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archaic）一词，意为最初的、最早的。若要讨论涉及现代文明人类的重要事情，显然是一件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但是若要讨论原始人，我们便明显站在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当我们讨论现代人的时候，我们试着使用一种俯视的视角，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抱有与我们所讨论的对象一样的成见，也被同样的偏见所蒙蔽。然而，在讨论原始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我们远离他们生活的时代和世界，我们的智力也远比他们发达。因此，我们明显比他们站得更高，可以俯视他们的世界，检视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有何意义。
上面的最后一句话限定了本文涉及的主题。若不是我限制自己只对原始人的心理生活进行探讨，我将无法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描绘出原始人的样貌。我的主要目标是使这幅图画尽可能地富有信息量，因此不会涉及人类学中关于原始民族的发现。一般在谈及人类时，我们并不会想到关于人的解剖学知识——比如颅骨的形状或者肤色，我们所指的通常是人类的心理世界、意识状态和生活方式。既然这些都属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当我们谈论原始人的时候，我们将主要谈论原始人的心理。尽管这是一个限制条件，但它实际上拓宽了我们的主题，因为原始的心理过程不只是发生在原始人身上。当代的文明人也表现出了原始的心理过程，比如，现代社会中偶尔出现的“返祖”（throw-backs）现象。实际上，每一个文明人，不论其意识的发展水平如何，在心灵深处都仍然是一个原始人。就像人的身体让我们与哺乳动物紧密相连，并且呈现出许多早期进化阶段的遗迹，甚至可以追溯到爬行动物时代一样，人的心理也是进化的产物，如果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将看到大量的原始特征。
当我们刚开始接触原始民族，或刚开始阅读关于原始人精神的科学著作时，原始人的奇异之处肯定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原始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人物，列维-布留尔 [1] ?永远都坚持认为，头脑的“前逻辑的”（pre-logical）状态与我们的有意识观点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原始人无视明显的经验教训，断然否认最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且不懂得用偶然或因果来解释事物，只是简单地把“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当作解释的依据，似乎对他这样一个文明人而言，这一切都很难理解。列维-布留尔使用“集体表象”这一术语，表达的是广泛流传的、具有不言自明的真理性的观念，比如关于精神、巫术、草药的作用等原始的观念。虽然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人可能会死于衰老或致命的疾病，但是原始人却不能理解。当老年人死去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是因为衰老。他们争辩道，还有人活得更老呢。同样，没有人会因疾病而死去，因为有些人也得了同样的病却康复了，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得这种病。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原因永远是巫术。杀死一个人的，要么是精灵，要么是巫术。很多原始部落认为，战死沙场是唯一的自然死亡。还有一些部落甚至认为战死沙场也不是自然死亡，因为他们相信，杀死一名战士的，或者是巫师，或者是带魔法的武器。这种古怪的观念，有时还会以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欧洲人射杀了一条鳄鱼，在鳄鱼肚子里找到了两条脚链。当地土著人认出这两条脚链是不久前被鳄鱼吃掉的两名妇女的财产。关于这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欧洲人永远也不会加以怀疑，但是土著人却用列维-布留尔称为“集体表象”的预留观念，对它进行了出乎意料的解释，指责这是巫师所为。土著人解释道，不知道是哪位巫师召唤了鳄鱼，命令它把那两名妇女带走，于是鳄鱼执行了这一命令。可是，鳄鱼肚子里的脚链又该如何解释呢？土著人坚持认为，鳄鱼从来不吃人，除非它接到这样的命令。作为奖赏，巫师把脚链赠予鳄鱼。
头脑的“前逻辑的”状态的特征之一是解释事物时反复无常，上面的故事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所谓的前逻辑，是指以我们的眼光看，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对原始人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们的初始预设与原始人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相信有巫术和神秘力量的存在，而没有所谓的自然因素，那么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推断其实非常合理。事实上，原始人的逻辑性与我们没有差别。他们的预设与我们不同，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仅在于此。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建立在与我们不同的预设之上。在面对一切不同寻常并因此使他们感到困扰、害怕和惊慌的事物时，他们都会将之归咎于我们所说的超自然起源。当然，对于原始人而言，这些东西不是超自然的；相反，它们是他们的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当我们说“这栋房子被雷劈中，所以烧毁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描述事件的自然顺序。当原始人说“一位巫师使用雷电点燃了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们同样也觉得自己在描述事件的自然顺序。在原始人的经验中，所有事件——不论多么地稀奇古怪、骇人听闻——都能用类似的原因来解释。他们用这种方式解释事物时，就和我们一样——并不曾检查自己的预设。对他们而言，疾病和所有小毛病都是精灵或巫术造成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我们的先验结论是疾病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一样。我们不会把疾病归因于巫术，犹如原始人不会把它归因于自然原因一样。从根本上讲，原始人的精神活动与我们并无区别。正如我所说的，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预设与我们不同。
