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人生发展阶段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它意味着要刻画出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完整的心理生活。在本文短小的框架之内，我只能勾勒出大致的线条，而且请大家务必理解，本文并不会涉及发生在不同阶段中的正常心理事件。反之，我们会局限于处理“问题”；也就是要描述那些困难的、有疑问的或者模棱两可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讨论一些具有多重答案的问题——而且这些答案还总是受到质疑。因此，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且——更糟糕的是——有时我们必须不加怀疑地接受一些事情，而有时却必须专心致志地进行猜测。
如果心理生活只由浮于表面的事件构成——像在原始水平上那样——我们只需要坚信经验主义就可以了。但是，文明人类的心理生活充满了各种问题；我们若是不从问题入手，简直无法对其进行思考。我们的心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沉思、怀疑和尝试构成的，而原始人无意识的、直觉的头脑对它们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当归因于意识的发展；意识是文明送给我们的一件可疑的礼物。正是因为人类背叛了本能——人类把自己与本能对立起来才创造了意识。本能是自然的，它的目的是延续自然；而意识只能去追求文明或者反叛文明。就连我们被卢梭式的渴望鼓舞而回归自然时，我们也是在“教化”自然。只要我们沉浸在自然之中，我们就是无意识的，我们生活在本能的庇护之下，本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所有属于自然的部分都在回避问题，因为问题就是疑云，疑云笼罩之处，到处都是不确定性和可能存在的分歧。当有几条路都可能走得通时，本能便不再指导我们了，致使我们陷入恐惧之中。因为此时需要意识来做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毫不含糊的决定——而这曾是自然一直在为她的子孙们做的事。于是，我们被一种人性的恐惧所包围，担心意识——普罗米修斯式的胜利终究也无法取代自然来为我们服务。
于是，这些问题使我们进入了孤立无援、与外界隔绝的境地，我们被自然抛弃，被驱赶到意识的领域。我们无路可走；从前我们依靠自然事件来指引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不依靠意识来做出决定、解决问题。因此，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拓宽意识——但是也需要我们告别幼稚的无意识和对自然的信任。这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事实，它构成了基督教一个基础的象征性教义：即纯粹的自然人的牺牲——无意识的、质朴的人由于偷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而开启了他悲惨的命运。《圣经》中人类的堕落本是意识启蒙的开端，却被当作一种诅咒。事实上，起初我们正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逼迫着我们发展意识，使我们离无意识的、童年的伊甸园越来越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离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压根不想提起问题，或者不承认问题的存在。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而波澜不惊，因此，问题便成为了禁忌。我们选择确定的事物，而不要任何疑云——只要结果，不要实验——我们甚至没有发现，只有穿过疑云才能获得确定性，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获得结果。人为地否认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带来确定感；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广泛、更高级的意识带给我们需要的确定感和清晰感。
这段引言虽然比较长，但是我认为它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澄清了我们这个主题的性质。当我们必须处理某个问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拒绝尝试穿过那条昏暗模糊的路。我们只想听到毫不含糊的结果，全然忘记了我们只有纵身投入黑暗，然后再浮现出来才能获得结果。但是要穿透黑暗，我们需要唤起意识全部的光明力量；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甚至必须全身心地沉浸在猜测之中。因为在处理心理生活中的问题时，我们会不断地与来自各个知识领域的原则相冲突。我们打扰并激怒了神学家和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我们甚至在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领域中摸索前行。做出这种过火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们的傲慢，而是因为人的心理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而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各个知识领域专门研究的主题。因为人正是从自身以及自身的独特构造中创造了科学。各种科学都是人类心灵的表征。
