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或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心理问题，如今在公众眼中已与“精神分析”画上了等号。“精神分析”这一词汇已被公众普遍接受，以至于每个人都好像对它的含义了如指掌；但是实际上，门外汉们对它的确切含义不甚了了。
根据这一词汇的发明者弗洛伊德所说，“精神分析”只适合用来描述他独创的方法，即从某些被压抑的冲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精神症状。由于这种技术是由一种生活态度发展出来的，所以“精神分析”这一概念包含着某些理论预设，包括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精神分析的创始者明确强调了这一定义。尽管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但是，门外汉们还是把“精神分析”的概念扩展到了现代所有用科学方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尝试上。因此，阿德勒学派也被贴上了“精神分析”的标签，尽管事实上阿德勒的观点和方法与弗洛伊德的截然不同。由于这些不同，阿德勒本人并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精神分析”，而是称之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我则倾向于把我自己的方法称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我希望，“分析心理学”这一术语能够代表一个总的概念，可以囊括“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和本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既然人人都有精神世界，门外汉们可能会觉得只能有一种心理学，并因此认为各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要么是主观的狡辩，要么是碌碌之辈为了出人头地而进行的平庸的伪装。我能轻而易举地列举出多种“心理学”，包括除了“分析心理学”以外的一些体系。事实上，之所以存在很多彼此矛盾对立的方法、立场、观点和信念，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不能互相理解，因此任何一方都不肯承认另一方的合理性。当今时代，心理学理论的多面性和多样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无法对之进行综合评述，这当然会使门外汉们摸不着头脑。
当我们在病理学教科书里读到针对同一种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疗法时，会很自信地推测这两种疗法都不会太灵验。同样，当多种多样的心理研究方法都受到推荐时，我们会确信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百分之百地达成目标，尤其是那些受到狂热追捧的方法。如今究竟有多少种“心理学”呢，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渐渐认识到了了解精神世界的困难性，况且，用尼采的话说，精神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满头包”的问题。所以，要解开这个难以捉摸的谜题，就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便不足为奇了，而这一切难免会导致我在上文提到的诸多矛盾对立的立场和观点。
读者一定会同意，在讨论精神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其狭义的定义，而应该全面地包含当代人在尝试解决心理难题时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将这些尝试都囊括在分析心理学的概念之中。
另外，公众为什么会突然对人类心理如此感兴趣呢？几千年来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只是想提一下这个看上去无关痛痒的问题，并不想回答它。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无关痛痒，因为这种兴趣是多种当代运动的基础，比如通神学（theosophy）、神秘主义和占星术，等等。
门外汉们的“精神分析”概念所包括的一切内容，都来源于医学实践；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医学心理学的实践。它带着医生诊疗室的明显痕迹——这一事实不仅明显地体现在这一术语的构成上，也体现在它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不难发现，医生不断地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中借鉴一些预设。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心理学与哲学、历史学和古典时期的学问等学术领域的敌对。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与天性的联系十分密切，但学术研究却是根植于逻辑思维之上的。天性与逻辑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这一鸿沟又被医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进一步扩大，这些术语有时的确具有实用价值，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我们善良愿望的沉重负担。
考虑到现存概念的混乱性，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上面的总论。现在，我要开始处理手头的任务，来探讨一下分析心理学的实际成就是什么。由于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多种尝试具有异质性，所以很难找到一个能包容一切的立场。以这些尝试的目标和结果为依据，将它们划分为某些类型抑或是不同的阶段，对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态度的。我认为，这充其量只是权宜之计罢了，就像一位测量员想用三角测量来获得一个国家的面积一样随意而武断。尽管如此，我还是斗胆将所有的成果分为四个阶段——告解（confession）、解释（explanation）、教育（educa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接下来，我就要着手论述这些少见的术语的含义了。
