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幼童唯一的责任就是学会无条件服从一样，对8岁到12岁的孩子所实行的最主要的心理训练就是随意记忆、反复练习、习惯化，并不强求他们能够理解。6岁或7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儿童的大脑已经发展到和成人的大脑一样大小和重量，牙齿也长得差不多了，没有牙齿覆盖的牙龈面积已经减少到最小值。在这之后，他们迎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阶段。在这段时间，他们的生长发育速度相对减慢，活动量增加而且变得不易疲惫，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显著增强。这些现象表明，当我们人类还处于后类人猿时代的时候，这个年龄已经是成熟期。而现在，这个年龄仅属于受训阶段——书写练习、阅读练习、拼音练习、背单词、手工训练、乐器练习、专有名词练习、绘画练习、算术练习、外语口语练习（如果错过这个时期，今后将很难掌握正确的发音），等等。在这个时期，他们的手脑协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程度。意识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各种感觉，因此，应该让这个时期的孩子们睁大双眼，张开耳朵，尽可能地多看、多听。此时对他们来说，来自外界的权威解释比他们自己的推理更重要。如果我们不提供任何解释，孩子们也能够自行快速理解和吸收很多东西，但是这将减慢他们直觉的反应速度，有可能导致他们理解得似是而非，却还自以为是，最终会削弱他们的推理能力。在这个年龄，他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掌握的方法和手段却非常少。此时此刻，他们需要的最好老师就是一个“鞭策者”。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并不友善可爱，对其喜欢的老师，他们会很乐意地展示自己的热情和主动，并乐此不疲地模仿这位老师的一言一行；如果是其不喜欢的老师，他们则会显得冷漠和抗拒。这个阶段的孩子大多很自私，对他人缺乏同情和理解。当他们10岁时，这段具有各种鲜明特色的时期也宣告结束，此时多数孩子都不会是书呆子，而是应该可以很好地读和写了，并且应该了解十几本精选书籍；会玩数十种游戏；为学习一种或更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打下了基础——如果必须要学这些语言的话；了解几种工艺的相关知识，知道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大概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参加了几个小组或社团；对所处的自然环境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会唱歌、画画；记住了比前一个阶段多得多的知识；熟悉（至少是以故事的形式）一些文学名著，了解历史上的不同时代及历史人物。在道德品行方面，他们可能有了一些被父母和老师称为“不良”、被约德教授称为“恶劣”的经历。他们极有可能跟人打过架，抽打过别人，也被别人抽打过；辱骂过那些假正经、假道学和过于循规蹈矩的人；曾在某些时刻陷入麻烦；结交了一些不良人士，不过交往更多的可能还是好人；就像接种腮腺炎和麻疹疫苗一样，他们曾经暴露在一些不道德的“病毒”中并被轻微感染，但是已经痊愈了，这使他们获得了对这些不道德行为的免疫力，即使在将来他们还会接触到这些“病毒”更危险的变种，也不会被感染，因为他们的道德和宗教观念就像理智的天性一样，是最本质最基础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堕落，只不过正处于一个野蛮的、半兽性的阶段而已，尽管对一个学识丰富、胸怀宽广、心里充满真挚的父爱或者母爱的成年人而言，孩子们所处的这个满嘴脏话、动辄骂人、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的人生阶段，很难称得上是可爱的，更别说富有吸引力了。其实，我们对少年儿童了解得越多，就越发现成年人对这个阶段的理想化期望是多么狭隘，而且经常充满自私的想法。如果一个10岁的少年表现得非常乖巧、好学、勤奋、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文静、有礼貌、尊重他人、顺从、彬彬有礼、有条理、总是保持良好的如厕习惯、通情达理、不听暴力故事、不和同龄人交往却喜欢与成年人为伴、拒绝所有有失身份的社会交往、讲标准英语、就像一个典型的未婚女教师或父母所期望的那样对宗教充满虔诚并深深地爱上了宗教仪式——那么，这个男孩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的男孩要不就是了无生气、无精打采、老气横秋的早熟者；要不就是被压抑、被训练过度、被世俗化的人格侏儒；要不就是因过早承受沉重的压力而变得虚伪的伪君子，不然的话，就是匪夷所思的天才。
不过，等他们成长为十几岁的少年，一切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的很多规则必然逐渐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以惊人的速度生长发育，这需要消耗他们身体里大部分活动能量。他们对成年人产生了新的兴趣，渴望被人当成大人对待，想要为自己将来的人生制订计划，对来自成年人的赞扬或批评更加敏感。在这个阶段，他们身体的那些大型肌肉开始登上舞台大展拳脚，身体和思维都呈现出一种新的笨拙迟钝状态。血管扩张，他们变得更加容易脸红；全新的感受和情绪诞生了；想象力像鲜花一样尽情绽放；内心生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音乐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触及灵魂的感受力；身体比从前的反应速度更快，也更容易感到疲倦。