所以，如果我们问自己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有问题，跟动物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呢？”我们就会发现那个难解的思想之结是多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个智慧的头脑系成的。我不想在这个混乱的杰作上付出西西弗斯式的劳动，人类一直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想讲一下我在其中做出的贡献。
没有意识，就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呢？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处于意识形成阶段的小孩。只要留心，每一个家长都会发现：当小孩辨认（recognice）某人或某物时——当他认识（know）一个人或一样东西时，我们就会觉得小孩开始有意识了。无疑，这正是伊甸园中的智慧树结出如此致命的果实的原因。
那么，就此而论，辨认和认识又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认识”了一样事物，是指我们成功地把一个新的知觉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境联系起来，并且将新的知觉和情境同时保存在我们的意识中。所以，“认识”建立在心理内容之间的有意识联系上。我们无法认识毫无关联的内容，甚至不能意识到它们。于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第一个意识阶段，便是将两个或多个心理内容联系起来。在这个阶段，意识仅仅是零散的，仅限于少数几个联结的表象，而这些内容也不会存在于记忆中。事实上，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是没有连续的记忆的；至多有一些记忆的孤岛，就像无边黑暗中的一盏孤灯或发光体。但是，这些记忆孤岛与最初的心理内容的联系已不是一回事了；它们包含了更多的、更新的内容。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容，构成了所谓的“自我”。自我——就像最初的一系列内容一样——对意识而言是一个客体，因此，小孩在一开始总是会用客观的方式称呼自己，也就是用第三人称。只有等到再晚些时候，当构成自我的内容本身充满了能量时（这很可能是练习的结果），主观的感觉，或者说“自我感”（I-ness）才会产生。毫无疑问，从这一刻起，小孩就开始用第一人称来称呼自己了。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了连续的记忆。所以，连续的记忆本质上是自我记忆的连续。
当意识处于孩童阶段时，是没有问题的；主体还不能被依靠，因为小孩仍然完全依靠父母。这就好像小孩还没有完全出生，他仍然笼罩在父母的心理氛围下。心理上的出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把自我与父母有意识地区分开的过程，一般发生在青春期，并伴随着性生活的突然出现。生理上的变化伴随着心理上的革命。因为身体的各种症状经常毫无节制地表现出来，这便强调了自我。因此，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为“无法承受的年纪”（the unbearable age）。
在青春期之前，个体的心理生活基本上被冲动所控制，很少或者根本不会遇到问题。甚至当外界局限与主观冲动发生冲突时，这些局限也不会让个体与自己发生矛盾。他要么服从这些局限，要么绕过它们，始终与自己保持一致。他还不了解问题带来的内部的紧张状态。只有当外界局限变成内部的障碍时，也就是一种冲动与另一种冲动发生冲突时，才会引发内部的紧张状态。用心理学的术语说便是当一系列的自我内容与另一系列同样强度的内容同时出现时。这种与自己有分歧的状态，便由问题引发了，这第二个系列，由于它所具备的能量价值，与自我情结具有同等的功能上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另一个或第二个自我，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夺过第一个自我的主导权。这便造成了与自己的疏远——这种状态就表示问题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意识的第一个阶段由辨认或“认识”构成，是一种无序而混沌的状态；第二个阶段——自我情结的发展——是一种独裁化的或一元化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意识又前进了一步，它由人对自己的分裂状态的认识构成，这个阶段是二元化的。
到这里，我们才进入了实际的主题，也就是人生阶段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讨论青年期（the period of youth）。它的大致范围是从青春期到中年之间，而这里的中年大致是指35～40岁左右。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会选择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为开始。难道没有关于童年时期的困难问题吗？对于父母、教育者和医生来说，儿童复杂的心理生活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儿童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他才会对自己产生疑问，与自己发生分歧。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青年期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起源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问题起源于他们迫于生活压力而匆忙地终结了童年的梦想。