任何一种分析疗法，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型——告解。不过，这两种做法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起源于共同的心理根源，所以，外行很难一眼看出精神分析的基础与告解这一宗教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一旦能够理解罪恶的概念，他便开始依赖精神上的遮掩了——或用分析的术语说，压抑就出现了。被隐藏的东西就是秘密。保有秘密就像一剂精神毒品，使秘密的保有者与集体疏离。小剂量的毒品可能是无价的良药，甚至是个体分化的必要准备。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即便在原始时期，人类就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制造秘密的需要；人们保有的秘密使得他们免于消融在集体生活的无意识之中，因此也免于遭受致命的心理伤害。众所周知，许多古代的神秘宗教及其秘密仪式，都是为满足分化的本能而存在的。在基督教早期，甚至连基督教的圣事，比如洗礼，都被看作是神秘的，要在秘室里举行，在提及时也要用隐喻的说法。
尽管少数人分享一个秘密大有益处，但一个纯粹私人性的秘密却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它就像原罪的重担，阻断了这位不幸的秘密保有者与同伴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遮掩的是什么，那么造成的损害就会小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压抑什么——甚至连压抑的存在都不知道。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只是有意识地使某一内容不为公众所知，还把它藏在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于是，它从意识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情结，独自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既不能被意识头脑所纠正，也不能被干涉。这样一来，这个情结就成为了心理上的一个自主部分，经验表明，它会衍生出一种独特的虚幻生活。我们所说的幻想，只不过是自发的心理活动；每当意识头脑的压抑作用稍一放松或者停止的时候，比如在睡觉的时候，幻想就会浮现出来。在睡觉时，这一活动便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即使在清醒的时候，我们也还在意识的阈限之下做着梦，特别是在受到压抑的、无意识的情结控制的时候。顺便提一句，无意识内容并不是只有一种来源，无意识情结并非都是有意识的内容受到压抑后的产物。无意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它们从心灵深处慢慢地上升，最终进入了意识。因此，我们绝不应该简单地把无意识描绘成一个收纳被意识丢弃的内容的容器。
所有的心理内容，不论是从深处上升到了意识的阈限之上，还是从意识中下沉到了阈限之下，都会对我们的意识活动造成影响。既然这些内容本身是无意识的，其影响必然是间接的。我们大多数的口误、笔误、记忆错误和其他类似的失误，以及神经症的全部症状，都起源于这种影响。它们几乎总是由心理的问题而产生，不然就是炮弹爆炸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惊吓。最轻微的神经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失误”——口误、突然忘记名字或日期、意料不到的笨拙导致的损伤或事故、对他人动机或听到读到的东西的误解，以及所谓的记忆幻觉，即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曾说过或做过某件事。如果仔细调查这些情形，就会发现某些内容用一种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扭曲了意识的功能。
因此，总的来说，一个无意识的秘密比一个有意识的秘密更为有害。我看到过很多病人囿于生活困境，天性脆弱一点的人可能就被逼得自杀了。这些病人有时也有自杀倾向，不过由于天生理智，他们不允许自杀的愿望进入到意识中。但是，这种愿望却活跃在无意识之中，并造成各种各样的危险事故——例如，面对飞驰而来的汽车时突然晕倒或者手足无措，把氯化汞当成咳嗽药水吞下去，或者突然热衷于表演危险的杂技动作等。如果能够意识到自杀倾向，常识就可以有效地干预它，那么病人就能识别并避免那些诱使他们走向自我毁灭的情形。
众所周知，每一个个人的秘密都起到了原罪的作用或引发了罪恶感——不论这个秘密从流行的道德立场来看是否正当。隐藏的另一种形式是“克制”的行为——其克制的内容通常是情感。就像秘密一样，在此我们也必须给出一个限制条件——自我约束有利于健康、能使人获益，它甚至是一种美德。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自律是人类最初的道德成就之一。在原始人之中，自律是入会仪式的一部分，采取的主要形式体现在禁欲及对疼痛和惧怕的忍耐力上。不过，当这样的自我约束发生在秘密社团里，就是一件与他人一起完成的事情。如果自我约束只是私人的事情，并且可能与任何宗教无关，它极可能像个人的秘密一样有害。这类自我约束，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道德卫士的丑陋心境和暴躁易怒情绪。被克制的情感也是我们隐藏的东西——我们可以隐藏得连自己都骗过——男人尤其擅长这门艺术，而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天生就不愿意做这种事去伤害其情感。当情感被克制时，极易使我们孤立、烦恼，并满怀负罪感，就像无意识的秘密那样。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自然就会对我们表现出恶意，与此相同，如果我们在同胞面前克制了自己的情感，自然也会对我们怀恨在心。自然无疑是痛恨此类隔绝的，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比克制情感所造成的不冷不热的人际关系更令人无法忍受了。被压抑的往往是我们想要保密的那些情感。但是，这些秘密通常并不是什么秘密；它们也是可以倾吐的情感，由于在某些重要时刻受到了抑制，才变成了无意识的。
有一种神经症很可能是因为秘密占据了支配地位而造成的，而另一种则是由于被约束的情感占据了支配地位而造成的。那些对情感不曾有一丝掩饰的癔症患者，大都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那些被顽固性精神衰弱症折磨的患者，往往会因为不能领会自己的情感而苦恼。
