专门研究心理疾病，或称精神疾病——在通常意义上，心因性神经症也不是精神疾病。类似心因性神经症这样的疾病构成了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独特领域，它们的表现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了精神疾病；另一方面指向了神经疾病。
神经症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是心因性的，其治愈完全依赖于心理疗法。我们在这个特殊领域中进行的界定与探索——从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两个方面——所得到的结论非常不受医学科学的待见——这一结论是，心灵是疾病的病源和诱因。在19世纪，医学的方法和理论皆发生了改变，这使医学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分支，于是它也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基本预设——物质因果论。因此，从医学的角度看，心灵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而且，实验心理学也费尽周折，建立了一种没有心灵的心理学。
但是，调查研究明确地告诉我们，心理神经症的核心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导致神经症病理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心理因素是独立存在的，就像我们承认其他致病因素是独立存在的一样，例如，遗传、体质和细菌感染，等等。一切用基本物理因素去解释心理因素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若试着用驱力或者本能等概念——这些概念是从生物学中借鉴过来的——来界定心理因素，成功的可能性便会增大一些。众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被我们观察到的生理冲动，是腺体活动所引发的，而且，经验表明，本能能够限制或者影响心理过程。因此，若想探索心理神经症的具体发病原因，我们不必从神秘的“灵魂”概念入手，可以从一种紊乱的腺体活动入手，这种紊乱可以用药物进行干预或治愈，这难道不是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吗？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那套著名的理论，认为神经症的原因是性冲动的紊乱。与此类似，阿德勒也借鉴了驱力的概念，认为神经症的成因是权力欲望的紊乱。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与性驱力的概念相比，权力欲望这一概念离生理学更远，也更具有心理学的性质。
我们仍不能很好地给本能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本能可以用来描述极其复杂的生理表现，但是它所描述的内容都是未知的，它本身也非常模糊。我并不是想就本能的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讨论。我想讨论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心理因素是各种本能的综合，而本能又可以追溯到腺体的功能上。甚至一切被称为心理的事物，都可以用广义的本能来解释，这样一来，心理本身就成了一种本能或本能的综合体，归根结底，它不过是腺体的功能而已。于是，心理神经症就成了一种腺体的疾病。但是，这种论述并没有实际的根据，目前并没有发现一种能够治愈神经症的腺体分泌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已经有太多教训告诉我们，器质性医学是无法治愈神经症的，而心理的方法却能够治愈神经症。这些心理方法卓有成效，起到了我们原本期待腺体分泌物能够起到的效果。因此，到目前为止，从经验上看，如果我们想要改善或治愈神经症，就不能从无法改善的方面——腺体分泌物——出发，而只能从心理活动出发，也就是说，心理活动必须被当成一种现实。也可以这么说，一种恰当的解释或安慰的话语，可能会影响腺体的分泌，继而对病人产生治疗效果。医生的话语，虽然仅是“空气的振动”，但它们却是一系列特殊的振动，反映了医生的特殊心理状态。只有当医生的话语传递了某种意义，或者具有重要性的时候，它们才是有效的。能产生效果的，是话语的意义。“意义”是心理的，或者说是精神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虚幻的。但是，意义使得我们得以影响疾病的进程，甚至远比化学药品更为有效。我们可以通过话语影响身体中的生物化学过程。不论话语的作用是从我们体内自发产生的，还是从说话者那里传递到我们身上的，它最终都能使我们患病或者痊愈。虽然没有什么比幻觉和观念更难以捉摸、更不真实的东西了；但是在心理乃至心理生理领域，竟没有什么比它们更有效。
科学承认了这些事实，因此发现了心理，谁都无法反驳心理的真实性了。事实证明，驱力，或者说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与此同时，心理活动似乎也能够制约本能。
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是以驱力为基础的，这并不带有指责的意味；它们的唯一缺点是其片面性。它们都代表着没有心灵的心理学，只适合那些没有精神需求和渴望的人。但是，医生与病人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尽管与以往的任何医学途径相比，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都更接近神经病的根源，但是它们仍然无法满足病人更深层的精神需求，因为它们只关注驱力。它们被19世纪的科学前提所束缚，过于拘泥于因果——没有给虚构或想象的过程留出有益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赋予生活足够的意义。然而，只有充满意义的事物才能使我们获得自由。