如果个体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其向职业生涯的转变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但是，如果一个人放不下那个与现实矛盾的幻想，肯定就会生出问题来。所有人在初尝生活滋味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臆测——有时它们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臆测可能并不符合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于是常常会出现问题，比如，期望过高、对困难的低估、盲目乐观或态度过于消极，等等。这些臆测名目繁多，它们引发了最初的意识问题。
然而，问题并不总是由主观臆测与外界事实的冲突引起的；也有可能源于内在的、心理上的扰乱。即使在外部世界一帆风顺的时候，这种扰乱也可能存在。扰乱心理平衡的，经常是性冲动；同样常见的还有自卑感，自卑来自于让人不堪重负的敏感。甚至在无须费力就能适应外部世界的时候，这些内在的困难仍可能存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奋力挣扎，那么就能幸免于内在的问题，而如果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很容易就适应了外部世界，却会遇到性欲的问题，或者来自于自卑感的冲突。
有些人的性情就伴随着问题，他们通常是神经质的，但是如果把问题的存在与神经症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神经症是一种疾病，因为患者意识不到他的问题；而一个性情不佳的人并没有病，他只是遭受着意识问题的折磨。
青年期有着无穷无尽的个体化的问题，如果试着从中抽提出一些共同的、根本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差不多每个案例都有一个特殊的特征：他们多少都会固着于童年阶段的意识——一种对命运的力量的抗拒，而这种力量无所不在，将我们卷入这个世界之中。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希望我们保持儿童状态；它们希望我们是无意识的，最多能够意识到自我；它们希望我们排斥一切陌生的事物，或者至少让事物服从我们的意志；它们还希望我们什么也不做，或者沉溺于追逐快乐或权力。在这种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物质惯性的东西；相较于二元论阶段，它要保持迄今为止的状态，即较低的意识水平、狭隘性和自私自利。因为在二元论阶段中，个体发现自己被迫承认和接受一些不同的、陌生的事物，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好比“另一个我”（also-I）。
二元论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生命视域的扩展以及对这种扩展的抵抗。诚然，这种扩展——或者用歌德的话说，这种“舒张”（diastole）——早在二元论阶段之前就开始了。它开始于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便脱离了母亲子宫的狭窄限制；从那时起，它就平稳地增长，直到达到某个临界点，由于受到了问题的困扰，个体便开始抵抗它。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变成另外的、异质的“另一个我”，而让最初的自我消失在过去，那他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个颇为实用的办法。从布道时所说的要抛弃以前的亚当，追溯到原始民族的再生仪式，可见宗教教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转化成一个崭新的、活在未来的人，并消除陈旧的生活形式。
心理学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灵中没有什么是陈旧的，亦没有什么会真正、绝对地消亡。就连使徒保罗（Paul）也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如果有人退回过去，让自己免于接触新鲜陌生的东西，那么他就会陷人神经症的状况，如果有人只认同新的东西，而背离了过去的话，结果也是一样。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人疏远了过去，另一个人则疏远了未来。从本质上说，二者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都紧抓着一种狭隘的意识状态不放。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对立的张力——存在于二元论阶段中——来粉碎它，然后建立一种更广阔、更高级的意识。
如果能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完成这一任务，那将是很理想的——然而障碍正在于此，一方面，自然丝毫不在乎更高层次的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意识也丝毫不在乎自然。而且，社会也不认为心灵的这种特长有多重要的价值；社会总是赞赏成就，而不是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只有在人去世后才会受到赞赏。既然如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自己局限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以使某些才能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个体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人。
