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梦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至今仍备受争议。许多执业医生发现，释梦是治疗神经症时不可或缺的手段，并认为梦中呈现的心理活动与意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也有一些医生质疑释梦的价值，认为梦不过是心灵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产品罢了。
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梦又是无意识的直接呈现，那么，他就会认为释梦具有实践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承认无意识的存在，或者认为无意识不参与神经症的形成，那么他就会认为释梦毫无可取之处。现在是1931年，在半个多世纪前，卡鲁斯 [1] ?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更早些，在一个世纪前，康德阐述了一个“无法测量的模糊的想法领域”；而早在两百年前，莱布尼茨便预设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更不用说让内 [2] ?、弗卢努瓦 [3] ?和弗洛伊德的成就了——不过，尽管如此，无意识是否真的存在依然备受争议，真是可悲可叹啊。虽然我的目的仅仅是探讨实际治疗中的问题，但在此我仍需先为无意识假说做一番辩护，因为释梦与无意识假说有着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没有无意识假说，梦便好像不过是自然的一个奇特产物、是白日琐事留下的记忆碎片的无意义聚集罢了。如果梦不过如此，接下来的讨论就是无稽之谈了。如果我们想要谈论释梦，就必须先承认无意识的存在，因为我们不只是把梦视为智力的运作，而是把梦当成一种能够用以揭示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方法，这些无意识心理内容是神经症的成因，对神经症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而那些无法接受无意识假说的人，就必然会拒绝探讨释梦的实用性。
不过，从承认无意识假说的角度来看，既然无意识是神经症的成因，梦又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直接表达，那么分析与释梦的尝试就是完全合理而科学的了。且不说释梦的治疗作用，这一努力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对心理因果关系（psychic causality）的科学洞见。但是，对于执业医生而言，科学发现充其量只是他在治疗领域所做的努力的一种令人欢喜的副产品。他不会仅仅为了阐释心理因果关系而将释梦技术施与病人。当然，他也可能会认为对心理因果关系的阐释具有治疗价值——这时，他就会把释梦当成一项工作职责。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认为，若想治疗神经症，只需揭示无意识中的诱发原因即可——也就是向病人解释无意识内容，使病人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根源。
眼下，如果我们假定弗洛伊德学派的这种期望是切合实际的，我们就可以专心回答下面这些问题了，比如释梦能否为我们揭示诱发神经症的无意识内容，以及释梦能否独立实现这一作用，还是必须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我假定弗洛伊德学派的这一观点是一种常识。我本人的经验已证实了他的观点，因为我发现梦常常毫无偏差地揭示出诱发了神经症的无意识内容。而且往往是最初的梦——即在治疗刚刚开始时病人所报告的梦。有一个病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我曾有一位患者，他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被焦虑和不安全感所折磨，抱怨说他的头晕有时会严重到让他恶心的程度，还抱怨说脑袋很沉、呼吸困难——这些恰好都是高山病的症状。他出身贫寒，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但凭借着野心、勤勉和天赋，他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爬，终于谋得了一个重要职位，这个职位有很大的晋升空间。他原本可以从已有的职位继续青云直上，却突然得了神经症。讲到这里，这位病人不禁发出了千人一律的感叹，伴着老生常谈的开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却……”实际上，他有高山症的所有症状这个事实，与他的处境是高度吻合的。他讲述了在咨询前夜做的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又一次身处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一些与我一起上学的乡下男孩在街上站成一排。我从他们前面走过，装作不认识他们。我听到有一个男孩指着我说：‘他很少回到我们的村子来。’”不需要任何释梦的技巧，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梦暗指的是做梦者卑微的出身。这个梦清晰地指出：“你忘了自己的出身是多么卑贱。”
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正要赶赴一趟旅行，时间很紧张。我四下搜罗，却找不到我的行李。时间飞逝，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最后，我终于把行李都找齐了。我快步走在大街上，突然发现遗落了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公文包，于是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找出公文包，再冲回火车站，一路跑得万分艰难。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冲上了月台，却看到火车喷着蒸汽渐行渐远。火车很长，而且古怪地以“S”形前进。我突然想到，如果司机一不小心，一到直道上就开始全速行驶，那么后面还在弯道上的车厢就会由于速度太快而翻车。实际上，我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司机便拉下了油门杆。后面的车厢剧烈晃动起来，竟然真的飞出了铁轨。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场面非常惨烈，我一下被吓醒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梦的含义。