日常的理智、健全的判断力以及通过总结常识而获得的科学，确实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帮助；但是，它们超越不了人类生活的边界，所以将我们局限在了平凡的事实和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说到底，它们不能给精神上的痛苦及其深刻内涵提供解决方案。一个人之所以会得心理神经症，是因为他很痛苦，仍未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然而，精神领域的一切创新，以及人类心灵的每一次发展，都源于精神上的痛苦，而导致这种痛苦状态的，是精神的停滞与心灵的贫乏。
一旦医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将怀着极大的谨慎去接触面前的这片领域。医生必须向病人传递具有治疗作用的话语，告诉病人积极行动的意义——因为这些是病人渴望获得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理性和科学所能给予他的。病人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掌控他、给他那患了神经症的混乱头脑赋予意义和形式的东西。
医生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吗？一开始，医生也许会把病人转介给牧师或哲学家，或者把病人抛弃在时代的荒蛮之中。医生并不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生观，因为职业道德并不曾这样要求他。但是，如果医生能够清楚地看到病人的病因；如果医生发现病人得病是因为他只剩下了性欲而缺乏爱；如果医生发现病人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不敢在黑暗里摸索；如果医生发现病人之所以失去了希望，是因为世界和生活浇灭了他的幻想；如果医生发现病人之所以缺乏理解力，是因为没有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那么，医生又该怎样做呢？
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病人会断然拒绝去请教牧师。他们更不愿意与哲学家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对哲学毫无兴趣，并认为逻辑问题无趣至极。既能对生活和世界的意义侃侃而谈，又真正地活出了这种意义的伟人和智者，真的存在吗？人类的思维构想不出任何体系或终极真理，给不了病人生存所需的东西——信仰、希望、爱和洞见。
信仰、希望、爱和洞见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四种最高成就，它们是上天的恩典。它们不能被传授，也不能被学习；不能被给予，也不能被索要；不能被压抑，也不能被赢取——因为它们来自经验，经验是被赐予的，因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经验是不能制造的，它们只是发生了——只不过它们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而只是相对独立的。我们可以接近它们——这是人们力所能及的。有一些办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经验，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办法称为“方法”的时候，应该慎而又慎。这是因为，“方法”一词本身具有一种削弱效果。除此之外，绝对不应该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获取经验，因为这是一种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的冒险活动。
因此，医生在履行职责时，遇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医生该怎样帮助病人获得能带来解脱的经验，以使患者获得上述四种恩典，并治愈疾病呢？当然，我们可以心怀好意，建议病人去拥有真正的爱、信仰和希望；我们也可以奉劝病人“了解你自己”。但是，在病人缺少经验的时候，又怎能获得那些只有经验才能赋予的东西呢？
扫罗 [1] ?的转变，既不是由于真正的爱，也不是由于真正的信仰，或者其他的真理。完全是因为对基督徒的恨，使他踏上了去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就是这个决定性的经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之所以获得了这一经验，是因为他坚定地踏上了那条完全错误的道路。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个方法，用于解决那些我们很难严肃处理的生活问题。同时，这也给心理治疗师提出了一个——这本属于牧师的难题——善与恶的问题。
其实，最应当关心精神痛苦这一问题的是神父和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痛苦的时候，会首先去看医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生病了，况且某些神经症症状在药物的作用下确实能够有所缓解。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去咨询牧师，他也很难说服病人他所遇到的麻烦是心理上的。通常，牧师缺乏专业知识，所以诊断不出疾病的心理原因，这使他的判断缺乏权威性。
然而，有一些人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疾病是心因性的，却拒绝去找牧师。他们不相信牧师能真正帮助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人也不相信医生。他们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医生和牧师在出场时都两手空空——甚至更糟糕——他们往往还说着空洞的话语。我们不能指望医生会对灵魂的终极问题发表任何见解。痛苦的人若想获得这样的帮助，应该求助于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新教牧师往往肩负着艰巨的现实担子，而天主教神父就无需面对这种实际困难，因为天主教神父有天主教会的权威作为靠山，同时拥有稳定、独立的经济地位。新教牧师就远非如此了，他可能已经成家，故而需要担负家庭的责任，如果他搞砸了，也不能指望教区的资助或退回修道院。最好的情况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一名耶稣会信徒，他甚至可以自由地采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就我所知，在还没有任何新教牧师认为我的著作值得一读之前，罗马的神父们就已经认真地研读了它们。