在这个阶段，如果他们的遗传因素和外在环境赋予的力量能够让其稳稳当当地走过这段人生的独木桥，我们将看到，其成长几乎会打破发展的连续性规律，使其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在前一个阶段所使用的那些严格训练、反复练习的方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我们不能强行介入他们的选择，如果不想抑制他们的成长，就必须给予适当的引导和鼓励。他们的个性必须获得更少的束缚，更大的发展余地。他们的欣赏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远远领先于表达能力；理解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大超过了解释能力。在这个时候，过度地要求他们一丝不苟、丝毫不差，只能扼杀他们的能力。他们会立刻将思想和道德上的收获沉淀下去，因为沉淀得太深，所以如果非要用考试的办法来重现这些收获，会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智力发展和个人意志造成伤害。青春的天性对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刺激都会有敏锐的回应。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教学策略，向他们传授所有值得学习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某些方面，让他们选择性地学习，而不是让他们看到所有知识的全貌；如果我们在敲响钟声之后，将木槌长久地停留在大钟身上不让它余音缭绕；如果我们要等到学生们将所有学过的知识完全重现了之后，再继续进行下一步——我们就是在把他们置于对知识的极度饥渴状态中，将导致他们的发展陷于停滞，因为这个阶段的青少年是领悟力、接受能力最强的时期。他们的可塑性正处于巅峰时刻，而表达能力却处于发展低谷。尤其是男孩，除了使用他们特有的那种风风火火、粗鲁不雅的表达方式之外，他们通常处于张口结舌、表达不清、结结巴巴的状态，类似于一个半失语症患者。这个时期的沉默是他们的天性导致的，是青春期特有的，所有已经告别青春期的人，都应该对此予以尊重，不应笑话。他们终会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在发现自己爱好的那一刻，那种幸福感就像发现一个新大陆一样。他们思维的发展有时候完全是跳跃式的，似乎是在挑战最大的敌人——疲惫；但是，如果老师让他们感到一丁点无聊，他们立刻就会变得疲乏倦怠。所以，如果他们不情愿或者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而我们却依然强行向他们灌输其不喜欢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举动。从心理角度说，这与美国的某些地区存在的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罪行一样，将会遭到即刻的报复。
（一）教育的核心和它的族群根基一样，是本国的文化和语言。这些文化和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主要工具，也是体现民族文化和爱国本能的工具。在上一章，我们讨论了社会化问题，现在我们来讲文化和语言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其独特性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
本世纪最大最全的英语词典号称囊括了25万个词汇，打败了旧韦氏全本词典（oldWebster士比亚一样掌握15000个词汇；如果想做一个像赫胥黎那样的人，他就需要掌握2万或3万个词汇，因为想做赫胥黎的话，不但要用到很多文学词汇，还需要很多科技方面的专业词汇。某些语言可能只包括一些民间文学和当下生活实践所需要的术语，而某些语言可能被应用于丰富的文学和科学中，显得无比复杂和高深。在语言还没有成为可怜的研究对象之前，前者通常会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得很好。在希腊的诡辩家们及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语法的基础后，希腊文学就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语言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十个范畴也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与那些古代语言不同，我们的现代语言有幸在其因简陋粗糙而被人鄙视的时候，得到了拉丁文语法学家的帮助和调整，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这些语法维持原样，当然，这样做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过，对这种严格控制语法行为的反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简直可以写一本漫长的抗争史了。曾经有一段时期，拼写方式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甚至被认为关乎个人品位。从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语言的限制达到了什么程度：13世纪时，两个好为人师者就一个词语的拼写发生了争执，都坚称自己是正确的，两人为此举行了一场决斗，并约定，谁活下来了，谁的拼写就可以被大众接受。现在，正字法的正统观念再次受到了冲击，读音方式和是否省力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占了上风。词汇的定义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约翰逊（Johnson）词典流行的时代，个人依然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决定词语的意义。在发音方面也是如此，例如，“tamato”（西红柿）这个词，我们可以有6种不同的发音方式，每一种都得到了词典的认可。对我们所讲的这门语言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正如泰勒（Tylor）所做的总结性归纳那样：“语言这个东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敷衍潦草的创造，一个经验法则的产物。它是来自蒙昧时期的古老工具，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在被改来改去、缝缝补补、敲敲打打之后，成为了一种能力。其自然本质就是低等文化的产物，经过一个又一个时代有意和无意地改良后，差不多完美地满足了现代文明的要求。”