持有秘密和约束情感都是不良的心理现象，最终自然会让疾病来拜访我们——我是说，当我们私下持有秘密或约束情感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与他人一起做这些事情，就是顺应自然的，甚至可以算得上美德。自我约束只有在独自实施、只面向自己时才是有害健康的。人类似乎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发现他的同胞身上存在的一切阴暗、残缺、愚蠢和罪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当然要把这些事情当成隐私。但是在大自然眼中，隐瞒我们的缺陷似乎是一种原罪——与完全卑劣地活着不分上下。人类似乎有一种良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法、不惜一切代价地停止为自己辩护并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也具有人性的话，便会受到这种良心的惩罚。在他这样做之前，会有一面密不透风的墙挡在他眼前，使他无法感受和体验到自己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从这里我们发现了诚恳的而非陈词滥调的告解的重大意义——古代的所有入会仪式和神秘宗教都包含着这个意义，用希腊神话中的一句谚语来说便是：“有舍才有得。”
我们也许最好把这句话当作心理治疗初始阶段的座右铭。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开端在本质上就是以科学的方法重新发现一个古老的真理；连给最早的治疗方法所取的名字——宣泄（catharsis，也被称为 cleansing，即净化），也来自于希腊的入会仪式。早期的宣泄疗法，不论是否用催眠术辅助，主要是使病人深入其精神世界的僻静之处——也就是东方的瑜伽体系称为冥想或静观的状态。与瑜伽的冥想不同，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观察那些模糊的内容——无论它们表现为意象还是情感——它们从无意识心理中自发地形成，会自发地呈现在一个内观的人的意识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压抑或遗忘的东西。这样做可能会令人痛苦，但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因为那些低级的、甚至一文不值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并作为我的影子给我以实体和质量。如果我不能投下影子，我怎能算得上实体呢？如果我想完整，我必须有阴暗面；而且只要我能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我便能记住自己同别人一样是个凡人。不论如何，如果我这样做了却没有告诉任何人，这种重新发现会使我完全回到患神经症或者情结分裂之前的状态。如果把这当作私人的事情，我只能得到部分治愈——因为我仍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只有借助于告解，我方能投入人性的怀抱，并最终从道德败坏的沉重负担下解脱出来。宣泄疗法的治疗目的是实现彻底的告解——不仅要在理智上承认事实，还要用心灵肯定事实，并真正释放出被压抑的情感。
不难想象，这样的告解对个体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治疗效果常常是惊人的。然而，我不想说这一阶段的心理治疗的主要成就是它能治愈一些病人；我想让人们注意的是，我在有意强调告解的重要性。这一点正中我们的要害。因为我们都以某种方式被自己的秘密撕成了碎片；我们的告解无法在自己与他人间的鸿沟之上搭起一座桥，而是一条充满了欺骗和幻觉的旁门左道。不过，话虽这样说，我并不是在宣布一个普遍的准则。因为对于那种滥俗的互相进行原罪告解的坏品位，怎样的谴责都不为过。心理学所能确定的事实仅是这样的：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件精巧的事情。我们不能直接地或者就事论事地处理它，因为它给我们提出的问题长着非同寻常的“尖角”。对下一个阶段，即解释的讨论，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很显然，如果宣泄疗法能包治百病，那么新兴的心理学就会停留在告解的阶段了。重点是，宣泄疗法并非总是能把病人引领到离无意识足够近的地方，使他们觉察到阴影。事实上，有许多病人，多数是复杂的、意识强烈的那一类人，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意识之中，没有什么能使够使之松动。当医生试图把意识推到一边时，他们往往会产生最激烈的抵抗；他们希望与医生谈论那些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到的事情——也就是使他们的困难变得容易理解，再与之进行讨论。他们说自己要坦白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必为了告解而去求助于无意识。对于这样的病人，医生需要一套完备的技术来引导他们接近无意识。
这一事实从最初就严重限制了宣泄疗法的应用。接下来我会提到另一个限制，关于这个限制的讨论将把我们直接引向第二个阶段——解释阶段的问题。试想，某个案例使用了宣泄疗法所要求的告解——然后神经症消失了，至少症状是没有了。单从医生的角度说，这位病人算是治愈了，可以走了。但是病人——尤其是女病人——却走不了。由于告解的举动，病人似乎与医生难舍难分了。如果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依赖被强行斩断，旧病就会复发。
在另一些病例中，则没有形成这种依赖，这既奇怪，又很有意义。从表面上看，病人走的时候已经被治愈了，可是他被精神世界的深处所吸引，所以他继续对自己使用宣泄疗法，但付出的代价是无法适应生活。他与无意识——即他自己——拴在了一起，而不是与医生。显而易见，他有着与忒修斯（Theseus）同样的经历，忒修斯和他的战友皮瑞苏斯（Pirithous）下到地狱里，要把地狱的女神带回来。他们走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却发现自己长到了石头上，无法起身。
若遇上这些奇怪而又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必须向病人进行解释，此外，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不适合用宣泄疗法的病例，也必须用解释的方法来处理。尽管这两类病人明显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他们的相同点便是需要进行解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就是固着（fixation）的问题出现的时刻。在使用过宣泄疗法的病人身上很容易看到固着，在那些依赖医生的病人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催眠治疗中也可以观察到与之类似的不良后果，但是我们并不了解这种依赖的内在机制。现在看来，这种令人困惑的联结特别像孩子和父亲的关系。病人变得幼稚和不独立，甚至无法用理智和洞察力来保护自己。固着有时强得惊人——强得让人怀疑是否有一股非凡的力量在驱动着它。但是，移情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所以病人无法提供关于它的任何信息。我们显然遇上了一种新症状——一种由治疗直接引发的神经症形成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克服这个新困难？这种状况有一种明显标志，对父亲意象的记忆及其感情特点都被转移到了医生身上。不管后者是否愿意扮演父亲的角色，病人都会陷入一种幼稚的关系。当然，他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变得幼稚；在他身上一直有一些幼稚的东西，只不过被压抑了。现在，这种幼稚浮上了表面，而且——由于重新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父亲——他还会想要重建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弗洛伊德恰当地将这一症状命名为“移情”（transference）。当然，对帮助过你的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是正常且可以理解的。倘若移情异常顽固而又不能被意识纠正，才是不正常和出乎意料的。