它描绘出了这位病人急于高升的狂热心态。由于身处火车头的司机不顾一切地向前开，后面的车厢便晃翻了车——这意味着神经症的形成。显而易见，在当前的人生阶段，这位病人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以卑微的出身，费力爬上高位，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本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可是却在野心的驱使下，越发想要攀登高峰，求取他力不能及的成就。神经症是给他的一个警示。环境因素阻碍了我对这位病人的治疗，而且我对其病情的看法也不能令他满意。结果，事情按照梦中预示的那样发生了。他试图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一个他向往已久的职位，最终灾难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从这位病人口述的病史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的高山症表明他不能再向上爬了。而他的梦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用事件呈现了他的无能为力。
此事向我们揭示出梦的一个特征，这是我们在神经症的治疗中使用释梦技术时首先应该考虑到的。也就是说，梦给我们呈现的是能够真实反映头脑运行状态的场景，而意识是不承认这种状态的，或者只是非常勉强地承认它。病人有意识的自我无法理解为何他不能再稳步前进了，因此，他继续为晋升而奋斗，拒绝承认现实，但后来的事件让这种现实暴露无遗——那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服从意识的支配，我们就会产生混乱。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能从病人口述的病史中得出相反的结论。毕竟，每一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棒，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取得极高的成就。那么我的这位病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既然我的判断可能有误，那么我的猜测为什么就一定比他的更可靠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梦便出场了，梦是自发的心理过程的呈现，不被有意识的观点所控制。梦把头脑运行的状态真实地呈现了出来。梦的内容既不受我的猜测影响，也不受病人的猜测影响，而只是展现出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一直把梦看得与生理现象同样重要。如果在尿里检测出了糖，就说明尿里含有糖，而不是蛋白质、尿胆素或者我猜测的其他东西。也就是说，我把梦视作诊断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依据。
梦给出的答案往往比我们的问题更多，我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此。梦不仅使我们洞悉神经症的成因，还会为我们提供预后信息。除此之外，梦还告诉我们应该在何时开始治疗。这位病人必须马上停止自己的一意孤行。这正是他的梦对他本人的告诫。
现在，让我们暂停讨论这个告诫，回到梦能否让我们洞悉神经症成因的问题上来。我在上面列举的两个梦都可以解释神经症的成因。不过，我同样能列举出很多无法解释这一点的最初的梦，尽管它们十分浅显易懂。此外，目前我并不打算考虑那些需要探索性的分析和解释的梦。
问题在于，有一些神经症，我们只有在整个分析结束的时候才能发现其实际成因，也有一些病例，我们即使找到了神经症的成因也无法改善患者的症状。这使我再次想起了上文提过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如果想起到治疗作用，就必须让病人意识到他们心神不安的诱因——这一观点仅仅是对旧的创伤理论的细微改进。当然，我不否认许多神经症都源于创伤性事件；但是，对于所有神经症无一例外都根源于童年的创伤性事件的这种观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观点会导致一味追溯原因的思维方式。医生必然会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病人的过往经历上；他必须不停地问：“其原因是什么？”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问题：“其目的是什么？”这种做法对病人十分不利，因为病人被迫去回忆过去——某件被预设发生于童年时期的事，这一过程或许历时数年，而更为重要的事情却被完全忽视了。一味追溯原因的思维方式非常狭隘，使我们无法公正地评价梦与神经症的真正意义。如果一个人只希望从梦里找到神经症背后的成因，那么他就失于公正了，因为他忽略了梦的大部分真正贡献。我引用的梦清楚明白地呈现了神经症的致病因素；而且很明显，它也提供了诊断和预后，并为治疗方法提供了建议。因此，我们有必要记住，有很多梦并不涉及神经症的成因，而是涉及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情——尤其是病人对医生的态度。我将讲述一位病人的三个梦来阐明这一点。她先后找了三位分析师做咨询，每次治疗开始时各做了一个梦。
这是第一个梦：“我必须越过国界到临近的国家去，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国界在哪里，我自己也找不到。”分析师以这个梦开始的治疗没有成功，很快就终止了。
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越过国界。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找不到海关。我寻觅了半天，才发觉远处有一点微弱的光，我估摸边界就在那里。但是要走到那儿，我必须穿过山谷和一片阴暗的树林，随后我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这时，我发现有人跟着我。这个人突然扑上来抓住了我，于是我便吓醒了。”这一次的治疗在几周后也中断了，原因是病人被分析师对她的无意识的认同搅晕了。
当这位病人被转诊到我手里后，第三个梦出现了。它是这样的：“我必须越过国界，抑或我已经越过了国界，我发现自己身处瑞士海关。我只带了一个手提包，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要申报的。但是海关官员把手伸进我的包里，拉出了两个标准尺寸的床垫，这令我大吃一惊。”在我这里治疗期间，她结了婚，不过在迈出这一步的过程中，她产生了强烈的抵抗情绪。直到几个月后，这种神经症式的抵抗的原因才暴露出来，但在此前的梦里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三个梦无一例外地预示了她将在给她治疗的分析师那儿遇到困难。