因此，很明显，没有一种语法（更别提由古板拘谨、贫乏窘迫的拉丁文衍生而来的分支了），足以为我们华丽精巧的语言提供一种自由的精神。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语法，如果英语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语法体系，正如拉丁文法属于拉丁文一样，那只有在语言心理学发展完善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正如冯特在《语言心理学》（Psychologieder Sprache）中所呈现的那样——这本书将所有语言的语法精华收集到一起，并进行了组织加工。为什么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会觉得学习其他语言那么困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不但扔掉了那些复杂的曲折变化，还摒弃了古老的句法规则，在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超过了其他语言，因此，重新学习其他语言就如同回到一个更早的阶段，重新经历人类发展史上的“青春期”。1414年，在康士坦茨湖会议（theCouncil of Constance）上，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皇帝因为一个词性错误而遭到指责，他回答道：“我是罗马帝国的君主，凌驾于语法之上。”托马斯·杰斐逊后来写道：“如果对语法的严格要求并没有削弱表达的力度，当遵守语法；但是，如果忽略一个小小的语法规则，就能够让观点更加简练，或者用一个词就能代表整个句子的意思，这时候我会对严格遵守语法的要求嗤之以鼻。”布朗宁（Browning）、惠特曼（Whitman）以及吉卜林（Kipling）甚至会有意违反语法规则，以此来保证自己的文字能产生独特的文学效果，而且他们从不为这种行为进行解释或辩解。
目前的共识是，美国的青少年，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对英语的掌握能力，已经退化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尽管英语学习通常都是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大学，没有任何一门课程比它更重要。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你认真仔细地研究了它将近20年，都会表现出退步倾向。内布拉斯加州的舒曼（Shurman）教授认为，目前的情况是40年中最恶劣的。我们的现状就像但丁（Dante）笔下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努力地祈祷，希望自己能够靠近神，而事实上他们每重复一次祷文，就离神更远一步。在这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后面，一定存在着多种原因。
（1）原因之一，就是少年儿童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学习别的语言上。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正是他们语言学习的可塑性和接受力处于巅峰的时期。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学校课程和传统习惯中那种看不出丝毫教育意义的做法为何会存在（甚至可能起到了反作用）——让孩子们学习用好几种不同的语言来说出一天中的时刻、铲子的叫法，还让他们学会用不同的语言祈祷，可是，难道不是只需要一种语言上帝就能听懂吗？如果你旅行时在国际公路上碰到了一个能说好几种语言的人，你就认为他是一个语言学家，这就好比你看到一个晃荡在不同舞台上的蠢货，他能够演奏十几种乐器，但每一种都一样糟糕，可是你却认为他是一个音乐家一样可笑。让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去学习一门外语，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是不可能不对他们的母语造成伤害的。极端的对比例子就是，在古希腊，青少年只需要学习自己的母语，而现代中学校园里的少男少女们则被要求涉猎3种或4种语言。在1898年之前的8年时间内，拉丁文在中学的课时比从前增加了174%，而与此同时，各地大学，甚至包括麻省的大学在内，对拉丁文的要求却在稳步下降，显然，现在还要求孩子们学习拉丁文本身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在拉丁文最风光的时期，它是饱学之士的通行语言。按照斯特姆（Sturm）的想法，让男孩子们学会拉丁文的目的，就是假设有一天他们突然被送回古罗马或古希腊时，他们也能像在家里一样毫无语言障碍。有人说，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工具，而拉丁文是一种最重要的语言，因此它对母语的训练作用要强于母语本身。当现代语言尚处于婴儿期时，拉丁文的规则就是裹在外面的襁褓，帮助其健康地成长。那时在操场上，男孩子必须只讲拉丁文，他们必须用拉丁文思考、感受，用拉丁文来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然而今天，这一切已经改变太多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每周用5个小时来学习一门语言，在一年时间内能掌握的词汇不过数百，花了两年时间之后，掌握的词汇也不会随之翻番。