我们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德国新教教徒的流失仅仅是征兆之一，牧师们应该从中看到，只劝导人们去信仰或行善，是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追求的。许多牧师从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或阿德勒的权力理论中寻求支持和实践的指导，这一事实令人大跌眼镜，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对精神价值抱有敌意，就像我说过的，都是没有心灵的心理学。它们都是理性的治疗方法，实际上会阻碍人们去领悟经验的意义。目前，大部分心理治疗师都是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学生。这便意味着，绝大多数病人都必然会远离精神的价值——对一个对精神价值有所领悟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绝非无关紧要。目前，对心理学的兴趣像一股潮流一样席卷了欧洲的新教国家，而且还没有退潮的迹象。同时，基督教信徒也在大量流失。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话说，“现在人们都去看心理治疗师，不去找牧师了”。
我认为，这一陈述只适用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而不适用于广大群众。不过，我们应该记得，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普通人才会开始考虑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今天所思考的问题。例如，当毕希纳（Buchner）的《力与物质》（Force and Matter）一书成为德国公共图书馆中最受欢迎的书籍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已经将之抛到脑后20年之久了。我相信，如果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浓厚，到了明天，每个人都会分享这种兴趣。
请大家注意下述事实。在过去30年中，世界各个文明国家的人都曾来找我咨询。我治疗了数百位病人，其中最多的是新教教徒，少数是犹太人，但只有五六个人是信奉天主教的。而在我的后半生——就是35岁以后——所遇到的所有病人之中，几乎每个人的问题最终都得借助于一种宗教的人生观方能解决。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每个时代流行的宗教给予其追随者的东西，因此，在重新获得了宗教世界观之后，他们才能获得治愈。当然，这与某种特定的教义，或者成为了哪种宗教的教徒无关。
说到这里，牧师便拥有了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看上去，当代的新教牧师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心理需求。现在确实是一个时机，牧师与心理治疗师应当联合起来去迎接这个艰巨的精神任务。
在这里，我还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为何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大约两年前，在瑞士的阿劳（Aarau）举办了一次基督教学生会议，大会的领导问了我一个问题：如今，精神痛苦的人更愿意去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这种选择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是一个一针见血而又非常具体的问题。当时我只知道，我的病人们显然是选择了医生，而不是牧师，但是，除了这个事实以外，我别无所知。我甚至还怀疑，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如何，我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事后，我展开了一项调查；我制作了一些调查问卷，分发给瑞士、德国和法国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结果非常有趣，我在此简要陈述一下。有57%的新教教徒倾向于看医生，但天主教教徒只有25%；仅有8%的新教教徒倾向于求助于神祇，而天主教教徒有58%。这些是做出明确选择的人。此外，大约有35%的新教教徒选择了不能确定，而在天主教教徒中只有17%。
总体来说，不去咨询教堂的牧师的理由，是因为牧师缺乏心理学的知识和洞察力，有52%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有大约28%的人认为牧师的观点含有偏见，表现得非常教条和过于传统。奇怪的是，甚至还有一位牧师认为自己也会去看医生，而另一位牧师则恼怒地答道：“神学与治疗人类毫无关系。”而所有参与回答的牧师的亲属，都声称他们反对去咨询牧师。
由于这项调查只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得出普适性的结论。而且我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反应会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多少能准确地反映出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并且众所周知，他们对教会或宗教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所以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别忘了我在前面提过的那个社会心理学真理——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人生观，从受过教育的阶层渗透到没受过教育的群众中，大约需要20年之久。例如，20年前，甚至10年前，谁能预言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天主教势力泛滥的欧洲国家，会经历眼下这场史无前例的精神变革呢？但是，这场剧变终究还是爆发了。