成就、成才等是我们的理想，它们似乎可以引导我们走出各种问题的困扰。在扩展和巩固我们的心理存在的探索中，它们就像我们的北极星——它们能帮我们扎根于这个世界；但是，它们不能引导我们发展出更广阔的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不管怎么说，在青年期，这样的过程是正常的，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比在问题的海浪中随波逐流好得多。
所以，这个两难问题经常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让过去给我们的一切去适应未来的可能性和要求。我们若将自己局限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就意味着放弃其他的潜能。有的人会失去一部分宝贵的过去，有的人则会失去一部分宝贵的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些朋友或者同学，他们都曾是前途无量、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然而数年后再相遇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变得干涸，被圈在了一个狭隘的模具中。他们就是使用了上述解决办法的例子。
然而，人生中的严肃问题永远都不能彻底解决。如果什么时候它们看似完全解决了，那么就说明有什么内容被遗漏了。问题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在于最终的解决，而在于我们不停地去解决它。单是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免于变得愚笨和僵化。对于青年期的问题的解决而言，即将自己局限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不过在更深的层次上，它只是暂时有用，而不能持久。当然，在社会上给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或者转变天性使其适应现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不仅是与外界的斗争，也是与内在的斗争，堪比儿童保卫自我的战斗。我们必须承认，这场战斗几乎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在暗中发生；可是，当我们看见有人多年来一直固守着幼稚的幻想、成见和自私的习惯时，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这场战斗消耗了多少能量。那些在青年期引领我们走进生活的理想、信念、主导观念和态度，也是这样——我们为了它们而奋斗、承受痛苦并获得胜利；它们与我们自身的存在合为一体，我们似乎也变成了它们，因此我们欢欣鼓舞、理所当然地要使它们永垂不朽，就像孩子在世界面前展现自我却顾不上自己一样——有时甚至会存心伤害自己。
当我们离中年越来越近时，当我们更成功地扎根于我们的个人立场和社会地位时，我们似乎步入了正途，找到了正确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便把它们当成了永远有效的东西，一成不变地死守着它们，并把这种行为视作美德。我们完全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获得社会嘉奖的代价往往是个性的萎缩。生活中有太多应该体验的方面，但它们却被丢在了储藏室，与许多尘封的记忆在一起。有时，它们甚至是灰烬覆盖下正在燃烧的煤炭。
统计显示，在四十岁上下的男性中，精神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而对于女性而言，神经质的困难通常会出现得更早一些。我们可以看出，在35～40岁这一人生阶段酝酿着人类心灵的一次显著变化。起初，这个变化并不明显，也不惊人；它只是经常地表现出一些间接标志，似乎这一变化是起源于无意识的。它就像一个人的性格发生了缓慢的改变；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则像是某些在童年时期本已消失的特征又出现了；又或者是某些倾向和兴趣逐渐变弱，被其他的倾向和兴趣取而代之。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迄今为止都被接受的信念和原则——特别是道德方面的原则——开始变得严格，并且越来越顽固，到50岁时，就到达了一种偏狭而狂热的境地。在这一时期，好像有什么威胁着这些原则的存在，因此需要强调它们。
青春之酒并不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清澈，而是时常会变得浑浊。上述这些表现，在偏激的人身上看得最清楚，它们迟早都会显现出来。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父母一直健在，那么这些表现通常也会延缓出现——这个人的青年期好像被过度延长了。在一些父亲较为长寿的男病人身上，我尤其可以看到这一点。而父亲的死亡则会导致太过急促的——几乎是灾难性的——成熟。
我认识一位虔诚的教会执事，他在40岁后开始对道德和宗教问题吹毛求疵，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不宽容态度，最后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同时，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差。最终，他变成了阴郁低劣的“教会支柱”。他就这样活到45岁，有一天夜里，他突然从床上挺身坐起，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就是一个地道的流氓。”这种自我意识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他在晚年过得非常放纵，挥霍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他真是个“可爱”的人，能够直接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