同样类型的梦我还能列举出很多，但这些已足以说明梦有时具有预见性，这时如果还用追溯原因的方式对待梦，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独特意义。这三个梦清晰地反映了分析治疗的处境，正确地理解这些梦对达成治疗目的非常重要。第一位医生明白了这种处境，把病人转介给了第二位医生。在第二位医生那里，病人自己从梦中得到了结论，决定再次离开。我对她的第三个梦所做的解释，也令她非常失望，但是这个梦无疑在鼓励她迎难而上、继续咨询，因为她在梦中成功越过了国界。
最初的梦总是惊人地明显和清晰。然而，随着分析工作的推进，梦很快就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如果不是这样，即梦一直都很清晰，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分析尚未触及人格的重要方面。通常来说，在治疗开始后不久，梦在人脑中的清晰程度便会下降，开始变得模糊。释梦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说实话，其深层原因便是此时医生已没有能力把握整个形势了。这就是真相，所谓的梦令人难以理解，其实只是医生的主观态度罢了。并不是梦本身不够清晰；而是当我们理解不了的时候，事物便会显得难以理解、令人困惑。梦本身仍是清晰的——换言之，在特定的情境下，它仍是其该是的样子。如果我们在治疗的后续阶段或者几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些“难以理解”的梦，我们经常会为当初的无知而感到惊讶。诚然，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会遇到比最初的梦晦涩得多的梦。但是医生不应该武断地认为后来的梦真的是混乱的，或者过于匆忙地指责病人有意抗拒治疗。他最好把这种状况视为自己越来越不能够理解形势的表现。精神病医生也总是喜欢说病人很“混乱”，其实，如果医生能够分辨出投射（projection）并承认自己的困惑，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事实就是，医生的思维被病人的奇怪举动搅乱了。此外，若想使治疗更为有效，分析师承认自己偶尔也会缺乏理解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病人最受不了的事莫过于总是被人理解。不管怎么说，病人总是能够被理解这种事，几乎完全仰仗医生神秘的洞察力，这会挑起医生的职业虚荣心，实在是一个危险的陷阱。病人若只依赖医生的自信及其“深刻的”理解力，不但无法体会现实，还会陷入顽固的移情之中，从而阻碍治疗的进程。
无需解释，理解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如果只有医生能够理解，而病人不能理解的话，这种理解就是非常片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说服病人，而如果病人顽固不听劝，医生就会判定他产生了阻抗。当我单方面产生了一种理解时，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强调我并不能理解。因为相对而言，医生是否理解并不重要，病人是否理解才是一切的关键。真正需要的是双方在共同思考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如果医生从某种教条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病人的梦做出诊断，虽然这样的诊断听起来可能符合理论，但却得不到病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是片面而危险的。如果诊断有了这样的缺陷，那么从实用性角度来看，它便是不正确的；而且，先入为主的判断不利于病人的康复和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试图把一个事实灌输给病人，我们只能影响他的大脑；但如果我们能在病人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发现这个事实，我们就能触及他的内心，这种影响更为深远和有力。
如果医生仅仅依靠片面的理论或先入为主的观点进行解释，那么，他若想藉此说服病人并起到治疗效果，就只能寄希望于暗示了。但是，任何人在处理暗示时，都不应该自欺欺人。暗示本身并不低级，但是它有严重的局限性，会对病人的人格独立产生极坏的影响。执业分析师应该相信拓展意识领域的意义和价值——我是指，让人格中原本是无意识的部分浮上意识层面，并让它们接受意识的辨识和批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求病人直面自己的问题，也考验了病人有意识的评价能力和决断能力。这项任务绝对是对道德观的挑战，并需要整个人格严阵以待。因此，从个人发展的意义上说，基于分析的治疗方法比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更加高明。基于分析的方法是一种神奇的魔法，它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不对人格施加任何道德判断；而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更像骗人的把戏，它们与分析疗法的原则相悖，是医生应该避免的。然而，只有当医生知道暗示的来源时，才能避免使用暗示。即使在最好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避免无意识的暗示。
如果分析师想要避免有意识的暗示，他必须把没有得到病人认可的梦的解读视为无效，并且不断地思考，直到找到一种能使病人认可的解释。我相信，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则，尤其是在处理晦涩的梦时，因为晦涩即说明了医生和病人双方都无法理解梦的内容。医生应该把每一个梦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未知的信息来源，这些未知情形对医生和病人来说是同等陌生的。当然，医生不应该抱有基于某种理论的成见，而应该做好为每一个病例构建一套全新的释梦理论的准备。在这个领域中，医生仍有无数的机会做出开拓性的工作。