弗洛伊德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解释了这种联结的本质——至少是从人们个人发展经历的角度——并因此为心理学知识的关键进展扫清了道路。现在人们已经确信这种联结是由无意识的幻想导致的。这些幻想基本具有一种被我们称为“乱伦”（incestuous）的特性；这似乎足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幻想总是停留在无意识之中，甚至最彻底的告解也无法使它们显露出来。尽管弗洛伊德总说乱伦的幻想是因为被压抑了才进入无意识之中的，但进一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许多病例中，它们从未进入过意识，或只是以最晦涩的形式被感知到了——因此，它们并不是被有意地压抑了。最近有很多研究似乎表明，乱伦的幻想通常是无意识的，并一直保持无意识的状态，直到分析治疗把它们拖到意识层面。我的这些话并不是说把它们从无意识中拖出来是违背自然的，我们当然应该避免违背自然；我只是想说，这一过程几乎像外科手术一样激烈。但是这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分析的过程诱发了不正常的移情，而唯有通过揭示乱伦的幻想，我们才能处理移情。
宣泄疗法能使自我重新获得那些可以进入意识的、原本就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而消除移情的过程则使人们意识到了那些因为性质不同而无法进入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便是告解阶段与解释阶段最主要的区别。
我们已经讨论了两类案例，一类是不适合使用宣泄疗法的病人，另一类是能被宣泄疗法治愈的病人。此外，我们刚才又讨论了那些以移情的形式产生了固着问题的病人。除了这些病人之外，我们还提到了那些没有对医生产生依赖，而是对自己的无意识产生了依赖的病人，他们陷在无意识中，就像被缠入了一张网。在这些案例中，父母的意象没有被投射到某个人身上。它被看成一种幻想，但是它有着与移情一样的吸引力，并造成了同样的依赖。
有的病人不肯毫无保留地接受宣泄疗法的治疗，这可以用弗洛伊德学派的研究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早在看医生之前，他们就已经把自己与父母等同了，并从这种等同中获得了权威力量、独立性和决定的能力，使他们能够顺利地抵抗治疗。他们大多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与众不同的人。当其他人成为无意识里父母意象的受害者时，这些人却能够无意识地将自己与父母等同，并从中汲取力量。
在遇到移情的问题时，我们只借助告解的帮助是行不通的。正是这一点促使弗洛伊德对布洛伊尔 [1] ?原创的宣泄技术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使之成为他所称的“解释的方法”（interpretative method）。这是必要的一步，因为由移情所产生的关系需要细致的解释。门外汉们很难理解其重要性；但是一位猛然被带入这种不可理解、异想天开的观念之中的医生，会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他必须向病人解释移情，即向病人解释他对医生产生的投射。病人自己是不知道投射了什么的，因此医生只好将他从病人身上发现的幻想碎片呈现给病人。其实是我们的梦首先提供了这种重要素材。在调查那些为我们的意识立场所不容而受到压抑的欲望时，弗洛伊德通过梦来探索这些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乱伦的内容。当然，乱伦内容并非此次调查所得到的唯一素材；弗洛伊德还发现了人性具有的一切污秽——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要是想给它们列一个粗略的清单，怕是一辈子也列不完。
弗洛伊德学派最终的解释方法是对人的阴暗面进行详尽的阐释，这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并打破了所有对人性的理想主义幻觉；因此，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幻觉，我们对他们就不再抱有期望了；但我坚信在反对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的是解释的方法，他们对人的阴暗面不抱幻想，但却反对只从阴暗面出发去片面地刻画人类的做法。毕竟，根本问题不在于阴影，而在于投下阴影的实体。
弗洛伊德采用的是“还原性”（reductive）的解释方法，它不断地带领来访者向后回溯、向下深究，如果过度、片面地运用它，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尽管如此，心理学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中受益匪浅；它知道了人性有黑暗的一面，而且不只是人性，人的作品、习俗和信念都是如此。就连我们最纯洁、最神圣的信仰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粗糙拙朴的源头。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有其合理性，因为一切生命有机体的发端都是简单而低下的——大厦始于基石。有思想深度的人不会否认，所罗门·雷纳克 [2] ?用原始图腾的术语来解释《最后的晚餐》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也不会否认希腊神话包含了乱伦的主题。要从阴暗的一面去解释光芒四射的事物，再通过某种手段把它们拉回迂腐污秽的起源处，这是很痛苦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说从阴暗面去解释事物具有某种破坏性作用，也不过是白玉微瑕罢了。我们之所以对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感到恐惧，完全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野蛮或幼稚所致，因为我们相信具有高度的事物不必有其相应的深度，并对物极必反的“终极”真理视而不见。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以为光芒四射的事物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未能幸免。因为，阴影是光芒的一部分，就像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一样。所以，我虽然震惊于西方暴露出来的幻觉和狭隘，但我并不为之感到遗憾；相反，我欢迎这种暴露，并赋予它不可估量的意义。这种暴露就像是钟摆从一极摆向另一极，而历史时常这样摆动，以使事物重新归位。它迫使我们接受当代哲学的相对论，类似于爱因斯坦所阐述的数理相对论，哲学相对论是遥远东方的一条基础性的真理，我们还看不出它对我们有何终极影响。