成年期常见的神经症骚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流露出一种企图，想把青年的心理性格带到所谓的谨慎周到的年纪里去。谁没见过那些多愁善感的老先生们，天天拿着学生时代的旧事炒冷饭，似乎只有通过回忆当年的英雄事迹，才能重获生活的热情——其余时候，他们只能做一个无望而麻木的市侩老人。当然，他们也有一样不可小觑的优点：他们不会得神经症，顶多是无聊透顶、俗不可耐罢了。会得神经症的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既不喜欢当下的每一件事，也永远不会欣赏过去的事。
正如青年期的神经症患者无法逃脱童年一样，中年期的神经症患者无法逃脱他的青年时代。他在老年将至的灰色想法面前退缩；而且，他觉得这种前景令人无法忍受，于是拼命往后看。就像一个幼稚的人在面对未知的世界或人时会退缩一样，他竭立回避着人生的后半部分：就好像要他去完成一项未知而危险的任务；又好像面临着牺牲和损失，而这种牺牲和损失是他无力承受的；又或者，对他来说，迄今为止的生活是那样美好和珍贵，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它。
也许这只是对死亡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这个时期离死亡还很远，而且死亡一般被看作抽象的事物。经验告诉我们，这一转化中所有困难的基础和原因，都包含在心灵深刻而特殊的变化之中。为了描述它的特征，我得用太阳每天的运行轨迹来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太阳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和意识。每天早晨，太阳从无意识的夜间的大海中升起，俯视着宽阔明亮的世界，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高，世界也逐渐变得更加宽阔。太阳不断升高使其作用领域也不断扩展，在此过程中，它将从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它会把上升到最高点为了在最大范围内洒下恩泽——当成目标。带着这种信念，太阳追寻着它到达至高点的无法预见的轨迹；无法预见，是因为太阳的旅程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化的，而且无法提前算出它的至高点。在正午的钟声敲响之时，太阳开始下降。下降意味着上午被珍视的所有理想和价值观开始逆转。太阳陷入了自我冲突之中。它似乎应该收回光线，而不是继续放射光线。光和热变弱了，最终彻底消失。
这些比方都相当蹩脚，但是至少不比别的比方更加蹩脚。有一句法国谚语，以犬儒式的态度总结道：“愿年轻人有智慧，愿老年人有精力。”
幸运的是，我们人类并不是朝升夕落的太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对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很不利。但是，我们身上确实有某些类似于太阳的东西，所以，我们才喜欢说人生的早晨、人生的春天，或者人生的傍晚、人生的秋天。这些说法不只是多愁善感的老话，事实上，它们表达的是一个生理学的真理，而且也是一个心理事实：人的气质会随着太阳的逆转而发生改变。特别是在南方种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年长的妇女的声音会变得粗哑低沉，唇部开始长出胡须，面部表情变得严厉，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男性气质。而另一方面，男性则由于出现了女性气质而导致其男性气质有所减弱，例如，身体变得肥胖，面部表情也变得柔和起来。
在人类文化学文献中，有一篇有趣的报道记载了一位印第安武士的故事。在这位武士中年的时候，印第安部落崇拜的大神（Great Spirit）出现在了他的梦中。大神对他宣布，从此以后，他必须坐在妇女和儿童中间，穿女性所穿的服饰，吃女性所吃的食物。他顺应了这个梦，但是并未因之丧失他的声誉。这个梦真实地表达了人生处于正午时分——也就是生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的心理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以及身体都开始发生逆转，进入了相反的方向。
我们也许可以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及其心理成分比作储存在一个特别的仓库里的物质，在生命的前半段，对它们的使用是不平衡的。一个男人大量地消耗自己的男性物质，最后只剩下少量的女性物质，于是他不得不开始使用它了。女性的情形正好相反：这时她正好可以使用那些剩下的男性物质。
与生理领域相比，这种转化在心理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位四五十岁的男性放弃了他的生意，而他的妻子挑起了大梁，开了一家商店，这位男性时不时地去搭把手——像这样的情况是否经常发生呢？有很多女性，40岁以后才具备社会意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现代商业生活中——特别是在美国——40岁或40 岁以上的人突然发生精神崩溃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我们对这些患者稍加研究，就会发现真正崩溃的东西其实是一直以来作为支柱的男性的生活方式，而今只剩下一个女性化了的男人。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样在商业圈里，女性在生命的后半部分发展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男子气概和敏锐性，她们把情感和同情心推到了一边。这种逆转经常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婚姻灾难，不难想象，当丈夫发现自己有柔弱的感情而妻子发现自己有敏锐的头脑时，将会发生什么。