人们常常认为，原始人的情感和道德观念都与我们不同——他们头脑的“前逻辑”状态也与我们不同。毫无疑问，他们的道德标准与我们的不同。如果问一位黑人酋长如何区分好和坏，他会说：“如果我偷走了敌人的妻妾，就是好的；但是如果敌人偷走了我的妻妾，那就是坏的。”在一些地区，踩别人的影子是非常无礼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在剥海豹皮的时候如果没有用石刀，而用了铁刀，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但是，让我们收起伪装吧。难道我们不也认为用钢刀吃鱼、在屋里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问候女士是罪孽深重的吗？无论对我们而言还是对原始人而言，这一切皆与伦理无关。有的杀手是真诚和忠实的，有的人虔诚地、本着良心去施行残酷的仪式，也有的人从正义的信念出发去杀人。原始人也和我们一样匆忙地对伦理态度做出评价。他们的好与我们的好是一样的，他们的坏与我们的坏也是一样的。只是好或坏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但进行伦理判断的过程是一样的。
人们往往认为原始人拥有比我们更敏锐的感官，或者说他们拥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感官。但是，他们高度发达的方向感、听觉和视觉完全是因为日常生活的需求进化而成的。如果他们碰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情形，他们也会反应得很慢、很笨拙。有一次，我让一些视力像雄鹰一样敏锐的土著猎人看杂志上的图片——那是连我们的孩子都能一眼认出的人形。可是，猎人们颠来倒去，就是看不出图片上是什么，最后，他们中的一个人用手描绘着人形的轮廓说道：“这是白人。”其他人都向他致以热烈的欢呼，仿佛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很多土著人表现出来的异常精确的方向感，其实是练习的结果。在森林和丛林中辨别方向的能力，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连欧洲人，只要在非洲待上一小段时间，也会开始留意一些他们做梦也不会去注意的东西；尽管有指南针，他们还是担心会迷路。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原始人的思想、情感和知觉方式与我们的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心理功能在本质上与我们相同——只是他们的主要预设与我们不同的。相对来说，他们的意识范围是否比我们狭窄，他们能否进行专注的精神活动，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最后这一点，确实会令欧洲人倍感奇怪。举例来说，我和土著人聊天从来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因为到了这个时间他们总会宣布自己累了。他们说聊天太难了，虽然我只是随意地提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在外出狩猎或旅行时，这些土著人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专注和耐力。比如，我的信使可以一口气跑120公里。我还看到过一名怀孕6个月的妇女，在35℃的高温下，背着一个孩子，一边吸着一支大烟斗，一边围着篝火跳了几乎一整夜舞，居然没有累垮。我必须承认，原始人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能够非常专注。换做我们试着专注于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很快也会发现自己的专注力是多么薄弱。其实我们也和原始人一样，都依赖情感的潜流。
的确，原始人比我们更单纯、更幼稚，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是这样。这本身并不使人感到奇怪。然而，当我们接近原始人的世界时，我们会感到有什么东西非常奇怪。我尽己所能对此进行了分析，这种感觉主要来源于原始人的基本预设与我们不同——或许我可以这么说，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在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预设时，他们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预设，这一切就变得相对简单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自己的预设，原始人就不再是一个谜了。
我们所做的是一种理性的预设，认为每件事都有一个自然且可知的原因。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是说，因果关系就是我们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看不见的、无规律的和所谓的超自然力量都没有合法的地位——除非我们跟随现代物理学家的脚步，去探索微小、神秘、匪夷所思的原子世界。但是，原子世界离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太远了。我们本能地反感看不见的观念和无规律的力量，因为在不久前我们才刚刚逃离了梦和迷信的可怕世界，为自己构建了一幅与理性意识相称的宇宙图景——这是人类最新且最伟大的成就。我们正处于一个服从理性法则的世界中。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一切事物的原因，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它们，而这些发现也将符合我们的理性预期。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而原始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预设的。当然，有时也会发生偶然事件，但它们仅仅是意外，而且我们也赋予了它们单独的因果关系。我们的头脑热爱秩序，讨厌偶然事件。偶然事件用一种好笑但又恼人的方式，打乱了事物原本可以预料的发展进程。就像讨厌无形的力量一样，我们也讨厌偶然事件，因为它们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撒旦的门徒，或者联想起戏剧中很牵强地出场解围的神灵。它们是我们深思熟虑之时最糟糕的敌人，威胁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它们公然违背理性，理应受到鄙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给它们应有的位置。阿拉伯人就对它们表现出比我们更多的尊敬。他们在每封信里都写上，“如真主所愿”，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信才能寄到。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偶然因素的存在，尽管事物的确遵循着普遍规律，但是不能否认，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碰到不可预料的偶然事件。还有什么比偶然更不可见、更无规律的呢？又有什么比偶然更难以避免、更让人烦恼的呢？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说，事件的因果联结的确遵循着普遍规律，但这一理论只在大约一半的时间里有效，在其余的时间里，偶然的魔鬼则趁机而入。偶然事件也有其自然的原因，我们总是悲哀地发现这些原因也是司空见惯的。偶然事件让我们烦恼，并不是由其原因是未知的；而是它们通常以一种显而易见的专横态度落到我们头上。至少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此。偶然事件总是恼人的，就连最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也会诅咒它。不管我们怎样解释一个偶然事件，都无法改变我们会受到它的影响这一事实。我们的生存状态越是服从规律，就越能避免偶然事件，也就越不需要避开它们。但是，每个人还是会考虑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时甚至会对之抱有期待，虽然官方“信条”并不赞成这种信念。