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最小的便是逻辑观点。但如果一种观点是对精神体验的表达，并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缺乏联系的东方和西方都取得了成果时，我们就得仔细研究一下它了。因为隐藏在这样的观点背后的力量超越了逻辑公正和道德制裁；这些力量总是比人和人的头脑更强。人们相信是自己浇铸了这些观点，但实际上是观点浇铸了人，并不知不觉地使人成了它们的代言人。
现在，我想谈一谈解释过程在固着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当病人发现移情来自于一个阴暗的起源时，他就意识到了他与医生的关系是不健康的；他必然会看出自己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幼稚的。如果他曾因为权威感而把自己看得很高，现在他就会从较高的位置挪到更加恰当的位置上，并接受不安全感，这其实是有益健康的。如果他曾对医生持有幼稚的要求，现在他则能认识到一个理所当然的真理，认识到对别人持有要求是一种幼稚的自我放纵，必须加强自我责任感来取而代之。具有洞察力的人能够自己做出道德判断。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之后，他会把这一认识当成防御的方式；他将投入到生存斗争之中，在不断进步的工作和经历当中，消耗掉那种使他顽固地执着于童年乐园或起码让他对童年乐园恋恋不舍的力量。对自身缺点的正常的适应和容忍，将成为这个人主要的道德原则，他会试着把自己从多愁善感和幻想中解脱出来。这必然会导致他背离无意识，背离弱点和诱惑的来源——那是道德崩溃和社会失败的所在。
现在病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被教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人，至此我们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道德方面很敏感的人有足够的动力使自己前进，他们只要洞悉自己就足够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道德价值观的人而言，只洞悉自己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外在需要的刺激，自我认识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哪怕他们对分析师的解释深信不疑——更不用说那些只是被分析师的解释触动却始终对之将信将疑的人了。后一种人在精神上是循规蹈矩的人，他们掌握了“还原性”解释这一真理，却无法接受它，因为它会破坏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在这类案例中，仅有洞察力是不够的。解释的方法有一个缺点，即它只对敏感的人奏效，敏感的人可以通过对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做出道德判断。诚然，我们用解释的方法可以比单纯的告解走得更远，因为它至少可以训练头脑，并藉此唤醒沉睡的力量，这种介入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至此仍有一个问题，在许多病例中，最彻底的解释虽然能使病人变得聪明，但其仍是一个无力的孩子。弗洛伊德学派的问题在于，他们进行解释的依据是快乐（pleasure）及快乐的满足，这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用它来处理成年晚期的问题时。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即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它也并非总是最重要的。例如，一位饥饿的艺术家选择了面包，而不是一幅美丽的油画；一个堕入情网的男人选择了美人，而抛弃了公共事业——虽然对于艺术家而言，油画可能是最重要的；对于男人而言，公共事业则是最重要的。一般来说，相较于那些适应性较差、具有社交缺陷从而非常渴望权力和重要性的人，容易适应社会并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更适合用快乐原则来对其进行解释。一位对父亲亦步亦趋、获得了支配性地位的长子，可能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折磨；而被父兄压抑并蒙上阴影的弟弟，也许会被雄心壮志或对尊重的渴望所驱策，他甚至会完全屈从于这种激情，对他而言，其他事情一概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从前的学生阿德勒挺身而出，准确地弥补了这个不足。阿德勒令人信服地证明，有许多神经症案例用权力欲望来解释，会比用快乐原则来解释更加合适。所以，其解释的目的是向病人展示，是病人“设置”（arrange）了自己的症状，利用神经症来获得一种虚构的重要感；就连移情和其他的固着也都服务于病人对权力的欲望，代表了一种“男性的抵抗”（masculine protest），用来对抗幻想中的臣服。显然，阿德勒关注的是那些受压迫、在社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人，他们总有一种“当家作主”的热情。这些人得神经症的原因是他们总是想象自己受到了压迫，所以像唐吉诃德一样跟想象中的风车恶斗，故而无法达成自己最渴望的目标。