那种认为梦只是被压抑的欲望在想象中实现的观点早已经被扬弃了。诚然，有一些梦确实呈现了被压抑的欲望或恐惧，但是又有什么是梦所不能呈现的呢？梦可以表达不能逃避的真理、宣言、幻觉、狂想、记忆、计划、期待、荒唐的体验、心灵感应的幻象，甚至还有超出我们想象的内容。有一件事我们应当铭记在心——我们一半的生命或多或少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的。梦是无意识的特殊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意识称为人类心理的光明领域，与此相对，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便是人类心理的黑暗领域，我们视之为梦幻般的想象。可以肯定的是，意识不仅包含欲望和恐惧，还包含很多其他的东西，事实上，无意识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和生命形态很有可能与意识一样多或比其更多，因为意识是集中的、有限的和排外的。
既然如此，我们万万不可为了迎合有限的理论而缩减梦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有很多病人都在模仿医生的技术与理论术语，甚至在梦里也会这样做。语言不可能是完全精准的。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滥用的观念所愚弄；无意识似乎能把医生勒死在自己的理论圈套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释梦时总是会尽量抛开理论。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抛弃理论，因为我们需要用理论来使事物合乎情理。举例来说，我说梦具有意义，就是基于理论之上的。我无法证明在每一个病例中梦都有意义，因为有的梦是医生和病人都理解不了的，所以，我必须先预设所有的梦都有意义，然后才能鼓起勇气来处理它们。梦对有意识的知识具有重要贡献，如果一个梦没有贡献，那只能是因为它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同样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法。只是我必须接受这些预设来使释梦师出有名。换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涉及梦的本质、功能和结构的假说，都只是从经验出发总结而来的，都必须不断改进。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释梦犹如走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危险之地，在这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有一句专门针对释梦者的警告——如果它听起来不这么自相矛盾就好了——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做任何事，只是不要去理解。”
当我们开始分析一个晦涩的梦时，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理解和解释它，而是谨慎地搞清楚它的前因后果。我想说的并不是从梦中的某个意象出发，漫无边际地“自由联想”，而是从特定意象出发，对其来龙去脉进行仔细的、有意识的阐释。很多病人也必须首先学习这一点，因为他们像医生一样迫切地希望理解梦，并随意进行阐释。当病人从书上或糟糕的分析师那里学会了一些东西时——当然啦，学的都是错的——尤其会这样：他们会按照理论进行联想；也就是说，他们会试着去理解和解释，因此他们几乎总是陷入困境。他们像某些医生一样，希望能够迅速理解梦的含义，误以为梦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正面，真实意义就藏在梦的背后。或许我们可以把梦比作建筑物的正面，但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绝大多数建筑物的正面都是一目了然的，它们严格遵守建筑方案，经常将其内部构造展露无遗。那幅“清晰的”梦的图纸正是梦本身，它包括了“隐含的”意义。如果我在尿样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它就是糖，而不是一个隐含着蛋白的假象。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表象”其实不是指梦本身，而是指出了梦的晦涩性，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他本人对梦缺乏理解。因为我们看不透梦，才会说它有一个虚假的表象。因此，我们最好能够把梦看作一段难懂的文字，它之所以难懂，不是因为被表象掩蔽了，而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学习如何阅读，而不是去揣摩文字背后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如果我们能搞清楚一个梦的前因后果，就很有可能理解这个梦。只依靠自由联想的帮助是不行的，就好比我们不能用自由联想来破译赫梯人（Hittite）的碑文一样。自由联想固然能协助我们发掘自己的情结，但是只为了发掘情结的话，我并不需要从梦开始——只要随便从报纸上挑一句话，甚至找一个“禁止入内”的指示牌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从一个梦出发进行自由联想，我们的情结当然能够很好地浮现，但是梦的意义就很难被我们发现了。若要发现梦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尽量专注于梦的意象本身。比如，一个人梦见了一张软木书桌，如果他由此联想到了自己那张非软木书桌，就没什么意义。梦明白地提到的是一张软木书桌。如果这时做梦者并没有想到什么，他的犹豫不决便说明这个梦中意象涉及某些未知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我们原以为病人会从软木书桌产生数十种联想，但他连一种都想不出来，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不停地回到这个意象上来。我对我的病人说：“预设我从不知道‘软木书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描述一下这个物体，并为我讲述它的由来，让我知晓它是怎样一种东西。”这样，我们便建立了梦中意象所处的大致环境。当我们这样处理完梦中的所有意象时，我们就可以试着进行解释了。
每一种解释都只是预设，就像是尝试阅读一段不熟悉的文字。单独去看一个晦涩的梦，是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的，所以，我并不看重对独立的梦的解读。当有一系列梦时，我们更有把握给出正确的解释，因为后面的梦可以纠正我们在处理前面的梦时犯下的错误。此外，当有一系列梦时，我们也更容易辨别出重点内容和基本主题，因此，我督促我的病人们详细记录自己的梦及解释。我也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告诉他们怎样整理自己的梦，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记录下梦的内容和相关素材。在分析的后续阶段，我也会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解释。如此一来，病人就学会了怎样不依靠医生的帮助来分析无意识。