我们有一个预设，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信仰，每一件事都有自然的原因，而且它们起码是可知的。但是与此不同，原始人则认为，每一件事都是由看不见的、无规律的力量促成的，也就是说，每一件事都是偶然的产物。只是他们不用偶然这个词，而是称之为意图（intention）。在他们看来，自然原因只是表象而已，不值一提。例如，三名妇女去河边打水，一条鳄鱼咬住了中间的那名妇女，把她拖进了河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使我们断定，中间那名妇女被咬住纯属偶然。在我们看来，鳄鱼咬住她这一事实其实非常自然，因为这些动物有时的确会吃人。但是对原始人来说，这一解释完全抹杀了事实，没有提供关于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的任何信息。原始人认为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流于表面，甚至是荒谬的——他们是对的，因为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我们也一样用纯属偶然来解释。我们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解释，但欧洲人的偏见使我们很难发现这一点。
原始人对解释有更高的期望。我们所说的偶然，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不受掌控的力量。因此，咬住中间的那名妇女，便是鳄鱼的意图——这对原始人而言是一目了然的。如果鳄鱼的意图不是这样，那它就会去咬另外两个人了。但是，鳄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意图呢？它们通常是不吃人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就像撒哈拉沙漠通常不会下雨的命题一样正确。鳄鱼的确是胆小的动物，很容易受惊。再加上数量较少，它们吃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它们吞下一个人，是意料之外的、非自然的事件。这个事件需要解释。如果按照鳄鱼的意图，它是不会夺人性命的。那么，又是谁命令它这样做的呢？
原始人做出判断的基准来自周围世界中的事实。当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时，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吃惊，并希望了解具体原因。在这方面，他们的行为与我们完全相同。但是，他们比我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有多种理论解释偶然的不可控力量。我们说：“这仅仅是偶然。”他们却说：“这是深谋远虑的意图。”他们强调的是因果链上那些混乱而令人困惑的缺口——这些事件不具备科学所预期的因果联结，它们是一般事件的另一半。他们在很久之前就适应了符合一般规律的自然；他们畏惧的是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一种不受控制的、无法估量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对的。他们害怕每一件不合常规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曾在埃尔贡山（Mount Elgon）南部地区待过一阵子，那里有很多食蚁兽。食蚁兽是一种胆怯的动物，在夜间活动，所以比较少见。如果在白天看见一只食蚁兽，土著人会认为这是一件离奇的、违反自然的事情，他们惊讶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发现了一条偶尔逆流而上的小溪。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水突然克服了重力作用，也会感到极为忧虑。我们知道自己周围有大量的水，所以很容易想象，如果水不再遵循万有引力定律将会发生什么。原始人对于在他们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件，也是这样看待的。他们非常熟悉食蚁兽的习性，但是当它们中的一只违背了自然规律的时候，这一只的作用范围就变得无法估计了。原始人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有着深刻的印象，如果一件事违背了他们的世界的规律，就会使他们暴露在无法预测的可能性之中。这种例外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堪比彗星、日食或月食。因为在他们看来，食蚁兽出现在白天并不是一个自然事件，所以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宇宙的法则失效，必然会唤起不同寻常的安抚措施和自我保护行为。他们必须喊来邻近的村民，不惜一切代价把那只食蚁兽挖出来杀死。然后，那个看见食蚁兽的人的最年长的舅舅必须祭献一头牛。他自己要下到祭献坑里，接受牛的第一块肉，随后，他的舅舅和其他参加仪式的人也都要吃这头牛的肉。这样一来，来自自然的危险、无常的力量就被消除了。
对我们来说，如果水不明原因地开始往山上流的话，我们肯定会感到惊恐，尽管我们对白天看见食蚁兽、一个新生的白化病人或者日食、月食之类的事情并不感到吃惊。我们知道这些事件的意义和作用范围，但是原始人不了解。对他们来说，普通的事件组成了连贯的整体，这个整体包含着他们自己和其他所有的生灵。因此，他们极其保守，只做人们日常所做的事情。不论哪里出现了打破整体连贯性的事情，他们都会感觉其富有秩序的世界出现了裂缝。一旦出现裂缝，任何事情就都有可能发生——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引人注目的事情马上被人同这个异常事件联系起来。有一次，一位传教士在他的房子前面竖起了一根旗杆，以便在星期天升起英国国旗。可是，这个无辜的娱乐活动却使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举动是奇特且令人不安的，而且片刻之后，一场毁灭性的暴风雨从天而降。当然，旗杆自然成了罪魁祸首。这足以引发一场反对该传教士的起义。普通事件的规律性，使原始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拥有一种安全感。在他们眼中，每一个例外事件都是一股不可控的力量所发出的威胁性举动，必须被消除。它们不只是暂时打乱事物的正常进程，而且还预示着其他不祥的事件。