最糟糕的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士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转化有发生的可能性，它就已经发生了。他们毫无准备地开始了人生后半部分的旅程。也许我们应该为40岁以上的人设立专门的学校，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及其要求，就像普通的学校教给年轻人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一样。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学校。我们毫无准备地步入了人生的下午；更不幸的是，我们迈出这一步时怀有一种错误的预期，以为我们已掌握的真理和理想会像之前一样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不能按照上午的程序来度过下午——因为在上午显得很伟大的东西，到了下午就会变得渺小；上午的真理，到了下午就会变成谎言。我为很多年长的人做过心理治疗，窥视了太多灵魂中的秘密，所以对这一基本事实坚信不疑。
上了年纪的人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不是在走上坡路，也不会继续扩展，相反，一种无情的内在过程迫使其生活开始收缩。对年轻人来说，过分关注自己几乎是一种罪恶——当然也是一种危险；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认真关注自己是一种责任，也是必要之举。在把光芒洒遍世界后，太阳又将光芒收敛，来照亮自己。老年人也应当这样做，但是许多老年人却甘愿变得忧郁、吝啬、教条，去吹捧所谓已逝的或永恒的青春——这些做法都是可悲的代偿，试图逃避照亮自己，也是错以为前半生的原则也能用于后半生的必然后果。
我刚才说我们没有为40岁以上的人开办的专门学校。其实，这样说也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以前，宗教一直发挥着这种学校的作用，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这样看待宗教呢？在老年人之中，又有几个人真正地在这所学校里学习过，为生命的后半部分——衰老、死亡和永恒——做好了准备呢？
如果长寿对于人所属的物种没有意义的话，人肯定不能活到七八十岁。所以，人生的下午必有其意义，不可能只是人生的上午的可怜累赘。毫无疑问，上午的意义在于个体的发展，在于我们要扎根于外部世界，在于种族的繁衍以及照顾我们的孩子。这显然是自然的目的。但是当这一目的已经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之后，难道我们还要毫无理智地继续挣钱、扩大征服领域以及拓展生活吗？如果一个人把上午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的目的——带到了下午，他必然会付出伤害灵魂的代价，就像一个抱着童年的自我不放的年轻人，必然会因为这个错误在社会上遭遇失败一样。挣钱、立足于社会、成家和繁衍后代，这些仅仅属于自然，而不属于文化。文化超越了自然的目的。那么，文化会不会是人生后半部分的意义与目的呢？
在原始部落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几乎永远都是神秘事物和戒律的守卫者，部落的文化传承正体现在这些神秘的事物和戒律上。我们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的老年人拥有的智慧——他们珍贵的秘密和眼界又在何处呢？我们的老年人大都在与年轻人竞争。在美国，父亲与儿子兄弟相称、而母亲恨不能成为女儿的妹妹，这几乎就是人们的理想。
我不知道这种混乱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前过分强调年长为尊的反弹，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错误的理想。这类理想无疑是存在的，而怀有这种理想的人的目标在过去，而不是将来。因此，他们总是努力地想要回到过去。我们应当体谅这些人，因为前半生的目标人人皆知，但后半生的目标却不那么显而易见。拓展生命、服务于人类、拥有精湛的技艺和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精明地操纵儿女步入合适的婚姻以及取得好的职位——这些目标难道不够吗？可惜很多人都认为上述意义或目标并不够，因为他们觉得衰老就是生命的萎缩，会让他们早先的理想褪色、失效。当然，如果人们已经畅饮了生命的美酒，饱尝了生活的滋味，他们现在对待一切事物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年轻时纵情地燃烧过，他们就能十分享受老年的平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生活的艺术；因为生活的艺术是一切艺术中最杰出、最罕见的。又有几人能优雅地饮尽生活之酒呢？所以，大多数人真的不曾活过——可能有时他们拼尽了全力都无法做到；这样一来，他们便怀着未得到满足的索求之心步入了老年，这不可避免地令他们回头张望。