如果梦告诉我们的只是神经症的诱因，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让医生独立处理它们了。如果我们从梦中发现的只是一系列仅对医生有帮助的暗示和深刻见解，我所讲的这些处理梦的方法也就用处甚微了。但是，由于梦所包含的不只是对医生有用的内容，正如一些病例说明的那样，所以我们应该专门探讨释梦的方法。有的时候，这甚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类病例有很多，其中一个令我印象分外深刻，那是我在苏黎世的一位同事。他略年长于我，我们时常见面，每次见面时，他都会拿我对释梦的兴趣取笑我。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他，他对我喊道：“你最近怎么样？还在释梦吗？对了，我又做了一个愚蠢的梦。这也有什么意义吗？”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我在攀登一座高山，山坡既陡峭又满覆着积雪。我一步一步地向山顶走去——天气好得不得了。随着高度上升，我的感觉越来越好。我心想：‘要是能一直这样爬下去该多好!’当我爬到山顶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简直要一步登天了。接着，我发现我真的能登天。我在空中继续向高处走。后来，我在极乐之中醒来。”等他讲完这个梦，我说：“我尊敬的先生，我知道你不能放弃登山，但是我恳求你今后不要再独自一人去登山了。你再去的时候，要带上两名向导，你必须以名誉发誓你会跟随他们的引导。”“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他大笑着说。我们就此道别。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两个月后，梦第一次应验了。他独自登山时遇到雪崩，险些被活埋，但是恰好有一名巡逻兵路过，把他给挖了出来。又过了三个月，一切都结束了。他与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一起登山，但没有带向导。有一位当时站在低处的登山者亲眼看见，他在攀下岩壁时一脚踩空。他的朋友正在下方等他，他正好跌落到朋友的头上，两个人一起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这便是“极乐”的终极含义了。
不论受到多少怀疑和批判，都不曾使我把梦视为可有可无的事物。虽然梦时常看起来没有意义，但这明显是因为我们缺少感受力与智慧，读不懂心理的黑暗领域所隐藏的谜一般的信息所致。人的一生至少有一半都在黑暗领域度过，那里是意识的根源，而无意识则贯穿了清醒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就会认识到医学心理学有责任系统地研究梦，以增进我们理解梦的能力。没有人质疑过意识经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无意识事件的重要性呢？它们也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论是好是坏，它们有时甚至比白天发生的一切都更加真实。
梦给出了有关内心世界的秘密信息，并向做梦者揭示了其人格中的隐匿因素。当这些内容未被发现时，它们会打扰做梦者清醒时的生活，并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单从意识层面入手是不能有效地治疗病人的，还必须彻底改变无意识。就我们目前所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必须彻底地、有意识地同化无意识内容。所谓“同化”（assimilation），是指意识和无意识内容的相互渗透，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由意识头脑对无意识内容进行单方面的评价、解释和变形。至于无意识内容的价值和意义，流行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是以全然贬斥的态度来看待无意识的，正如他们认为原始人比野兽好不到哪儿去一样。他们所讲的那些关于部落里恐怖老人的童话，以及关于“婴儿期—堕落—罪恶”（infantile-perverse-criminal）的无意识的说教，使人们错误地把无意识当成了洪水猛兽，但是实际上，无意识是很自然的存在。他们似乎认为一切好的、合理的、美丽的和值得为之活着的事物都只能存在于意识里!难道世界大战的惨状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所醒悟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人的意识头脑比无意识更加邪恶、堕落吗？
我近来受到了一些指责，说我关于同化无意识的理论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摧毁文明、抬高原始文化，让人们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这些指责毫无依据，除非错误地预设无意识就是恶魔。这种观念源自对自然和生活的真实样貌的恐惧。弗洛伊德创造了升华（sublimation）这一概念，想把我们从无意识的虚幻魔爪下拯救出来。但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够被提炼升华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能够升华的，那么它本来就不是错误的解释所认定的东西。
无意识并非洪水猛兽，而是自然的产物，从道德观念、审美品位和逻辑判断的角度来说，它都是绝对中性的。只有当我们的意识对待它的态度错得离谱时，它才是危险的。而且我们对它的压抑越厉害，它的危险性就越大。但是，一旦病人开始同化那些曾经无意识的内容，无意识的危险性就减弱了。随着同化的进行，人格的分裂渐渐消失，原先导致两个心理领域互相隔离的焦虑也消失了。那些指责我的人总担心无意识把意识彻底击败，但事实上只有当无意识被压抑、被排除在生活之外或被误解和蔑视的时候，他们所担心的事发生的可能性才越大。