倘若我们认为上述事件十分荒谬，那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是怎样看待世界的。一头初生的牛犊拥有两个头、五条腿。邻村有只公鸡下了一个蛋。一个老太太做了一个梦，彗星出现在天际，邻近的小镇发生了火灾，翌年就爆发了战争。从远古时期直到18世纪，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被记载的。对事实的罗列，虽然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但对原始人来说却非常重要且极具说服力。而且，与我们的预期截然相反的是，他们这样想恰恰是正确的。他们的观察力颇为可靠。他们从古老的经验得知，这种联结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觉得这只是把孤立、偶然的事件堆积起来，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独立的事件及其具体原因——但在原始人看来，这种排列却完全符合逻辑，包含了一系列征兆和它们预示的事件，它们是邪恶的力量以连贯一致的方式所进行的自我表现和致命的爆发。
双头牛犊与战争是同一回事，因为牛犊是战争的预兆。原始人认为这种联结是不容置疑、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们认为就世上的事物而言，偶然的变化无常要比符合规律重要得多。由于他们对不同寻常的事物有着细致的观察，他们比我们更早发现了偶然事件都是成组或连续发生的。所有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都知道病例会重复表现出这一规律。维尔茨堡（Wurzburg）有一位年长的精神病学教授，每当遇到特别罕见的临床病例总是说：“先生们，这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病例——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与它完全一样的病例。”我曾在一所精神病院工作过八年，期间也观察到了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医院接诊了一位病人，他处于罕见的意识朦胧状态（twilight-state of consciousness）——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病例。一天后，我们又接诊了一位相似的病人，但也是最后一个。“病例复现”是诊所里的一个玩笑，但是从远古时代起，复现就是原始科学中的一个事实。最近有一位研究者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魔法就是丛林中的科学。”毫无疑问，占星术和其他的占卜方法也可以被称为古代的科学。
规律性发生的事很容易观察，因为我们对它有所准备。只有当事件的进程被一种难以捉摸的不可控力量打断时，我们才需要知识和技能。通常，部落里最聪明、最敏锐的人肩负着观察事物的重任。他的知识必须足够解释所有不同寻常的事物，他的技术也必须足以战胜它们。他是偶然事件这一主题的学者、专家和行家，同时他还是部落传统知识档案的看守者。他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畏惧，享有高度的权威，但是又不那么伟大，因为他所在的部落私下里相信，邻近的部落里有一位更优秀的巫师。最好的药从来都不能在近处找到，而只能从尽可能远的地方找到。我曾在一个部落里待过一阵子，他们对其年长的巫师非常敬畏。但是，人们只在牛和人有小毛病的时候去请教他。当遇到任何严重疾病时，他们就会从外面请来一位权威——花费重金从乌干达请来的一位巫师——这种行为与我们别无二致。
偶然事件通常都成系列或成组出现，数量或多或少。有一条古老的、久经考验的预报天气的规律是说，如果连续几天一直在下雨，那么明天也会下雨。有一句谚语这样说：“祸不单行。”还有一句谚语说：“不雨则已，一雨倾盆。”这些众所周知的智慧就是原始的科学。人们相信它们，并且敬畏它们，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却嘲笑它们——直到不同寻常的事情落在他们头上。我要讲一个颇不愉快的故事。我认识一位女性，有一天早晨，她被从床头柜处传来的特殊叮叮声吵醒了。她四处搜寻了一会儿，发现了声响的来源：她的大玻璃杯子的顶部裂了一圈。她觉得非常奇怪，就按铃又要了一个玻璃杯。大约5分钟后，她又听到了同样的叮叮声，杯子的顶部又裂了一圈。这一次，她感到非常不安，便让人拿来第三个玻璃杯。不到20分钟，同样的叮叮声又响了起来，杯子的顶部又裂了一圈。这种事故接连发生了3次，对她来说太多了。她当即放弃了对自然原因的信仰，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表象”——相信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许多现代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他们还不算太顽固的话——当他们遇到无法用自然的因果关系解释的事物时，就会改变信仰。天性使得我们倾向于否认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它们令人不快，因为其打乱了世界的有序进程，使得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它们对我们产生的这种影响说明，原始的头脑还没有消亡。
原始人相信存在不可控制的力量，这决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无中生有，而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我们总是说他们迷信，其实将偶然事件分组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是有一定概率的。我们不能忘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并不是完全可信的。我们的观察并不足够，因为我们的视角引导我们忽略了一些事情。例如，我们决不会认真地把下列事件当作一个序列：清晨，有一只鸟飞进了你的房间；一个小时后，你在街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到了下午，一位亲戚过世了；而晚上你的厨师把汤锅打翻在地；夜里当你到家时，又发现钥匙不见了。原始人不会忽视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响应了他们的预期。而且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正确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他们焦虑的预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非常有用。他们认为，这样的一天是不祥的，所以这一天应该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我们的世界中，这样想会被当成迷信，应当受到斥责，但是在原始人的世界里，这却是非常识时务的精明。相比我们的有保障的、富有规律性的生活，在原始世界里，人们遭遇的偶然事件要多得多。到了荒郊野外，你是不敢乱碰运气的。欧洲人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如果一个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感觉情绪不对，他就不去参加族人的议会。如果一个古罗马人在离开家的时候被门槛绊倒，他就会放弃这一天的计划。这在我们看来是愚蠢的，但是在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这样的凶兆至少会让人变得谨慎。当我不能完全掌控自己时，我的身体活动就需要一定的约束；我的注意力变得容易分散；我还会有点儿心不在焉。因此，我会撞到什么东西，抑或被绊倒，失手掉了什么，又或者忘记了什么。在文明情境下，这些事情都无足轻重，但是在原始森林里，它们则意味着致命的危险。在满是鳄鱼的河流上，架一根被雨水浸透的树干，走在上面，踏错一步都将是致命的。又好比我把指南针丢在了茂密的草丛中，或者忘了给步枪装子弹就闯进了丛林中犀牛聚集的地方。如果我心事重重，就有可能踩到一条鼓腹毒蛇。在夜幕降临时，我没有及时穿上防蚊靴，那么11天后，我就有可能死于热带疟疾。如果在洗澡时忘了闭上嘴，就足以导致致命的痢疾。对我们而言，注意力不集中是导致这些事故的自然原因。对原始人而言，这些事故是与客观条件相符的凶兆或者巫术。