而且，想要完全掌握一门外语，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个目标。越来越多没有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在离开校园之后就抛弃了拉丁文；也有越来越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将它永久性地扔在了大学的入门处。可是为什么，在中学里拉丁文的教学有这么令人吃惊的巨大增长呢？第一，这要“归功”于学校的要求；第二，越来越多的女学生愿意听从老师的劝告选择学习拉丁文，这大概和女学生的总体素质越来越下降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孩有机会进入学校，这种情况似乎无法避免；第三，世人还具有这样的意识，认为学会了拉丁文就意味着能够踏上通往高等教育的康庄大道；第四，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对拉丁文有一种特别的敬畏；第五，这也是拉丁文教师市场过于拥挤的产物，一位近代作家曾经讽刺地写道，取得拉丁文教师资格的考生的考试分数之低，是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比拟的；第六，现代先进的教学方法让拉丁文教师们可以不必具备渊博的学识就能教得不错，而这一点是学校中其他科目都做不到的。可是，这种疯狂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教学质量的下降，尽管教师们总是吹嘘自己掌握了新方法。直到现在，拉丁文入门教学都还在普通中学里存在着，已经变成了一种神圣的遗迹、一个记忆中的幽灵，让人想起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Gulliver关键。所以，在学习拉丁文时，应该不断训练对句意的理解，直到这个人差不多成为语言“造型师”，懂得如何娴熟地为这种语言设计出各种组合模式，来自由地表达个人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麦考利（Macaulay）根本就不是一个英国人，他只是一个雄辩的拉丁文学者，将一种外来的语言风格强加于我们的语言之上；就连阿狄森（Addison）——和阳刚的吉卜林相比，也不过是个外来者。青少年思想的天性和需求要用“面包”和“肉”才能满足，而拉丁文的入门学习只是“谷壳”。布克·华盛顿（BookerWashington）在他的自传中说，在他们获得解放后的十年中，南方青年黑人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是能够获得公职，另一个就是能够学习拉丁文。布克·华盛顿补充说，他毕生的主要努力，就是打消他们的这些倾向。对美国孩子而言，上中学通常就意味着去学习拉丁文。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兴奋得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踏上了人生的一个新台阶，但是，在一到三年内，大多数进入中学的人会垂头丧气地离开校园，辍学的原因很多，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求知欲没有得到满足。最近一项关于逃学的研究表明，在“离家出走”和“家庭饮食不好”两者之间，有一种强烈但是很奇怪的潜意识层面的联系。精神层面的营养不良也会引起身心的不安，这加强了少男少女们不愿待在学校的念头。
（2）英语能力退化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语言学习中，文学作品和内容被放在了次要地位。语法是在语言已经步入老年的时候才兴起的。当语法被应用于我们相对来说处于无语法状态的语言时，英语就像被套上了一个充满学究气的人工制品，或者一个外来的枷锁，英语变得越强大、越自由，这种束缚就越明显。它就像一个幽灵，出现在很多专门强调语法的书籍里，却缺乏章法和逻辑，显得捉襟见肘、没有灵魂。语言学也是一样，尽管它显得那么高端和精深，却并不是语言处于初级阶段时就出现的产物。大学校园是语言学的根据地，英语教师们受到的影响深到什么程度呢？这些教师们的理想就是让自己具有能挑刺、会批评的能力，而不是希望自己拥有创造力。他们宁可选择那些一分钟就能读完的所谓佳作，也不愿意全面、大范围地去接触一般性知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大学宣称，“在所有情况下，主考官都更看重良好的写作能力，而不是书本上的单纯知识”，所谓良好的写作能力，就是经得起句法分析，拼写、标点、大写及分段都正确无误。现在很难找到真正优秀的英语文学教授，因为语言学家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这样的语言学家很多，而且总是流露出一种大材小用、屈尊俯就的神气。在很多与英语相关的职位上，都盘踞着那些对我们的文学只有狭隘了解的人，他们希望成为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研究者，这种情况在古代语言领域也是一样。
在一次高水平的考试中，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回答了很多道关于卢克莱修（Lucretius）的问题，当被问到卢克莱修是一个剧作家、历史学家、诗人还是哲学家时，他回答不出来，而他的教授则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合适。我曾经在一所中学观看19名学生第11次背诵莎士比亚的《奥赛罗》（Othello），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思完全放在了那些冗长的措辞上。在这儿，我要提一提我书架上那些堆起来足有4米厚的标准英语教科书，这些都是专门为学校课程编写的，在这些书里，注解比文章还长。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学校的工作是由上而下展开的，升学考试的要求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可以说，这是目前内容被迫向形式让步的最糟糕的情况。