在我看来，伴随着宗教生活的衰落，神经症的发病率明显提高了。现在还没有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实际增长的数字。但是，我非常肯定，欧洲各地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显得极度失衡。不可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精神紧张、观念混乱和前途未卜的时代。我的病人来自各个国家，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相当数量的病人来找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患上了某种神经症，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并且被一些今天的哲学或宗教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困扰着。有一部分病人好像以为我有一个神奇的药方，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也回答不了他们的这些问题。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
让我们以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问题为例来进行说明——我的生活，或者广义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当代的人们都太了解牧师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牧师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人们一想到哲学家会作何回答，就忍不住发笑。此外，他们对医生也不抱太高的期望。但是人们都认为，毫无疑问，从分析无意识的心理治疗师那里能学到些什么。也许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或者其他东西中发掘出生活的意义，而这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然而，一个头脑严谨的人，若听到心理治疗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一定会感到很放心。因此，这样的告解，常常是病人对治疗师信任的开端。
我发现，现代人对传统观念和代代相传的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现代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他而言，过去的一切精神标准和形式都失去了生命力，因此，他想在精神世界里开展实验，就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经济领域中进行实验一样。当面临这种现代的态度时，任何一种宗教体系，不管是天主教、新教、佛教还是儒教，都会陷入危险之中。在现代人中，自然会有一部分人本性就非常喜欢诽谤、破坏并极其乖张——一些感到不平衡的怪人——他们永远都不会满足，因此他们喜欢追随各种新潮流，希望至少能有一次只用较低的代价就能弥补他们自身的不足，这便给这些运动和事业带来了损害。不用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遇到了许多现代的男男女女，其中也有病态的伪现代人。但是，我倾向于不去谈论他们。我想讨论的那些人，决不是病态的怪人，而是能力出众、勇敢而又正直的人，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的真理是出于一些诚实且正当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内心的邪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的宗教真理不知为何变得空洞了。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能协调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或许是因为基督教教义失去了权威性和合理性。人们不再因为基督之死而感到自己被救赎了；他们无法去信仰——他们无法迫使自己去信仰，不论在他们眼中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快乐。对他们而言，原罪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恶，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善。说到底，佛祖与基督为什么就不能都是正确的呢？
这类问题和怀疑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却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并将它们扫到了一边。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坚持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被压抑的性欲，而哲学或宗教的怀疑，只会掩盖事情的真实状态。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个体的案例，的确会发现，人们在性和无意识冲动方面有着特殊的紊乱现象。弗洛伊德的方法，就是用这些紊乱现象去解释整个紊乱的心理；他只对性方面的因果解释感兴趣。但是，弗洛伊德彻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些案例中，虽然神经症的诱因一直潜伏着，但病人却一直没有发病，直到意识态度出现紊乱，其神经症才开始发作。就好比在一艘船因为漏水而将要沉没的时候，船员却只对倾泻而入的水的化学成分感兴趣。无意识驱力的紊乱不是最根本的，而是次一级的现象。当意识生活失去了意义和希望时，就仿佛释放出了恐慌，这时人们就能听到一声高喊：“混吃等死吧，因为明天就是末日了!”