总体上说，阿德勒的方法开始于第二个阶段；他用上述观念来解释症状，并要求病人具有这方面的理解力。但阿德勒有一个特点，他并不指望病人完全理解，而是要求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是一个研究者和解释者，阿德勒却主要是一个教育者。为了不让病人停留在孩童的状态，使病人珍贵的理解力发挥作用，以及尝试各种教育手段最终使病人成为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阿德勒调整了弗洛伊德的治疗程序。很明显，他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他确信适应社会和融入大众是绝对必要的——它们甚至是人类最理想的目标、最恰当的成就。阿德勒学派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一观点及其对无意识的忽略，致使其有时甚至会完全否定无意识。这也许就是钟摆的一次摆动——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强调，必然造成这一反作用，我们也在那些奋力追求适应和健康的病人身上发现了同样自然的厌恶。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无意识当作一个装满了一切邪恶阴暗的人性和原始污秽的容器，我们当然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徘徊在这个曾让我们失足陷入的沼泽。研究者可能在泥潭中看到了一个充满奇观的世界，但是普通人情愿从泥潭边逃走。正如早期佛教为了使自己从来自近200万尊神明的遗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不认可任何神明一样，心理学若想进一步发展，也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阿德勒学派以教育为目的，从弗洛伊德停下来的地方起步，以帮助已学会正视自己的病人找到通往正常生活的道路。显然，病人只了解自己得病的原因和方式是不够的，因为理解疾病的原因与治愈疾病是两码事。我们必须铭记，神经症的扭曲症状会造成很多顽固的恶习，不论对它们的理解有多深，如果没有新的习惯取而代之，它们是不会消失的。但是，习惯只能通过训练形成，合适的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方法。可以说，必须督促病人养成新的习惯，而这常常需要一种教育的决心。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阿德勒的方法为什么主要赢得了牧师和教师的赞同，而弗洛伊德学派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医生和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在护理和教育方面真可谓糟糕透顶。
我们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立的终点。比如，我们在体验宣泄疗法时，经过大量的告解，我们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目标；一切都大白于天下，一切都已明了，所有焦虑的事情都过去了，泪也流尽了；现在一切都回到了正轨。在解释的工作完成后，我们确信自己已经知道神经症是怎样产生的了。早期记忆被挖掘出来，最底层的原因也被挖掘出来；移情不是别的，只是关于童年乐园或退回旧日家庭情境的一种幸福的幻想；一条通向正常、觉醒的生活的道路就在脚下。然而，这之后便到了教育的阶段，它使我们意识到告解或解释都不能使弯曲的树变直，只有在园丁用支架矫正后，它才能变得正常并获得适应能力。
伴随着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莫名终结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宣泄疗法的人明显从未听说过释梦技术；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对阿德勒一无所知，而阿德勒学派的人也对无意识避之唯恐不及。每个人都被其特定发展阶段的终结感所蒙蔽，导致各种意见和观点变得十分混乱，使我们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给每个领域都带来了偏执和顽固的终结感呢？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即从每一个发展阶段中都可以概括出一个基本真理，并且，每一个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极其相似的案例也在以惊人的方式验证着这个真理。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太多谬误，这让真理变得无价，谁也不想因为少数与之不符的例外，就让真理溜走。不论谁怀疑这种真理都会被当成信仰缺失的堕落者，同时还会被社会各方当成讨厌得让人难以忍受的狂热分子。
每个人都能高举着知识的火把前行，然而，每个人都只能举一段路，直到下一个人接过它。如果我们能客观地接受这一事实——如果我们能知晓，我们并非亲自创造了真理，而只是真理的表述者，不过是用语言表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需求罢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部分龃龉与痛苦，还能够看到人类精神的深刻性和超越个体的连贯性。
我们很少想到，采用宣泄疗法作为治疗范式的那些医生不只代表了一种抽象观点，其作用也不只是诱发宣泄。我们应当看到，他们首先是人。可以肯定，他们的思维也许因为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具有局限性，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包含着完整的人类的影响力。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没有给它命名，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解释和教育的工作；同样，其他的分析师虽然不承认宣泄的原理，却也做了很多宣泄的工作。
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分析心理学的三个阶段，其性质决定了第三个阶段不能代替第一或第二个阶段。三个阶段和谐并存，是同一个问题的几个突出的方面；它们不会彼此抵消，就像向神父认罪与被赦罪不会彼此抵消一样。第四个阶段——转化阶段也是如此，它绝不是一种终极的、唯一的真理。它的作用是弥补前三个阶段的不足；它是用来满足额外的、未被满足的需求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第四个阶段的内容，并阐释“转化”这一并不常见的术语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考虑那些未参与前三个阶段的人的心理需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确认有什么是比做一个正常的、能够适应社会的人更令人渴望的。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正常人更有价值、更恰当的了；但是，“正常人”这一特定观念本身就暗示着向平庸的回归——适应也是同一类的概念。事实表明，只有当一个人觉得与日常世界格格不入的时候，他才会把这种回归当成令人向往的进步，也就是说，当他由于神经症而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的时候。对于非成功人士，以及不能适应社会的人而言，变得“正常”是一种极好的理想。