长期受这种一味强调语言外在美的方法的影响，学生们的写作就会朝着字斟句酌、过于讲究的方向发展，他们会用极其精妙复杂的语言来描述一些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似乎内容越空洞，就越是能体现出形式本身的胜利。这些微不足道、辞藻华丽的废话就像德国甜点一样，看起来很吸引人，吃起来却索然无味，吃到肚子里更是没什么营养。青少年对细节那犹如绣花一般的繁琐描述，表现出了一种超乎他们年龄的老气横秋，诺杜（Nordau）曾经大量列举了这样的句子，并称之为文字的退化。语言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其内容，而传授语言的方法，应该是让学生们把心思集中在故事、历史、演讲、戏剧以及《圣经》上，去体味其中蕴含的美，领略其中的精神内容，最重要的是其中有关道德的内容，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当我们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迫不及待地想与人分享时，我们会在潜意识中折射出自己所处的语言环境，并直觉地为内心那些想表达出来的冲动寻找一个出口——或说出来，或写下来，这个潜意识的反应过程，正是教会我们如何应用母语的关键。在青春期早期，正是少年儿童的精神内容大大丰富并且对语言表达有了全新感受的时期，他们极其反感、也做不到精准无误并措辞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这个阶段不断地提醒他们注意自己语言表达上的错误，训练他们如何避免错误、纠正错误以及如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毫无疑问，其起到的阻碍作用将远大于对他们的帮助。永远都拿着放大镜寻找他们的错误，以此来束缚青春期充满生气的思想，让它们不能自由飞翔，这样的做法，借用橄榄球运动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低截球”。我宁可被指控在表达方式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也不愿意用这样的方法来作茧自缚。当然，强调规范化的表达方式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在一本新近发现的被认为是耶稣所作的语录中，有这么一段：耶稣发现有个人在安息日还在外面捡拾柴禾，就对他说：“如果你明白自己这样做的用意，那还好；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汝当受诅咒。”有人问耶稣，他是怎么从上帝的诫命中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的，他回答说：“小心地忽略掉那些表面的意思，彻底理解原本的旨意。”耶稣不但是个伟大的老师，还是一个优秀的应用心理学家。在以前的年代，这种流于表面形式的倾向也一样根深蒂固，因此才造就了那些教育著作者、犹太法典编著者、神话记录者和诡辩学家，他们夸大了字面含义，却丢失了文字的灵魂。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
（3）在人类发展史上，人最初是通过用耳朵聆听的方式来接收语言，后来开始用眼睛看，即借助阅读的方式来学习语言，显然，读比听要困难多了。阅读的方式不仅在知觉上明显比听觉更慢，而且，把书面语言和口语比较，就如同将植物标本和一个丰富的花园相比，或者拿一个陈列动物标本的博物馆和一个生动的动物园相比。在人类发展史上，文字是相对较新的发明，而我们的语言在有文字记载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数个时代了。当词汇从我们嘴里蹦出来时，它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可以自由地飞翔，充满了各种鲜活的颜色，将每一个人生动的个性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是人类群居本能最完美的体现。而书本是死的、冷冰冰的，不带什么人情味，只有独自一人埋头苦读时才能最好地理解书本的意义，它所承载的内容是偏于理性的；它所传递的知识都是经过二次加工的，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曾指责亚里士多德，说他只是个解读者，认为他是从其他人的创作中提取观点并归纳出自己的理论的。那些强悍的中世纪骑士对阅读嗤之以鼻，认为它只是书记员的把戏，他们不想让别人的观点扰乱自己的心智，认为自己的思想已经足够深刻了。不过，尽管历史上有一些伟大人物也不会阅读，尽管一些文学作品在道德意义和知识意义上要比另一些文学作品高明，但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有没有必要过于突然或过早地将书本横亘在孩子们和其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之间？为了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采用讲故事、讲解甚至生动的诵读的方式让孩子们接触书本。目前美国有十几家公立图书馆会按时举行这样的诵读活动，大部分情况下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朗读，偶尔也会有教师参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作为接收语言的主要工具的耳朵发挥其优势，如此一来，它们对声音、节奏、抑扬顿挫、发音以及语言的音乐性等会一直保持敏锐的感受力，至于眼睛，它们的主要功能本来就应该是极目远眺、左右顾盼，不应该被囚禁在书本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字里行间，一点一点地受到伤害。