但是，也许这不只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我曾游览过位于埃尔贡山南边的基多希（Kitoshi）地区的卡布拉斯（Kabras）森林。在那里，我走在茂盛的草丛中，差点踩到一条鼓腹毒蛇，幸亏在关键时刻跳开了。下午，我的同伴打猎回来，面色惨白，四肢发抖。他险些被一条2米长的树眼镜蛇咬到，这条蛇从一个白蚁穴上猛地扑向了他的后背。毫无疑问，如果他不是在最后关头一枪打中了这条蛇，就一定会被咬死。到了晚上9点，我们的营地遭到一群饥饿的鬣狗的围攻，头一天它们就把一个人从睡梦中吓醒并抓伤了。虽然我们点着篝火，它们还是冲进了厨师的小屋，吓得他尖叫着翻过栅栏跑了出来。在那以后，我们的整个旅行过程中再也没有遇到过事故。这样的一天使我们当中的黑人想入非非。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事故频发的一天罢了，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凶兆的必然后果，这个凶兆发生在我们进入荒野的第一天。那天，我们试图渡过一条小溪，但是连人带车全部掉进了水里。当时这些黑人就对视一眼，仿佛在说：“看吧，这下开了个好头。”屋漏偏逢连阴雨，此时又来了一场热带雷雨，把我们淋成了落汤鸡，我因此发了好几天烧。在我的朋友外出打猎险些遇难的那个晚上，我们两个白人坐下来面面相觑，我忍不住说：“我感觉麻烦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你还记得我们出发之前，你在苏黎世给我讲的那个梦吗？”他做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恶梦。他梦见他在非洲打猎，突然遭到一条树眼镜蛇的袭击，他吓得大叫一声，惊醒过来。这个梦使他非常不安，这会儿他承认说，他认为这个梦预示着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会死亡。他当然觉得我会死，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死的是“别人”。但是后来他得了严重的疟疾，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在世界上一个没有毒蛇和疟蚊的角落里，阅读这样的对话会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必须想象着热带夜空那天鹅绒般温和的蓝色，原始森林中巨树的枝干投下的巨大阴影，夜间的神秘声响，孤独的篝火旁边架着的上了镗的步枪和蚊帐，饮用的烧开后的沼泽水，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一位欧洲血统的南非老人清醒地表达的一个信念：“这里不是人类的国度——而是上帝的国度。”这里的掌权者不是人类，而是自然——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了解了与这种地方相匹配的心境之后，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别处无关痛痒的事物，在这里却显露出了意义。这个世界有着不受羁绊的、变化无常的力量，原始人不得不每天与之周旋。对他们来说，异常事件不是儿戏。他们有自己的结论。“这个地方不好”“今天不吉利”——当他们遵循了这些警告时，谁又知道他们因此避免了多少危险呢？
“魔法就是丛林中的科学。”一个预兆会使原始人立即调整行动计划，放弃已有计划，转变心灵的态度。考虑到偶然事件通常是接连发生的，以及原始人并没有意识到心理因果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举动。而我们则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自然原因，因此才学会了区分什么是主观的和心理的，什么是客观的和自然的。但是对于原始人来说，在外部世界中，心理状态和客观事物是一元的。当碰到了超乎寻常的事物时，并不是他们被震惊了，而是事物本身非常惊人。它是具有魔力的代表了超自然的神力（mana）。我们所说的想象和暗示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是从外部作用于他们的无形力量。他们的国家既不是一个地理实体，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片包含了他们的神话、宗教和所有思想感情的领土，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功能。他们的恐惧存在于某些“不吉利”的地方。死去的人的灵魂栖居在这个或那个树林中；山洞里住着魔鬼，任何进入山洞的人都会被勒死；在远处的山上生活着巨蟒；那边的山头埋着传说中的国王；任何妇女若接近这眼泉水、那块石头或那棵树，她就会受孕；蛇魔守护着浅滩；一棵参天大树会讲话，能呼唤某些人的名字。原始人是不具备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心理的。他们的心理事件都以客观方式发生在外部世界。就连他们梦见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好像也是真的；这是他们之所以关注梦的唯一缘由。我们的埃尔贡搬运工坚持认为，他们从不做梦——只有巫师才会做梦。当我问巫师的时候，他宣称在英国人来到这里以后，他就没再做过梦。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仍然会做“重要的”梦，由此得以知晓羊群在何处停留，母牛将在何处生产，以及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或虫灾。现在，地区传教士成了那个无所不知的人，而他们自己则变得一无所知了。巴布亚人（Papuan）连同这位巫师都对英国当局逆来顺受，某些巴布亚人甚至认为大部分鳄鱼也投靠了英国政府。有一名土著罪犯从当局手里逃跑了，但在过河的时候被鳄鱼严重咬伤了。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条鳄鱼一定是属于警方的。他告诉我，现在上帝在英国人的梦里讲话，不再对埃尔贡人（Elgonyi）的巫师讲话了，因为掌权的是英国人。梦的活动范围已经转移了。有的时候，土著人的灵魂会出窍，巫师就把它们捉住，关在笼子里，好像它们是鸟一样；有时一些陌生的灵魂迁来，并带来疾病。
心理事件的这种投射方式，造成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事物之间的独特关系，这颇令我们费解。有一次，一个白人射杀了一条鳄鱼。接着就有一群人从临近的村子里跑出来，激动地要求他赔偿。他们解释说，这条鳄鱼是他们村的某个老太太，因为在开枪的一瞬间，她过世了。这条鳄鱼显然是她的丛林灵魂（bush-soul）。另一个人射杀了一只猎豹，因为它正准备袭击他的牛；但就在那一刻，邻村的一位妇女死了。这表明她与猎豹是一体的、等同的。