但是，对于那些能力高超的人而言，因为这种回归就像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之床，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仿佛地狱一般贫瘠而无望。这样一来，很多人就会因为他们自身的平庸而患上神经症，正如很多人因为没法变得正常而患上神经症一样。如果想通过教育使前者变得正常，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噩梦，因为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过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似乎只能从他尚未拥有的事物中寻找满足感和成就感，而无法从已经拥有的事物中发现幸福。如果适应社会对一个人来说是小菜一碟，那么这对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如果一个人总是行为得当，对他而言做对一件事就会显得无聊，然而，那些做事永远一塌糊涂的人却在偷偷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也能做对一次。
不同个体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人之美酒，我之毒药——正常和适应的作用也是因人而异的。尽管生物学将人归为群体性动物，认为只有社会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任何一个案例似乎就能颠覆这一论断，并且可以证明只有非正常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才能使人保持健康。非常不幸，应用心理学提供不了普遍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它能提供的只有一些个案，其需求和要求各不相同——其差异之大，使我们无法预见某个案例可能会走哪一条道路。因此，医生不抱有任何过早的预设是非常明智的。这并不是说医生应该抛弃一切预设，而是说他必须只把它们当作预设。
然而，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指导并说服病人；医生还必须向病人展示他为了这一特定的案例做了哪些事情。由于我们本身的纠结和曲折，即使是在客观、专业的治疗框架之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性化的。治疗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病人和医生作为两个完整的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这样，在治疗中就有了两个首要因素——也就是说，两个人当中没有谁总是显得比另一个重要。他们的意识领域边界清晰，但他们却共享了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无意识领域。因此，同医生的语言和行为相比，医生与病人的人格往往对治疗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该低估医生的语言和行为的干预及治愈作用。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好像两种化学物质接触，如果能够发生反应，两者都将被转化。在所有见效的心理治疗里，我们都能看到医生对病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前提是医生也必须受到病人的影响。如果医生自己不被影响，那么他就无法施加影响。如果医生躲在父亲般的、专业权威的烟幕后面，完全拒绝病人的影响，那么治疗便不会起效。当医生这样做时，他表面上不过是没有利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源，而且即便如此，病人仍会在无意识层面影响他。许多心理治疗师都了解，病人会给医生带来无意识的改变；这是这一职业所特有的烦恼，甚至是一种伤害，它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现了病人带来的“化学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移情所激发的反移情。但是，真正的影响的效果其实更加微妙，其性质如同古老观念中的病魔一样。病魔的意思是，患者可以把他的疾病转移到另一个有力量降服病魔的健康人身上——却无法不给治愈者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使双方都发生转化的难以衡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这种交流当中，人格更稳定、更坚强的一方将决定最终的结果。并且，我发现在很多病例中，病人被证明比医生更坚强，能够完全无视医生的一切理论和企图；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对医生不利，尽管有时候也有例外。相互影响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是转化阶段的基础。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广泛实践，我们才认清了这种现象。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因此也赞成我提出的应该对分析师本人进行分析的要求。
那么，我要求医生与病人“接受同等程度的分析”，这背后的深远意义是什么呢？在心理治疗的进程中，医生与病人是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等地受到转化作用的影响。确实，倘若医生有意无意地避免受到影响，那么他对病人的影响力也会相应地减弱；倘若医生只是无意识地接受影响，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无意识上的缺陷，使他无法正确地看待病人。不论是哪种情况，治疗的结果都会被削弱。
因此，医生必须亲自面对那些他希望病人能够面对的任务。如果待解决的问题是要去适应社会，医生本人就必须先适应社会——或者，如果案例要求不适应社会，医生也要变得不适应社会。当然，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治疗中遇到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如果一位医生认为病人应当克服幼稚——那么他必须先克服自己的幼稚。另一位医生可能相信病人应该宣泄出所有的情绪——那么他必须先把自己的全部情绪都发泄出来。第三位医生可能信仰意识的完整性——那么他必须先使自己的意识保持完整。无论如何，倘若医生希望自己能对病人产生适当的影响，他就必须不断努力，先让自己达到治疗的要求。所有关于治疗的指导原则，都伴有一项重要的伦理职责，一言以蔽之——你想要怎样影响别人，就先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光凭嘴上功夫永远是隔靴搔痒，不管多么狡猾的招数，都不能帮人们避开这个简单的规则。真的说服了病人是一回事，去说服病人这件事本身是另外一回事——而前者永远都是更重要的。