与此密切相关、而且从心理角度来说更糟糕的行为，就是用笔和写来代替嘴和舌头。言语是直抒胸臆，也是直抵内心的表达形式。而写作是一种需要深思熟虑的表达方式，适合已经不再是青葱少年的成年人，因为急躁冲动的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后就会缓和好几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之间的差别，都比眼睛和耳朵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在美国，可能从来没有像现在实行的“纸笔教育”这样，需要那么多的笔和纸，产生了这么多不必要的涂鸦。“每日一篇作文”的教学方法就像感染一样，蔓延到各个学校，不仅如此，现在就连每天的课程都不是通过嘴来讲授，而是让学生们从一大堆抄写内容中提炼出来。舌头弃之不用，每天不断书写使身体痉挛抽筋的现象激增，看来我们的学校旨在培养一群抄书员、记者和校对员。在有些学校里，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像是在和自己的学生进行书信交流。这种方法让学生们心无旁骛地埋头书写，课堂上安安静静、秩序井然；使得学校的工作成绩有了量化的可能，也给了学生们仔细选择措辞的时间。但是，用写信代替亲自登门拜访，用书写代替口头表达，这真的是一种进步吗？这里我们再一次违背了那条重要的原则：少年儿童的发展是在重演人类的发展史，而且，从更广泛的历史观点出发，书写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是在人类发展晚期才出现的。
当然，学生们必须写作，而且还要写好，这和他们必须阅读，而且读得要多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目前英语教育的最大困扰，就是教育者们坚持过早地进行读和写这两项长期训练，而且力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学校里通用的语言失去了生气和活力，变得有些失真，听起来就像成年人那样装腔作势，所以，为了摆脱这种语言氛围的束缚，儿童和青少年会堕落到去使用街头语言，而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对“想学会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这条原则的错误应用。青少年并不能通过不断写作写出好文章，而是应该多读多听。想成为一个好的写作者，你必须去阅读、去感受、去思考、去经历，直到你有了可说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别人也很喜欢听。法国文学的黄金时期，正如加斯顿·德尚（GastonDeschamps）和布伦蒂埃（Brunetiere）所说，发生在沙龙盛行的年代，那个时候，比起文字，人们更喜欢高谈阔论，谈话成为时尚，让法国风情显得格外迷人。法国文学的低谷期，发生在书生气成为领导潮流的那段时间，此时人们开始文绉绉地说话，连交谈也像在写文章。
（4）学校英语教育没落的第四个原因要归之于数目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具体名词，这些具体名词被用来指代各种具体的感觉和物理活动，其数量已经超过了用来命名和描述概念、观点和非实质事物的高级语言成分。为了防止知识变得纯文字化和定义化，学校教育引进了实物教学法，以免让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仅限于文字。但是，这种方法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不仅仅是有关各种具体事物的知识，甚至包括语言，无论母语还是外语，都采用直观的方式进行教学。再后来，基础科学教育引进了另外一种采用图片和实体的教学方法；工业教育则进一步强调具体的感觉运动元素；地理教学需要用到的教具包括工艺品、地球仪、地图、沙盒、绘图。玛格丽特·史密斯（MargaretSmith）小姐清点了一下艺术课的教具，她发现，仅在一节只有40个学生的艺术课上，就需要准备280样物品，这些物品需要一一分发给学生，然后再一一收回。此外，课堂指导也越来越关注局部和细节，反而忽略了整体；忙于分析，却忘了综合。因此，在现代教学法中，几乎完全是实物的天下了，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越来越忽视，越来越排斥。
这种做法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现代学校中的孩子们在没有感官的对象时，就会在心理上陷入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交谈越来越具体，如果不是关于实质性的物体或者此时此地的人，就无话可说。谈话、文章都和各种具体感觉密切相关，所使用的词汇也都是关于各种形象和动作的具体名称，几乎不涉及思想层面和观念性的东西。但是，语言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高级的部分，这部分没有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具体名词那样，被强行和知觉紧紧绑在了一起。虽然它凌驾于我们的知觉之上，却是鲜活的、生动的，在概念的领域中有其对应的实物，但却不是我们的感官所及的。按照厄尔（Earle）的区分标准，它是象征，而不是表象；它描述的对象是我们头脑中的意念，这些意念没有空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时间上的顺序性，但是，它们在更高级的精神层面紧密相连，高度相似；它与具体的行为活动无甚关联；套用逻辑学的术语，它既有内涵，也有外延，既有引申意义，也有本来意义；它需要我们去抽象、去归纳。没有抽象和归纳，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不可能发展到更高级的层面，因为它们所意味着的东西要远比用语言去粉饰这个物质世界更深刻、更重要。