这种在生活的无意义之中酝酿的情绪，导致了无意识的紊乱，激发了那些被痛苦地压抑着的冲动，让它们重新爆发了出来。神经症的原因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但有一个一直存在的原因使神经症保持发作状态。譬如，一个人得了结核病，并不是因为20年前他曾感染了结核杆菌，而是因为感染的病灶到今天仍然活跃着。当年的感染是何时、怎样发生的与他目前的状况几乎毫无关系。即使对已往病史了解得再清楚，也无法治愈结核病。如果换做神经症，也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病人在我面前表现出的宗教问题，不但与神经症相关，而且很可能是神经症的病因。不过，如果我想认真看待这些宗教问题，就必须承认病人的感受是合理的。“是的，我同意，佛祖与耶稣可能同样正确。原罪是相对的，而且我怎么也看不出基督之死如何能救赎我们。”作为一名医生，我可以轻易地肯定这些疑问，但是牧师就没法这样做了。病人会从我的态度中看到理解，但却从牧师的犹豫中感受到了传统偏见，这就使他与牧师之间有了隔阂。他会问自己：“如果我开口向牧师描述我遭受的性欲困扰的痛苦细节，他会怎么说？”他当然怀疑牧师的道德偏见比教条主义偏见更加强烈。有一则与此相关的有趣的轶事，与美国总统柯立芝（Coolidge）有关，叫作“‘惜字如金的加州人’柯立芝”。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他从外面回到家，他的妻子问他刚才去哪里了。“教堂”，柯立芝答道。“牧师讲了什么？”“他讲了罪恶。”“他是怎样评论罪恶的？”“他反对罪恶。”
人们会觉得医生在这些方面很容易表现得善解人意。不过，人们忘记了医生也有道德上的顾虑，有些病人的告解会让医生都感觉难以忍受。但是，只有当病人身上最糟糕的东西被接受时，他才会感到自己被接受了。没有人能只凭语言就做到这一点；医生只有在持有一种真诚的、对待自己和自身的邪恶态度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医生想给病人提供指导，或者甚至只想要陪病人走一段路，他必须深入了解这个人的心理生活。在医生做出评价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触及他人的心理生活的。不论他用语言表达了他的评价，还是把评价留在心里，都没有差别。如果医生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立马对病人的意见加以肯定，也是没有用的；这同谴责一样，都会让病人与医生疏远。我们只能通过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去深入了解他人。也许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学规则，而且很像是头脑的一种纯粹理智的、超然物外的态度。但是，我想传达的意义与此截然不同。它是人类的一种品质——一种深刻的对事实和事件的尊重，对承受了这一切而感到痛苦的人的尊重——对于这种人生的秘密的尊重。真正虔诚的信教者就抱有这样的态度。他知道上帝创造了千奇百怪的、不可思议的事物，并用诡谲的方式触及了人的内心。因此，他在一切事物之中都能感受到神的意志的存在。这便是我所说的“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它是医生的一种品德成就，医生不应该厌恶疾病和堕落。只有先接纳一样事物，我们才能去改变它。谴责不能带来解放，只能造成压抑。对我所谴责的人而言，我是一个压迫者，而不是朋友或难友。我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能对我们想帮助和改善的人下判断，而是说，如果一位医生想要帮助病人，他就必须得接受病人的一切。只有当他了解了并接受了这个人的一切时，他才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
这听上去也许很简单，但是简单的事情往往是最难做到的。在实际生活中，想要过得简单，需要经过最严格的磨练；接纳自己，是道德问题的本质，是整个人生观的缩影。给饥饿的人提供食品，原谅他人对我们的侮辱，以基督之名去爱我们的敌人——这一切无疑都是了不起的美德。我为我的同胞们做的最小的事情，都是为了基督。但是，如果我发现在一切小事之中，那些最饥饿的乞丐、最无礼的侮辱者以及那些敌人，其实都存在于我的内部，而我自己就需要接受我的善行的施舍——倘若我自己就是那个我必须去爱的敌人，那将会怎样呢？一般来说，基督徒的态度会逆转；不再有爱，也不再有长久的忍耐；我们对自己内在的同胞说，“你一文不值”，对自己进行谴责并感到愤慨。我们把这位同胞藏匿起来，不让他被世人知晓；我们拒绝承认我们遇到过这样最差劲的人。哪怕是上帝以这种鄙俗至此的样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在第一声鸡鸣之前，我们肯定已经否认了他一千次了 [2] ?。
医生运用现代心理学，除了要检视病人生活背后的东西，特别要检视他自己生活背后的东西——现代心理治疗师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不想自欺欺人的话——他将会认识到，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邪恶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只是想到这一任务，我们就会因为恐惧而面如死灰。所以，我们毫不犹豫、轻松愉快地选择了更复杂的办法，即保持对自己的无知，同时忙着检视别人以及他们的麻烦和罪恶。这一举动让我们罩上了美德的光环，我们就这样欺骗了自己和周围的人。谢天谢地，我们能够逃避自己了。数不胜数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而又不受惩罚，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有的人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崩溃了，得了神经症。假如我自己也是一个逃避者，也在遭受神经症的折磨，我又怎么能去帮助这些人呢？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人，才会有“毫无偏见的客观态度”。但是，谁都不能绝对地声称自己完全接受了自己。我们可以说基督做到了，他把他的传统偏见祭献给了上帝，于是他一生都无视传统，不顾法利赛人 [3] ?的道德标准，直到世界末日。