列维-布留尔发明了一个词，叫作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用来指代这些奇特的关系。我认为用“神秘”一词并不恰当。原始人并不认为这种事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把它们当成绝对自然的。只有我们才觉得它们奇怪，因为我们对这些心理现象一无所知。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我们表达它们的方式更加文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认为别人的心理过程与我们的是一致的。我们以为使我们愉悦或向往的事物，同样也能使别人愉悦或向往，我们认为不好的事物，对别人来说同样也是不好的。直到最近，我们的法庭才采取了一种符合心理规律的立场，在宣布判刑的时候承认罪行的相对性。头脑简单的人仍然痛恨“上帝可为之事，我们不可为”的教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的一项伟大成就，至今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我们仍然把所有罪恶和卑劣品性归咎于“别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上也有这些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批评和攻击这些罪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卑劣的“灵魂”不断地在人与人之间迁移。世界上满是衣冠禽兽和替罪羊，就像从前的世界里满是巫师和狼人一样。
心理投射（psychic projection）是心理学中最普遍的事实之一。它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神秘参与相同，但是列维-布留尔认为神秘参与是原始人独有的特征。我们不过是给它起了另一个名字，并且我们通常不承认自己做了这种事。我们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但却从邻居身上发现了它们，然后据此对待我们的邻居。虽然我们不再让他们喝下毒药，也不烧死或者钉死他们；但是我们怀着最深刻的信念，一定要用道德裁决来伤害他们。我们指责他们的地方，恰恰是我们自己恶劣的一面。
道理很简单，原始人的头脑处于未分化状态，不能进行自我批评，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容易产生投射。对他们来说，每件事情都全然是客观的，他们的语言也明显地反应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微发挥一点幽默感，就能想象出一个豹女的样子。我们经常把人比作鹅、母牛、母鸡、蛇、公牛或者驴。这些都是用来挖苦人的绰号，我们对这些意象都很熟悉。但是当原始人赋予一个人丛林灵魂的时候，其中并不含有道德裁决的毒素。原始人太自然了，是不会那样做的；他们太关注事物本身的样子了，所以不会轻易作出判断，因此也就不像我们一样乐意施加道德裁决。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本正经地宣称我属于熊图腾（Bear Totem）——换句话说，我是一头熊——因为我爬下梯子的时候不是像别人一样面向梯子，而是背向梯子，姿势就像一头熊。如果欧洲人说我有熊性，缘由可能和原始人基本一样，只是含义稍微有一点差别。当我们在原始社会中遇上丛林灵魂这一主题时，曾觉得它非常奇怪，但是现在它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变成了我们的一种修辞手法。如果我们要具体地解释我们的比喻，就要使用一种原始的观点。例如，我们有一个医学术语，叫作“处理病人”（handle a patient），其具体的含义是把手放到病人身上——用手来进行治疗，而这正是巫师对病人所做的事。
我们难以理解丛林灵魂，是因为我们被这种看待事物的具体方法给弄糊涂了。我们无法把“灵魂”想象成一个实体，可以迁移并寄居在野生动物体内。当我们描述某人像一头驴子时，我们并不是说他在各个方面都与驴子这种四足动物相吻合。我们的意思只是他在某一方面很像驴子。至于问题中涉及的这个人，我们只是抽离了其性格或心灵中的一个部分，用驴子的意象加以具体化。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豹女是一个人，只是她的丛林灵魂是豹子。既然原始人眼中的一切无意识心理生活都是具体的、客观的，那么他们就会预设，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形容为豹子，那么他就拥有豹子的灵魂。如果这种具体化再进一步的话，他们还会预设，这个灵魂以豹子的形态居住在丛林里。
这些由心理事件的投射而造成的认同现象创造了一个世界，其中不仅包含人的肉体，还包含人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与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了。人们决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拿非洲的原始人来说，他们不会去赞颂人类的力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要把自己当成造物主。他们的动物分类学的顶端不是人类，而是大象。其次是狮子，然后是豹子或者鳄鱼，最后才是人类和更小型的动物。他们从来不曾想过自己能够支配自然；只有文明人才会企图支配自然，并且竭尽全力去探索自然的因果规律，对自然的秘密一探究竟。正因为如此，文明人非常痛恨不可控制的力量，并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的存在无异于证明文明人支配自然的企图终究是徒劳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原始人的突出特点在于他们对待变换无常的偶然事件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天地之间，偶然因素要比自然原因更重要。偶然事件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成系列出现；二是它们通过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投射——“神秘参与”——而被赋予了目的性。当然，原始人没有对此进行分辨，因为他们的心理事件投射得太彻底了，使得心理事件与自然事件融为了一体。对于他们来说，意外事件是一种不受操控且有预谋的行为——是一种有生命的物体所进行的干涉——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当他们投入了自己的惊讶或恐惧的内心力量时，不同寻常的事件才能影响他们。说到这一点，我们的确进退维谷。一件事物是美的，是因为我把美赋予了它吗？众所周知，很多伟大的头脑都曾纠结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太阳的光芒照亮了世界，还是人类的眼睛凭借它与太阳的关系而看到了世界。原始人相信是太阳的作用，而文明人——不管怎样，只要他们进行思考，且没有犯诗人的通病——则相信是眼睛的作用。为了支配自然，他们必须褪去自然的心理属性；为了客观地看世界，他们必须收回一切原始的投射。