而今天，在校的青少年们所欠缺的，正是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的心理活动可以被称为思维的话，那也是最基础的、类似于动物的那种思维方式，思维的内容完全由形象组成。他们的谈话都是关于当前的事物和眼前感兴趣的东西的。他们连最基本的想象力都没有，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被各种心理图像和心理感觉占满了，而想象力才是进行新的思维组合和产生创造力的关键。让他们远离自己所熟悉的人、事物及行为并进入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缜密严谨的思维对他们来说太难了。教师们认为，思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来自感官系统，如果由感官系统接收到的信息能满足他们目前的需要，随后他们自然就能学会推理和归纳。有很多学生，在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在其他人面前高谈阔论达5分钟以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只要他们所说的能够被称为理性知识。如果让他们去进行纯粹的思考，只会让他们厌烦不已，因为他们已经成了身边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事物的奴隶，当需要用最优美、最理性的语言来表达时，他们往往捉襟见肘、词不达意。
作为思想的工具，语言的灵魂存在于非表象的元素中，尽管很多人的语言都是缺乏灵魂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与言语能力有关的各种疾病中找到有力的证明。最近，科学家通过严谨的研究发现，在慢性失语症中，病人最早丧失的是那些与他们最为熟悉的事物和行为有关的词汇，而在言语中枢的废墟中坚持得最久的，通常是那些与具体的感官事物无关的词汇。一个裁缝无法说出自己常用的粉笔、量尺和剪刀的名字，尽管他可以长篇大论且流利地探讨他很少有机会去了解的上帝、美、真理、美德、幸福、成就等。一个农夫不知道自己后院的牛叫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职业是什么，却可以像从前一样和人辩论有关政治的话题；他没法和人讨论硬币或支票，却可以谈论金融政策和金融安全，或者是有关健康和财富的一般话题。原因很明显——具体的思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字，一种是形象，而形象总是想取代文字的地位，这样一来，如果没有任何补救措施，随着病情的发展，具体的事物在病人的思维中既失去了意义，又失去了发音。而概念性思维由于缺乏具体的形象，完全依靠文字而存在，因此，这些概念没有可选择的替代物，自然就会被保留下来了。
在口头语言发展的低级阶段，与具体的物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语言真正的华彩是在之后的阶段中以更高级的形式迸发出来的，因为此时语言的灵魂才开始在智慧和知识的世界里自由地翱翔。语言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具有灵性的精神世界，抽象的思维现象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与为具体的事物命名相比，这显然属于更高级的层次。最优秀的书里所描述的最美好的事物，都可以从这个世界找到。然而，现代的学校教育却厌恶这些东西，教育触发的是那些属于低级范围之内的心理活动，它们只能在物质世界的海岸线上盘旋，却不能热情地冲进那无边无际的思想海洋；既不能在精神层面与过往时代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也不能触摸到那些属于当代但与自己距离遥远的伟人的思想。这些所谓的现代教育似乎是让学生们一步一步地放弃语言的高级品质，让他们陷入那种婴儿或者动物式的图像化思维模式中。如果学校慢慢变成了这种意义上的失语环境；如果学校教育在各方面都变成了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瞎忙活，让学生们无法沉静、安宁，没有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甚至连冥想沉思都不会（这些正是提供创造灵感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在所有现代教育所造成的退化中，这是最严重的一种。如果孩子们独处时就不知所措；没有视觉上的刺激就不能思考；正在逐渐失去属于自己的主观世界，失去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对社会和伦理问题不感兴趣；没有追求智慧和知识的欲望，只是偶尔关注下散文和诗歌；只对感官刺激和眼前的事物有反应，对所有与自己关系不太密切的人以及道义上的责任都漠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琢磨该在田径运动中采用什么策略；只在意自己在实验室里的工作，以及那些在教学博物馆中都能找到实例的具体事物——那么，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些即将迈入成年时光的青少年而言，这原本应该是他们人生发展的高峰，所有高级能力都属于这个人生阶段，而学校的教育却让这些他们本应具有的能力发育不良，阻碍了其精神世界的发展。
在这种应受谴责的情形下，如果我们能够将目光投向儿童语言研究领域并从中寻求帮助的话，我们会发现，尽管儿童语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婴幼儿的词汇，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窥见一些简单、微弱的语言雏形，即便只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发现，也为我们寻找丢失的语言发展路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亮，其作用超过了其他所有资源的总和。孩子们再一次现身说法，纠正了自认为智慧的成年人的错误。接下来我们将简要概括一下这些过程，然后再进行陈述和应用。
威廉姆斯（Williams）小姐发现，在253名年轻女士中，仅有133名没有自己最喜欢的音素，在原音中，[a：]和[?]是最受欢迎的，在辅音中，[l]、[r]和[m]最受青睐。85人有自己最喜欢使用的词语，这些单词共计有329个。221人在童年时代有最喜欢的与地理有关的专有名词，一些男孩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大部分是女孩。