我们新教教徒迟早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仿效基督”的理解，是应该照搬他的生活和仿效他身上被十字架钉出的伤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抑或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像他一样真实地过适合我们的生活呢？要仿照基督的言行来过我们的生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像基督那样真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又比前者困难多了。任何人若要做到后者，都会遇到过去力量的阻抗，尽管他或许也能够完成使命，但是却会像基督一样，被误解、被嘲笑、被折磨并钉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仿照基督的言行，这是被历史所认可的——基督在神圣的光环之下被扭曲了。如果一个修道士将自己认同为基督，我永远都不会打扰他，因为他值得被我们尊重。可是，我和我的病人都不是修道士，我作为一名医生，有责任告诉病人怎样生活才能不患上神经症。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的分裂——一种自己和自己斗争的状态。每一样能够激发这种分裂的事物，都会使病人的症状恶化，而每一样能够缓和这种分裂的事物，都有助于治愈病人。促使人们与自己对战的，是一种直觉或认识，使得人们觉得自己内部有两个相互对抗的人。这种对抗也可能出现在肉欲的人与精神的人之间，或者出现在自我与阴影之间。弗洛伊德说“啊，我的心中居住着两个灵魂”，他的意思正是如此。神经症是一种人格的分裂。
可以说，治疗是一个宗教问题。在社会或国家关系的范畴，痛苦的状态可能会表现为内战，倘若效仿基督的美德，宽恕那些痛恨我们的人，便能够治愈这种状态。在应对外部情境时，我们凭借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所尝试的那些事情，在我们治疗神经症的时候也不得不将它们应用于内在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听够了关于犯罪的说教。人们自身的邪恶已经够让他们痛苦了，他们更想知道怎样才能与自己的天性和睦共处——怎样才能爱他们内心的敌人，并与豺狼称兄道弟。
而且，现代人并不渴望知道怎样效仿基督，他们只想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生活，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贫乏和无聊。因为在他们看来，效仿的行为缺乏生气、枯燥乏味，他们要反抗将他们束缚在老路上的传统力量。这些老路，在他们眼中，都是歧途。然而，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其行为却显示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充满了上帝的意志，而且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它。这就是他们利己主义的根源，而利己主义便是神经症状态下最明显的一种邪恶。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过于自私自利，他就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样一来他的神经症就会变得更严重了。
如果我想治愈我的病人，我就必须承认他们的利己主义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中间包含着真正的上帝的意志，我就太无知了。我甚至必须帮助病人夸大他的利己主义；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便让自己远离了其他的人。他把众人赶走，众人便成为了众人本身——本就应该如此，因为众人一直在剥夺他那“神圣的”利己主义。他必须拥有这份利己主义，因为这是他最强大、最健康的力量，如我所说，这是真正的上帝的意志，只不过有时会让他成为孤家寡人罢了。不管这种状态有多悲惨，但是对他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拥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并认识到对同胞的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财富。而且，只有在彻底被抛弃和孤独的状态下，我们才能体验到自己的本性中那些有益的力量。
如果我们已经多次目睹了这种发展，就再也无法否认恶能够变成善，而看似善良的东西却拥有邪恶的力量了。利己主义的魔王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捷径，使我们收获了宗教经验所要求的东西。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一条生活的基本规律——物极必反（enantiodromia）；只有这一规律可以使人格之中冲突的双方重新统一，从而结束这场争斗。
我以神经症患者的利己主义为例，因为这是神经症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我还可以用神经症的其他典型症状，来说明在面对病人的缺点时，医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面对罪恶的问题时，他又该如何处理。
无疑，这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在实际人生中，接受人性的阴暗面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试想，要承认那些非理性的、无意义的和邪恶之物具有存在的权利，将意味着什么!可是，现代人所坚持认为的，正是它们有存在的权利。现代人想与自己的每一面和谐共处——想认识自己是谁。因此，他们将历史抛在脑后。他们想与传统决裂，以便用自己的生活进行实验，来看看除了传统的预设之外，事物本身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的青年人正是这种态度的令人震惊的例证。我将列举某个德国社团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来表明这种倾向是多么强烈。他们问我，是否应该反对乱伦，以及有什么事实可以用来作为反对乱伦的理由!