在原始世界里，一切都具有心理属性。一切都被赋予了个人心灵的元素——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人类心灵的元素、集体无意识的元素，因为那时还不存在个人的心理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铭记基督教那神圣的洗礼的意图。洗礼对人类的心理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赋予人类独特的灵魂。当然，我并不是说洗礼仪式本身是一种具有魔力的行为，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意思是，洗礼的观念把人从其对世界的原始认同中分离开来，让人变成了能在世界上立足的人。洗礼最深刻的意义就是将人提升到这一层次，它意味着超越自然的、拥有精神的人的诞生。
在无意识的研究中有一条公理，即当时机成熟时，每一项相对独立的心理内容都会被人格化。我们可以在精神病患者的幻觉和神秘主义者的心灵感应中得到最清晰的例证。当一个有自主性的心理成分被投射出去时，就会形成一个看不见的人。这就解释了一般的降神会上出现的魂魄和原始人所看见的鬼魂。如果某项重要的心理内容被投射在某个人身上，他就变成了超自然的存在——也就是说，他被赋予了创造异常效应的能力。他或者她就成为了巫师、女巫、狼人等。原始人相信，巫师会捕捉游走在夜间的灵魂，并把它们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心理投射使巫师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这些神力能够使动物、树木和石头开口说话；因为它们是心理上的活动，使人不得不信服。出于这一原因，一个精神病患者任由自己的声音支配，却束手无策。被投射出去的是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他就是那个用他的声音说话的人，同时是那个听到、看见并且服从的人，只不过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原始人非常自然地相信，偶然的不可控制的力量是与魂魄和巫师的意图相互联系的，因为这是从他们所看到的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关于这一联系，我们不该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对一位聪明的土著人解释我们的科学观点，他也会认为我们迷信得可笑，非常缺乏逻辑。他相信世界因为太阳而明亮，而不是因为人的眼睛。我的朋友山湖（Mountain Lake）是普韦布洛的一名酋长，有一次，他非常严肃地让我解释清楚，因为我说出了奥古斯丁（Augustinion）的教义——太阳不是神，是神创造了太阳。他指着太阳，颇为生气地说：“周行不殆的太阳是我们的父亲。眼见为实。所有的光线和生命都来自于他——一切事物都是他创造的。”他太过激动，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词，最终发出一句感慨：“甚至连独自进山的人，离了他都无法生火。”这些话将这一原始立场完美地表达了出来：支配我们的力量源自外部世界，我们只有凭借这股力量才能得以生存。对我们来说，宗教思想仍然保持了这一原始的心理状态，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神。但是，无数人仍是这样想的。
在涉及原始人对变化无常的偶然因素所持的看法时，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种态度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因而具有意义。我们能否在这里大胆预设，原始人对不可控力量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不仅仅是在心理学的视角上有其合理性？这个预设听起颇为惊人，但是，我并不打算去证实巫术是真实存在的，那等于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我只是想探讨一下，如果我们跟从原始人，预设一切光明都来自太阳、事物本身是美丽的、一个人的部分灵魂是一只豹子，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便接受了超自然神力的原始观念。根据这种观念，美丽的东西打动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创造了美丽。某个人确实是魔鬼——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罪恶投射到他身上使他变成了魔鬼。有些人——他们的人格具有超自然神力——本身就令人钦佩，而不是我们的想象力使然。超自然神力的概念认为，外部世界存在某种力量，它们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效应。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会“行动”，否则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的真实来自于其固有的能量。存在是一种力场。我们可以看出，原始人的超自然神力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粗糙的能量理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能轻松地领会这种原始的思路。但若我们试着引申其中暗含的意义，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它们与我已经讲过的那种心理投射过程完全相反。这些暗含的意义如下：不是我们的想象力或畏惧为巫师赋予了魔力；与此相反，是巫师本身就具有魔力，他把自己的魔力释放到了我身上。鬼魂不是我头脑的幻觉，而是以其自身意志出现在我面前。尽管这些命题都是超自然神力观念的合理推论，但是我们却犹豫再三、不愿接受，到处去寻找更能让我们舒心的心理投射理论。这一问题无非就是：总体来说，心灵——也可以说是灵魂或无意识——是从我们内心产生的吗？还是心灵实际上是在意识的早期阶段，借助于有自己意图的、不可控的力量从外部产生的，只是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了我们的内心吗？分裂的心理内容——在此借用现代的术语——是否曾是个体心灵的组成部分，还是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存在的心理实体，是原始观念中的鬼魂、祖先的灵魂之类的东西呢？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是否逐渐在人类身上呈现，并逐步在人类心中构筑出了这个现在被我们称为心灵的世界？
这一整套观念使我们感到互相矛盾，但是我们有能力理解类似的事情。宗教导师和普通教员都认为，在人的心灵之中，可以植入以前没有的东西。暗示和影响的力量就是一个实证；甚至连最时兴的行为主义也利用了同一原理。心灵建构的复杂性这一观点，以普遍的原始信仰形态表现出来——例如，鬼上身、祖先的灵魂转世、灵魂的迁移等。当有人打喷嚏时，我们仍然在说：“愿上帝保佑你。”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新的灵魂对你无害。”在我们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矛盾冲突，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人格，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成长的过程。既然人体是由一些孟德尔单位（Mendelian units）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构建的，那么人类的心灵似乎也有可能是以类似的方式构建的。