有一个常见的根本性错误：认为无意识内容是非黑即白的，是正面的就永远是正面的，是负面的就永远是负面的。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太幼稚了。心灵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能保持平衡状态，就像身体一样。任何偏激的方法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补偿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调节，一个人就没有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没有正常的心理状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补偿是心理事件的发生规律。此起则彼落。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是相互补偿的。这个事实是很容易验证的，它为释梦提供了一条原则。当我们着手释梦时，问这样的问题总是很有效：这个梦为哪些意识态度提供了补偿呢？
补偿可能会表现为满足了愿望的幻想，但它通常会表现为某种现实的状况，我们越是想要压抑它，它就越是真实。我们明白，即使压抑它也无法消灭欲望。梦的内容应该被严肃地对待，就像对待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样；它应该被视为我们的意识观念框架的构成因素。如果不这么做，我们的态度就会偏向于意识，就会激起无意识的补偿。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正确地评价自己、在生活中找到平衡这一希望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如果一个人让无意识指令取代了意识观念——这正是指责我的人眼中最可怕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充其量只是压抑了意识，而且在这个时候，意识会作为无意识的补偿重新出现。这样一来，无意识的样子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会变得既胆怯而又通情达理，与原来的风格迥然不同。人们通常并不相信无意识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上述的颠倒经常发生，这是无意识的基本功能。因此，每个梦都是信息来源和自我调节手段，是我们在建立人格时最得力的助手。
无意识本身并未隐藏着爆炸性的材料，而是由于受到了自负或自卑的意识观念的压抑，才变得具有了爆炸性。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无意识的这一特性!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为何我会坚持，在试图释梦之前，要问这样一个常规性的问题——梦要补偿的意识态度是什么？我认为梦与意识状态可能具有紧密的联系。我还坚信，如果不了解意识状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给出任何确定的梦的解释的。因为只有在了解意识状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判断无意识内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梦不是脱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独立的心理事件。如果它们看起来如此，那只是由于我们缺乏对梦的理解而产生的错觉。事实上，意识与梦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它们通过最微妙的方式相互作用。
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认识无意识内容的真正价值有多么重要。一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的梦：“我父亲正驾驶着他的新车出门。他开车很笨拙，这种明显的愚蠢让我颇感兴奋。他一路开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老是闯进死胡同。终于，他撞上了墙，把车子撞得一塌糊涂。我非常生气地吼他，告诉他该注意些。我父亲却哈哈大笑，这时我才发现他在早些时候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这个梦没有事实作为基础。做梦者确信他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做出这种事，即使是喝醉了。做梦者本人经常开车；他开车非常小心，饮酒也很有节制——尤其是当他要开车的时候。如果车开得不好，或者车子有轻微的损坏，就会使他感到愤怒。他和他的父亲关系很好。他敬佩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但是，我们不用费力便可以看出，梦中的父亲形象是很差劲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从儿子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梦的意义呢？难道他和父亲只是表面上很好，这个梦实际上包含着被过度补偿的抵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认为梦的内容是正面的；我们应当告诉这位年轻人：“这就是你与父亲真正的关系。”但是，既然我从这对父子的关系中找不到任何含糊的或神经症的事实，我就没有理由用这种破坏性的结论去使这位年轻人感到痛苦。这样做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父慈子孝，那么梦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这么离谱的故事来贬损他的父亲呢？做梦者的无意识制造了这样一个梦，必定事出有因。说到底，是不是这位年轻人出于嫉妒或者某种自卑感，才对父亲产生抗拒心理？在我们开足火力去谴责他的良心之前——面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时，我们总是容易轻率地这样做——我们最好暂且不去考虑他为什么做这个梦，而是问问自己，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病例中，答案便是他的无意识试图贬损他的父亲。如果我们把这当成一种补偿，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他与父亲的关系不仅很好，而是好得过头的结论。这位年轻人实际上很适合一个法语的诨名——“奶嘴男”（fils à papa）。他的父亲仍然为他提供生活保障，在我看来，他仍处于一种百事待举的人生阶段。因为“父亲”无处不在，他有着不能认识自己的风险。因此，无意识才要制造出一种亵渎——它要设法贬低父亲、抬高儿子。我们可能会脱口而出：“这个梦真是有伤风化。”此时，任何一位缺乏远见的父亲都会对儿子心生龃龉。但是这种补偿是十分中肯的。它促使儿子将自己与父亲进行比较，这是儿子建立自我意识的唯一途径。