对这个群体而言，回头张望是极其致命的，所以，给未来设定某种预期或目标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许诺有一种死后的生活；这能使普通人得以带着与前半生同样的坚持和目标度过后半生。当代人认为扩展生命和勇攀高峰是合理的目标，但是对死后存在却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可思议。然而，只有当生存太不幸以致我们宁愿它结束时，或者当我们确信太阳在下沉——“去照耀远方的民族”——之际也付出了与攀登顶峰时一样的坚持和努力时，生命的结束——死亡——才会成为目标。但是在今天，信仰变成了一门深奥的艺术，这使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很难树立信仰。人们通常会认为诸如永生之类的问题时常自相矛盾，而且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当今世上，“科学”成为了流行语，人们对之深信不疑，总是想要用“科学”证明一切。受过教育、懂得思考的人都明白，想用科学证明永生之类的问题简直是无稽之谈。坦白说，我们对这类问题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同样无从得知一个人死后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确凿地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就好比我们问火星上是否有人居住一样。就算火星上有常驻民，他们也一定不在乎我们肯定或者否定他们的存在。他们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所谓的永生，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搁置不提。
但是本着医生的良心，我必须就此问题再补充一点。我观察到，与漫无目的的生活相比，一种有目标的生活通常显得更好、更富足也更健康；顺应时间的溪流，比逆流而上要更好。在心理治疗师看来，一个不肯向生活道别的老人，就像一个不能接受生活的年轻人一样软弱、病态。事实上，这两类病例体现了同样的幼稚、贪婪、恐惧、固执和任性。作为一名医生，我相信在死亡中发掘出一个目标，以便当事人能够为之奋斗，是符合卫生学的——如果我可以用卫生学这个词；在死亡面前退缩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这会剥夺后半生存在的意义。因此，我认为宗教关于死后存在的教义符合心理卫生的立场。如果我知道我住的房子在两个星期内就会倒塌，那么我全部重要的功能都会被这一想法所损害；如果情况相反，我会感觉很安全，那么我就可以正常、舒适地住在这里。因此，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合适的做法是仅仅把死亡看作一次转变——当作生命历程的一个环节，毕竟，我们无法衡量生命的范围和长度。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需要盐分，可是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出于本能需要而摄取盐分。心灵的事也是这样。从远古时代起，绝大部分人就感到有必要相信生命是延续的。因此，心理治疗的要求不会让我们误入歧途，而是引导我们走向人类已经踩出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想法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并不理解它背后的道理。
我们总是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吗？我们唯一知道的思考，是那种像一个公式一样的思考，放进去什么，就算出来什么。这就是智力活动。但是除了智力活动，还有一种使用原始意象进行的思考——这些象征比人类的历史还要古老；它们从宇宙伊始便根植于人类心中，而且源远流长，历经千秋万代，至今仍然是人类心灵的根基。只有当我们与这些象征和谐共处的时候，才有可能过上完满的生活，并由此获得智慧。这无关信仰，也无关知识，只是因为我们的思考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和谐一致。这些意象是我们一切有意识思想的根源；而在这些意象之中便包含了死后的存在。这些意象与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是想象力不可或缺的前提；它们还是第一手的数据——科学也不能随意否定它们存在的权利和正当性。科学只能把它们当作既定事实，就像探索甲状腺的功能一样去探索其功能。在19世纪以前，甲状腺被认为是一个没用的器官，仅仅是由于人们的无知。如果今天我们说原始意象毫无意义，那么我们也犯了同样的目光短浅的毛病。在我看来，这些意象就像是心灵的器官，我必须万分谨慎地对待它们。有些时候，我不得不对某位年长的病人说：“你心里的上帝，或者说你的永生信念消退了，所以你的心理代谢出了毛病。”古代的不死药（athanasias pharmakon），即长生不老药，其意义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深刻。
在这里，我想再次提及太阳的比喻。人生就像日升日落，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东方，它是童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是别人的问题，不曾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部分则被意识问题充满了；到了最后一个部分——衰老的时期——我们又退回到那种不用担心我们的意识状态的情况中了，再一次变成了别人的问题。当然，童年和衰老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沉浸在无意识的心理事件中。儿童的心智会渐渐成熟，并超越无意识阶段，所以其心理过程——虽然也不太容易观察——并不像老年人的心理过程那样难以观察，因为老年人重新被无意识所淹没，并逐渐消散在无意识中。童年和老年是没有意识问题的人生阶段，因此在这里不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