所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不仅要求病人转化，还要求医生也按照他为病人所设计的方案进行转化。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医生也会表现出与病人一样的坚韧、稳定和顽固。在对自己做工作时，保持同样的专注程度是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在向病人指出他们的错误路径、错误结论和幼稚托辞时，医生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批判性的判断力。而且，没有人会为医生所付出的内省努力而付费；另外，我们通常对自己也不太感兴趣。还有，我们常常会低估人类心灵深处的价值，所以我们把自我审视或者自我贯注当成了不健康的事情。我们当然会怀疑自己内心隐藏着非常不健康的内容，就好像一间病房一样。医生必须克服这种对自己的抵抗，因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又怎能去教育别人呢？如果一个人自己身处黑暗之中，他又怎能去照亮他的同伴呢？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干不净，他又怎能去净化别人呢？
在转化的阶段，医生需要从教育他人转向教育自己。如果医生想让病人发生转化，就必须经过这一步，并藉此结束治疗初期的几个阶段。这种为了改变病人而首先改变医生自身的挑战并不太受欢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它看起来并不容易做到；第二，人们对于自我贯注总有一些偏见；第三，有的时候，强迫我们自己达成我们对病人的一切期望，会让我们很痛苦。最后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让医生进行自我审视的要求很不受欢迎；因为如果医生认真尽责地“治疗”自己，他会立刻从自己的本性中发现一些与正常状况截然相反的内容，尽管经过了最充分的解释和宣泄，这些内容仍纠缠着他，让他心烦意乱。医生该怎样处理它们呢？医生总是知道病人应该怎样对付它们——因为这是他的专业职责。可是当它们涉及自己或者他最亲近的人时，他又该如何真诚地面对它们呢？当他审视自己时，会发现自己低劣的一面，这使他与他的病人靠近了，但这是危险的，甚至会破坏医生的权威性。他该怎样对付这种折磨人的发现呢？不论医生认为自己有多正常，这些带有某种“神经症”性质的问题，都会一下子击中他的心。医生还会发现，他与病人们所背负的终极问题，是任何“治疗”都不能解决的。他将使病人们认识到，期望别人告诉自己解决办法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他也将使自己认识到，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将再次被压抑下去。
我不准备继续讨论自我审视或自我审视带来的诸多问题，因为我们对心灵的研究仍然被巨大的模糊性所环绕，让我们举步维艰。我更应该强调一下我刚才说过的内容：分析心理学的最新发展，让我们遇到了人格中难以估计的因素；我们知道了要把医生的人格当成治疗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开始要求医生自身的转化——就像教育家的自我教育。病人所经历的每一件事，现在医生也都得经历一遍，他必须经历告解、解释和教育这几个阶段，这样他的人格才不会对病人产生不利的影响。医生再也不能借着治疗别人的难题来逃避自己的难题了。医生必须记住，如果一个人长着脓疮，他显然是不适合给别人做手术的。
就像弗洛伊德学派发现了无意识的阴暗面后，不得不开始涉及宗教问题一样，分析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使医生的道德态度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医生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的要求，彻底转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看法。我们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参与治疗的不只是病人，还有医生；涉及的不只是客体，还有主体；不只是大脑的功能，还有意识本身的要素。
从以前的医疗方法到现在的自我教育方法，当代心理学的视野极大地扩展了。人的品质取代了医学文凭，成为了治疗的关键。这一进步意义深远。现在，所有在临床实践中产生且经过提炼和系统化的心理治疗方法，我们都可以随意使用，并可以用它们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分析心理学不再囿于医生的治疗室，它挣断了原本的枷锁。我们可以这样说，分析心理学已经超越了过去，现在正要开始填补剩下的空缺，这个空缺标志着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比所缺少的心灵内容。我们西方人已经学会了驯服和操纵心灵，但我们并不了解心灵的发展过程和心灵的功能。我们的文明还很年轻，因此需要驯兽师来驯服我们内心住着的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但是当我们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时，我们必须放弃强制力，转向自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或方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没有找到要领。我认为，分析心理学的发现和经验，可以作为这一途径或方法的一个基础；因为一旦心理治疗要求医生进行自我完善，它马上就会脱离临床治疗的本质，不再仅仅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它现在已经可以服务健康人了，至少可以服务那些有能力追求心理健康的人，他们所谓的疾病只不过是我们所有人都正在经受的痛苦。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分析心理学获得更普遍的应用——甚至比构成它的各个阶段的那些带有普遍真理性质的方法更有用。但是，在理想的实现与眼前的现实之间还有一道鸿沟，现在我们并没有建好能够跨越它的桥梁。我们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从头垒起这座桥梁。
注 释
[1].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1842—1925），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的奠基人之一。——中译者注。
[2].所罗门·雷纳克（Salomon Reinach，1858—1932），法国考古学家。——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