上面的解释显然是正确的，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它赢得了那位年轻人的共鸣，也并没有伤害他对父亲的感情或父亲对他的感情。但是要得到这样的解释，只有在我们用意识所能获得的全部事实对父子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才可能做到。如果不了解意识的情况，就无法了解梦的真实意义。
在对梦的内容进行同化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破坏意识人格的实际价值。如果摧毁了意识人格，哪怕是伤害了它，它就无法对无意识进行同化了。我们在承认无意识的重要性时，不是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一场把最底层置于最上层的革命。这只会让我们才出狼穴又入虎口。我们必须保持意识人格的完好，因为在这场冒险中，只有有了意识人格的配合，我们才能从无意识的补偿中获益。当谈及某个内容的同化时，那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彼此融合”的问题。
正如释梦需要掌握关于意识现状的确切知识，对梦中象征的处理也要求我们考虑做梦者的哲学观、宗教观和道德观。在实践中，明智的方法是不把梦中的象征视为具有某些固定特性的符号或症状。我们应该仅仅把它们当作象征来看待——对某种尚未被意识认知或未形成概念的事物的表达。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值得提倡，因为从理论上说，确实存在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它们的意义并不涉及任何已知的事物或可以用已存在的概念进行描述的事物。如果没有这些相对固定的象征，便无法确定无意识的结构，无意识中也就没有我们可以把握或描述的内容了。
相对固定的象征，却表示着模糊的内容，我这样说人们或许不大容易理解。但正是这些模糊的内容，将这类象征与简单的符号或症状区分开来。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的根基正是严格的性“象征”；但那在我看来不过是符号罢了，因为它们只代表性欲，而性欲是一种确定的事物。而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有弹性的，它非常模糊，模糊到可以包含任何事物的地步。这个词本身很常见，但它却像一个不能确定的变量，它所能代表的事物，下至腺体的生理活动，上至崇高的精神活动。我们错以为如果熟悉了一个词汇，也就了解了与其对应的事物，但这种武断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更倾向于把象征看作未知事物的呈现。例如，所谓的阳具象征，它所表示的就是阳具，而不是其他含义。从心理学上说，阳具就是阳具——克兰费尔德（Kranefeldt）最近也这样说——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要限定其更广泛的含义并不容易。就像古典时期一样，现在的原始人依然约定俗成地大肆使用阳具象征，但他们从未将作为仪式象征的阳具与男性生殖器混为一谈。他们总是用阳具代指创造性的超自然力量、治愈与繁殖的力量，用莱曼（Lehmann）的话说，就是“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的事物”。在神话和梦中与之等同的事物包括公牛、驴子、石榴、公羊、闪电、马蹄、舞蹈、垄沟中神奇的共生现象和经血等，这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潜伏在所有这些意象——以及性欲本身——背后的东西，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原型性内容，这些内容在心理上的表现，就是原始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在上述每一个意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对不变的象征——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断定它们出现在梦中时一定就没有其他的意义。
出于实践的目的，我们可能需要另外的解释方法。诚然，如果我们想要尽量地依照科学的原则来释梦，我们就必须为每一个象征找到一个原型。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解释方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出于对病人的心理状态的考虑，最不需要的就是去关注梦的理论了。为了治疗的目的，值得提倡的方法是依照意识的状态去解释象征的意义——换言之，就是不要认为象征的意义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尽管先入为主的观念让我们觉得自己十分博学，但我们一定要完全摒弃它们，转而从病人本身出发去发现事物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的解释当然不会特别符合某种关于梦的理论；事实上，它们在理论方面可能差之千里。但是，如果执业医生太过拘泥于固定的象征，就有可能变得例行公事和教条主义，从而满足不了病人的需求。遗憾的是，这里的篇幅不允许我用详尽的细节论证上面的观点，不过我已经在别处发表了解说性的材料，足以支持我的观点。
正如前文所说，常常是在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梦会在宏观上为医生揭示出无意识的总体发展方向。但是，实际上，在治疗的初始阶段是不宜把梦的深层意义向病人全盘托出的。治疗的要求也使得我们不能这样做。倘若医生拥有深刻的洞察力，那是由于他在相对固定的象征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样的洞察力在诊断和预后方面都很有价值。有人曾向我求教过一个病例，患者是个年方17岁的女孩。一位专家认为她得了早期的进行性肌肉萎缩症（Progressive atrophy of the muscles），而另一位专家认为她患有歇斯底里症。由于第二种诊断，我也被请了过去。临床表现使我怀疑她患有某种器质性病变，但她同时又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质。我问起关于梦的事。病人立即答道：“是的，我总是噩梦连连。最近我梦见自己晚上回到家，家中一片死寂。起居室的门虚掩着，我看见我的母亲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窗户开着，一阵阴风吹进来，她被吹得前后摇摆。还有一次，我梦见夜里听到家中有一个可怕的声音。我前去查探出了什么事，发现一匹受惊的马在屋里左突右奔。最后，它进入大厅，接着便又跳出了大厅的窗户，从四楼坠落下去。我看见它血肉模糊地躺在街上，心中感到恐惧。”