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倾向，不难想象人们将陷人一场混战。我完全能够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费尽力气去阻止他们的同胞去进行这样的冒险。但是很奇怪，我们发现找不到一个办法去阻止它。一切反对非理性、自我欺骗和不道德的理由，虽然曾经很管用，但是现在都已失效。我们正在品尝19世纪的教育酿成的苦果。在整个19世纪，教会向青年人宣讲盲信的好处，而大学却给学生灌输智力的理性主义，结果，今天不论我们求助于信仰还是理性，都是徒劳的。现代人厌倦了这种观念的论战，他们希望能够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欲望为最危险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我们却不由得把它当成了一种勇敢的尝试，并给予了它某种程度的同情。这不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冒险，而是一种在深深的精神痛苦的激励下所做的努力，它的目的是，以崭新而不带偏见的经验为基础，给生活赋予新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谨慎，但是我们不能拒绝支持一场认真的冒险，这场冒险需要我们的整个人格行动起来。如果我们反对它，便是在试图压抑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勇气与抱负。如果我们成功了，便收获了那些能够给生活赋予意义的宝贵经验。如果扫罗听从了别人的劝阻，而放弃了前往大马士革，那么事情又会怎样呢？
每一位认真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在遇到的每一个案例中，他都要做出决定，是否愿意用自己的建议和帮助来支持一个人去进行大胆的、甚至灾难性的冒险。他不应该对是非对错抱有顽固的成见，也不应该装作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否则，这种体验的丰富性就会被降低。他必须始终观察着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能发生效用的才是实际的。如果我认为某样事物是错的，但是它却表现得比真理更有效用，那么我必须得顺从这一错误，因为它具有力量和生命力，而如果我拘泥于自己认为的真理，那么就失去了这种力量和生命力。光明是需要黑暗的——不然它何以成为光明呢？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仅限于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与邪恶。它仅仅是掀起了一场潜伏的内战，然后就顺其自然了。病人只好竭尽全力去对付它。可惜弗洛伊德忽视了一个事实，人从来都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对抗黑暗的力量——无意识的力量。人总是需要精神支持的，而提供这种帮助的是每个人自己的宗教。无意识的开放永远都意味着强烈的精神痛苦爆发了；就像是放弃了繁荣的文明，任由大批的野蛮人肆虐，又像是大堤决口，肥沃的农田暴露在了肆虐的洪水面前。世界大战就是一种这样的爆发，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那面隔开了秩序良好的世界与潜伏着的混乱的墙有多单薄。而对每一个单个的人及其理性有序的世界来说，也是这样。他的理性侵犯了自然的力量，这些力量想要复仇，只等着这面隔墙坍塌，它们好摧毁意识生活。从远古时代起，甚至在最初的文明阶段，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人之所以发展出了宗教和巫术，就是为了武装自己，对抗这种威胁，并且治愈已经造成的创伤。所以，巫医也是牧师；他既是肉体的拯救者，也是灵魂的拯救者，宗教就是治疗心理疾病的系统。人类最了不起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尤其如此。处于痛苦之中的人，从来都不能从自己的思考中得到帮助，而只能从一种远比他自己智慧得多的智慧中获得启示。只有这种启示能够助他脱离苦海。
如今，这种破坏性力量已经爆发了，人的精神因此而痛苦。所以，病人们逼迫心理治疗师扮演牧师的角色，期望并要求医生帮助他们脱离痛苦。因此，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不得不去思索那些严格来讲属于神学的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神学来回答；因为痛苦的人们的迫切心理需求反复地将这些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由于通常每一种流传下来的概念或观点都会令我们大失所望，因此，我们首先要与病人一同经历他的疾病——这会使他的冲突更加尖锐、孤独更加强烈，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希望从孕育着破坏性力量的心理深渊之中，也能产生出救赎的力量。
在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变化。我不知道心灵深处藏着什么——我一直把这个领域称为“集体无意识”，把它的内容称为“原型”。从远古时代起，无意识的爆发就开始了，它们一次次重复出现。意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在人生的早期，意识会在每个儿童身上重新建立。在这一阶段中，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而历史告诉我们，对整个人类而言也是这样——无意识轻易便占据了优势。这些斗争都留下了痕迹。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便是——本能的防御机制形成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进行干预，其发挥作用的载体便是幻想中的那些有益的意象，这些意象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每当有需求的时候，这些防御机制就会发挥作用。科学只能证实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并尝试给出一种假说来合理地解释它们的起源。然而，这样做只是将问题推进了一步，却无法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遇到的是一些终极问题——意识是何时出现的？心灵是什么？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一切科学都束手无策。