我们当今的唯物主义观点有一种倾向，该倾向也存在于原始思想之中。二者皆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即个体不过是一个合成的物体：首先，他是由自然因素合成的；其次，他也是由偶然事件合成的。出于这两种原因，人类的个性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客观环境中的力量偶然作用的产物。这是再彻底不过的原始世界观，根据这种观点，单个的人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可以与其他人相互交换的，是可有可无的。由于狭隘的因果论，现代唯物主义又回归到了原始人的立场上。但是，唯物主义者要比原始人更加激进，因为他们更加系统化。原始人的优越之处在于他们的体系是不一致的；他们把超自然的人格当成一个例外。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超自然的人格被尊崇为神圣人物；他们是英雄和国王，吃了返老还童的食物，与众神一样长生不老。在原始社会中，可以找到这种个体不朽及价值永存的观念，比如，相信有鬼魂的存在，还相信在古老神话中的那个时代，死亡尚没有因为人类的疏忽和愚蠢的错误而降临到世界上。
原始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观念里的矛盾。我们的黑人行李搬运工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死后会遇到什么事情。据他们所说，人死了就是死了；他不再呼吸，尸体被抬到丛林中，让土狼吃掉。这只是他们白天的想法，到了晚上就变得截然相反：死者的灵魂四处游荡，给牛群和人类带来疾病，袭击并勒死夜行的旅人，还会进行其他的暴力活动。原始人的头脑中充满了自相矛盾。这些矛盾会使一个欧洲人忧心忡忡，但他却忘了在欧洲的文明之中，也有着非常相似的内容。我们有一些大学，不屑于讨论神圣干涉的观念——但是，神学却是课程设置的一部分。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会认为，如果把某些动物物种之间的细微差异归结为是上帝所为，简直就是耍流氓；但是在他的头脑的另一处，却存放着非常完善的基督教信仰，每到星期天都会拿出来展示一番。我们又何必因为原始人的自相矛盾而大惊小怪呢？
原始人的初级思想是不可能衍生出哲学体系的。它们只向我们提供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观念。然而，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一切精神活动的不竭源泉，成为了各个时代和一切文明所探讨的问题。原始人的“集体表象”，真的意义深远吗，还是仅仅看上去意义深远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难题，但是我可以讲一下我在埃尔贡山区的部落所做的一些观察。我四处搜寻和打听有关宗教观念和仪式的蛛丝马迹，可是接连几个星期都毫无发现。土著人允许我看所有的事物，并且将一切信息向我敞开。我不用翻译帮忙便可以与他们交谈，因为许多老人能讲斯瓦希里语（Swahili）。最开始，他们还不太情愿，但是当我们熟络之后，他们便友善地接纳了我。他们并不了解宗教习俗。但是我没有放弃，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又一次毫无收获的谈话结束的时候，一位老人感慨道：“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走出茅屋，将口水吐到掌心，然后举手迎向太阳。”我让他们给我表演一下这个仪式，并进行详细的描述。他们把手放在嘴前，使劲向手心吐口水或吹气。然后把手掌翻向外，迎向太阳。我问他们这种举动有何意义——他们往手心吐口水或吹气是为了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徒劳的。“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回答道。若想得到一个解释，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彻底确信，他们只知道做什么，但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们也用同样的动作来迎接初升的月亮。
让我们做一个预设，如果我是头一回来到苏黎世，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调查当地的习俗。首先，我在市郊安顿下来，附近有一些人家，我逐渐与这几家的主人有了交往。然后，我对缪勒（Wiiller）先生和梅耶（Meyer）先生说：“请给我讲讲你们的宗教习俗。”两位先生都吓了一跳。他们从来不去教堂，也丝毫不了解教堂，并极力否认他们遵循任何宗教习俗。某天清晨，我吃惊地发现缪勒先生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花园里忙碌地跑来跑去，藏起彩蛋，并放好特别的兔子玩偶。我当场抓住他。“你为什么要向我隐瞒这个如此有趣的仪式？”我质问他道。“什么仪式？”他反诘道：“这不算什么啊，复活节的时候人人都这样做。”“可是，这些玩偶和彩蛋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缪勒先生愣住了。他真的不知道，就像他对圣诞树的意义不了解一样。但是，他却会做这些事情。他就像原始人一样。埃尔贡人的祖先们是否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很可能是不知道的。原始人只是在做他们所做的事——只有文明人才会试图去理解他们所做的事。
前面所描述的埃尔贡仪式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是一种对太阳的祭献，对于这些土著人而言，太阳是蒙根 [2] ?——也就是超自然力量，是神圣的——但是仅在它升起的那一刻是这样。如果他们向掌心吐口水，是因为根据原始人的信仰，唾液中包含着个人的超自然力量，具有治愈、驱邪和维持生命的力量。如果他们向掌心吹气，是因为气是风和灵魂——是roho [3] ?，在阿拉伯语中是ruch，在希伯来语中是ruach，在希腊语中是pneuma。这种行为意味着“我把自己活生生的灵魂献给上帝”。这是一种无言的、动作式的祈祷，用语言来表述就是“天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一举动难道仅是巧合吗，还是这一思想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了呢？对这一问题，我不能做出解答。
注 释
[1].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法国哲学家，为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创立做出了贡献，主要研究领域是原始智力。——中译者注。
[2].蒙根（mungu）是斯瓦希里语中的“神”。——中译者注。
[3].roho是斯瓦希里语中的“精神”。——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