这些梦暗示死亡的方法足以令人深思。不过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地做焦虑的梦。所以，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母亲”和“马”这两个显著象征的意义。这两个形象必然是等价的，因为两者的行为相同——都自杀了。母亲的象征是原型性的，意指起源的地方，也意指大自然的、被动创造的事物，因此也指实体和物质、自然、下半身（娘胎）以及植物神经功能。它还联系着无意识、本能、生理领域、我们所居住的或把我们包含其中的身体，因为“母亲”也是一个器皿、一个容器（子宫），此外它还表示意识的基础。在某物之内，或被某物所包围，则暗示着黑暗和夜晚——这是一种焦虑的状态。这些暗示的内容，皆来自母亲的概念在神话和语源学中的诸多变形；我认为母亲还包含着中国哲学中“阴”的重要概念。这一切皆是梦中的内容，但它们并不是一个17岁的女孩在个人生活中能由体验得知的；它们来自过去的遗赠。一方面，它们活跃在语言之中；另一方面，它们也伴随着心理结构代代相承，因此存在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心中。
表面上，“母亲”这个熟悉的字眼特指众多母亲中我们最了解的那位——“我的母亲”。但是，母亲的象征却具有一个更加黑暗的含义，它无法用概念描述，只能模糊地理解为隐匿的、受自然约束的肉体的存在。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表达也太狭隘了，扔掉了很多与之休戚相关的附加意义。隐藏在这个象征之下的心理事实如此复杂，以致我们必须拉开一段距离才能看见它，但是一旦拉开了距离，它也就变得模糊了。正是这一类的心理事实，才需要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
如果我们用我上述的发现来分析这个女孩的梦，梦的意义便是——无意识的生命会毁灭自己。梦想要向做梦者的意识头脑以及所有听到这个梦的人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如此。
“马”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原型。马这种动物，代表着非人的心灵、次于人类的动物的一面，因此它也代表了无意识。所以，在民间故事中，马有时能够看到异象、听到声音并开口说话。作为一种承重的牲口，它与母亲的原型有着密切的关联——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s）把逝去的英雄驮回瓦尔哈拉（Valhalla）殿堂，希腊人藏在特洛伊木马里面。作为一种比人类低等的动物，马代表着下半身及从下半身萌生的动物性驱力。马是动力，是运输的工具；它能像自然涌动的波浪一样将人卷走。马容易受惊，就像所有依靠本能、缺乏更高级意识的动物一样。马还与巫术和魔咒有关——尤其是夜间的黑马，它预示着死亡。
很明显，除了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马”是“母亲”的等价物。母亲代表了生命的起源，马则代表了身体的动物性。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意义来分析，那么这个梦就是在说：动物性的生命会毁灭自己。
从这两个梦中几乎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第二个梦的意义更加明确。两个例子都体现出了梦所独有的微妙性——都没有提及做梦者个体的死亡。众所周知，人们经常会梦见自己死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真正涉及死亡的问题时，梦就会换一种话语。所以，这两个梦都指向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器质性病变。这一预测旋即被事实证实了。
至于相对固定的象征，这个病例已经清楚地传达了它们的总体特性。这样的象征有很多，它们在不同的案例中有细微的意义差别。唯有通过对神话、民间传说、宗教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科学地限定这些象征。人类心理所经历的不同进化阶段，在梦中比在意识中更加清晰可辨。梦用意象的语言表达着本能，而本能起源于自然最原始的层次。意识很容易背离自然规律；但是意识能够通过同化无意识内容，重新与自然规律和谐共处。通过促进同化过程，我们便得以引导病人重新发现生命中的规律。
在有限的篇幅中，我无力详谈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之外的内容。我不能当着你们的面，以对无意识素材进行的每一次分析为砖瓦，垒砌一座以整个人格的重建为封顶的大厦。持续不断的同化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医生的特别关心所能起到的治疗作用。它最终将抵达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个目标或许是生命的第一推动力），使整个人类的自我得以实现——也就是个性化。作为医生，我们无疑最先观察到了这些暧昧不明的自然过程。不过我们通常只能看到这一发展过程的病理阶段，疾病一旦治愈，我们就无法继续观察了。但是，只有在治疗生效后，我们才能研究正常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历时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任务。如果想要了解无意识的心理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病理阶段之外获得对心理的洞察，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了解梦所揭示的心理过程，更清楚地认识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在我看来，每一个医生都应该意识到，全部的心理疗法，尤其是心理分析，都多少是一种进入有目标的持续发展状态的方法，并据此排除看起来与此相悖的阶段。既然每一次分析只能揭示深层发展过程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那么强词夺理的对比分析只能导致令人绝望的混乱。因此，我宁愿只去探讨这个主题的基础知识，考虑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只有真实地碰触事实本身，我们才可能达成圆满的共识。
注 释
[1].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1789—1869），德国心理学家、画家。荣格认为是卡鲁斯首次指出了无意识是心灵的重要基础。——中译者注。
[2].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中译者注。
[3].弗卢努瓦（Theodore Flournoy），瑞士心理学家。——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