当疾病步入膏肓之时，破坏性的力量就变成了治愈的力量。其深层的原因是，原型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并成为了人格的精神向导，取代了匮乏的自我及其徒劳的意志和努力。就像有宗教信仰的人会说“上帝即是向导”。但是面对大部分病人，我必须避免这种说法，因为这会让他们想起其所反对的事情。我必须用更谦虚的说法来表达，比如说心灵觉醒了，能够自发地生活。这种说法也的确更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当一些并非来源于意识的主题出现在梦中或幻想中的时候，转化便发生了。对病人而言，这不亚于一种启示，一种东西从心灵的深处萌生，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一种非“我”的陌生事物，超出了个人想象力的范围。他找到了通往心灵生活的源头的路，这标志着治愈的开始。
如果想要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我们无疑应该在讨论时使用恰当的例子。可是我们几乎找不到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因为这一过程通常非常微妙和复杂。那种起效的东西，似乎是梦在独立地解决病人的困难时，给病人留下的一种深刻的印象。或许是病人的幻想指向了某件事，而意识心理对这种事毫无准备。幻想的内容通常是一些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原型内容，不论意识心理能否理解它们，其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心灵的这种自发活动，常常十分强烈，以至于人们会看见幻像，或者听到从身体中传出的声音。这些都是精神的体现，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今天，人们都可以直接地体验到它们。
这些体验以迂回的方式弥补了受难者的痛苦。从这一刻起，一束阳光穿透了他的迷惘；他终于平息了内心的战火，并因此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整合他的天性中的病态分裂。
现代心理治疗的根本问题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在一篇文章中讨论它们必然无法罗列细节，但是若要阐述清楚，是非常需要这些细节的。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应该持有的态度。归根结底，正确地理解这一点，比精选几个治疗方案或指标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内容，对它们的应用是不会有效果的。心理治疗师的态度远比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更重要，所以我才更重视向大家展示这种态度。我相信我的阐述是可靠的。而至于牧师能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努力承担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我也只能提供一些信息，留待其他人来裁决。我也相信我所描绘的现代人的精神图景是符合现实的——当然，我不能保证自己绝无过失。无论如何，我未加掩饰地说明了神经症的治疗和相关的问题。就治疗心理疾患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言，我们医生自然希望得到牧师善意的理解，但是，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那些阻碍合作的根本困难。我个人站在极左的新教观点这一边，但是我要第一个警告人们，切勿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轻率地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一个瑞士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不过我也承认自然施行的是贵族政治，甚至是秘传的政治。朱庇特可做之事，公牛却不可以做（Quod licet lovi，non licet bovi）。这是一条令人不悦却永恒不变的真理。是谁犯过诸多罪孽，却被宽恕了？是那些博爱的人。而那些寡爱之人，虽然犯下的罪孽很少，却会因此受到谴责。我坚信，一大批人投身于天主教会，而不是别的宗教，是因为他们最适合那里。我对此深信不疑，如同我观察到的另外一个事实，即原始宗教比基督教更适合原始民族，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十分难以理解，与他们的传统不能相容，以至于他们只能极其蹩脚地作猿猴模拟之态。我还相信，反对天主教会的新教教徒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反对新教的新教徒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精神的表现形式真的非常奇妙，就像上帝创造万物本身一样复杂多样。
活跃的精神不断地成长，甚至会扬弃它早先的表现形式；它自主地选择居住在谁的身上，被寄居的人则称颂它。活生生的精神永恒地更新着，在人类的历史中以各式各样、超乎想象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目标。与它相比，人类赋予它的名字和形式是微不足道的；那只是永恒之树上生生落落的叶子和花朵罢了。
注 释
[1].扫罗（Saul），他最初认为基督教是违背传统犹太教信仰的异端邪教，极力迫害基督徒，后来成为基督教的追随者。——中译者注。
[2].此处使用的是彼得（Peter）在鸡鸣前三次否认认识耶稣的典故。——中译者注。
[3].法利赛人（Pharisees）是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以墨守传统礼仪为特色。——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