在青少年认为最有趣的10个单词中，murmur（咕哝）是最受欢迎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它的发音好玩。此外，lullaby（摇篮曲）、supreme（最高的）、immemorial（古老的）、lillibulero（勒里不利罗）、burbled（窃笑）、incarnadine（粉红色）这些词也受到了大部分人的青睐，而zigzag（之字形）则不受人待见。研究者认为，青少年对与运动有关的单词有一种明显的偏爱，对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更感兴趣，不过同时也对新的单词和发音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单词看作思维的工具，并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新的经历和体验、新的感受和观点像潮水一样涌来，从前的词汇量明显不够用了，所以“绝大多数青少年会在某段时期抱怨自己词不达意、语无伦次，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我对女孩子的研究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少年会对俚语越来越感兴趣”。“我们的研究得出的第二个观点是：倾听在语言的情感方面极其重要。”
康拉迪（Conradi）研究了273名孩子对“学习和应用新单词的兴趣”的调查反馈，发现92%的回答是肯定的，8%的回答是否定的，有15%的人还列出了自己特别“喜欢”的单词。有人偏爱长单词，有人喜欢单词里带“z”。有人认为把这些单词读给自己听是件快乐的事，有人则认为用来和别人交谈更有意思。这样的单词共计有300来个，其中很少是“人造”单词。至于那些形式和发音都绮丽典雅的单词，康拉迪说他能列举出一长串来，不过，某些单词比其他单词更受人喜爱的原因也因人而异。60%的孩子都曾经主动地试着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词汇表，他们把自己会用的单词列一个清单，或去翻查词典寻找自己喜欢的单词，等等。做这种事情的孩子的平均年龄离青春期已经不远了，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数据太少，所以我们还无法得出定论。不少孩子会开始翻遍整本大词典，有的是希望能够震住自己的同伴，有的是想在自言自语或对玩偶说话时使用更复杂的词语。70%的孩子喜欢用外来词汇，尽管英语完全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康拉迪说，“喜欢这样做的孩子的年龄在12～18岁，大部分人在14～16岁”。有的人在写作时会沉溺于这种倾向中，在谈话中他们也愿意这样做，但又担心被人笑话。56%的孩子报告说自己在使用词语时有下列情形：字斟句酌，务求典雅；反复推敲，循规蹈矩；精挑细选，一丝不苟。有的孩子就像着了魔一样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有的孩子反复练习写作文，试图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为了这个目的，有的孩子还会背诵名篇名句。有的孩子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声音来让自己显得更加优雅，他们有时会找一个同伴来练习，有时则会在镜子面前一边摆出各种姿态一边自言自语。根据康拉迪的统计，这种情况在14岁时最为普遍。
表10-1
在10岁出头的年龄，孩子们对形容词、副词以及名词的兴趣大增，很乐意让这类词在自己的词汇量中成倍增加，其中他们最喜欢的是形容词，其次是副词，最后才是名词。他们常常把形容词当作副词来使用，用来修饰另外一个形容词。康拉迪的报告有一半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是能够被这样使用的词语不多。威廉姆斯小姐用曲线（表10-1）呈现了一些俚语的应用情况，这些俚语被青少年们公认为“很有趣”，在251个被调查对象中，就有226人会使用它们。青春期是最乐于使用这些俚语的时期，其中，14岁是最高峰。11岁以下的孩子们很少使用这些语言，女孩对这些词的使用率上升得非常快，而在15～17岁之间，下降也同样迅速。在104名使用俚语的被调查对象中，就有93名属于这种模式，尽管他们并没有因使用这些俚语而遭到批评。
康拉迪收集了一长串当代俚语和成语，并装订成册印刷出版。他发现，在295个少男少女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没有使用过这些语言，85%的人还说出了自己认为使用得最多的年龄。在此基础上，他制定了上述曲线，同时还拿“阅读狂热度”和“用词精准度”这两条曲线与之比较。
使用这些俚语的原因，按照出现的频率大小，依次为：措辞更强烈、表达更精准、用词更简练、使用更方便、听起来更酷、不落俗套、更自然、更有男子气概、更合适。只有少数人认为它们粗俗、词汇量有限、有骂人的含义或本身就是变着花样儿的脏话、破坏了语言的准确性。康拉迪试着按照其表达的意义对这些俚语进行暂时性的分类，这些类别为：有伤自尊的、吹牛饶舌的、虚伪的、古怪而强烈地进行否定的、夸张的、表示惊叹的、语气温和的咒骂、让人不要多管闲事的、金钱的各种称谓、可笑荒谬的、因受惊而神经质的、诚实与谎言、被搞糊涂的、有关好的外表和打扮的、帕特里奇（Partridge）收集的有关醉酒的词语、张伯伦整理的有关愤怒的词语、质朴或者天真无邪、爱与感伤，等等。在俚语中，还有大量描述各种冲突的词汇，赞扬勇敢的行为、指责探听别人隐私的行径，有一定的道德训诫作用。尽管已经列举了很多种类，但康拉迪发现，不能归类的词汇数量依然非常巨大。他还将这些俚语按照“男孩使用”和“女孩使用”区分开来，得出了6种并非太明显的差异。大多数的词语都只在一个类别中出现，有少数词语几乎在所有类别中都位居前列。青春期的各种感受是如此强烈、如此庞大，各种心理活动又是如此迅速、如此有力、如此难以操控，而俚语在表达上的简洁直接能够让青少年们显得聪明出色，拥有天才一般的创造力，所以，在尝试着使用了这种语言之后，他们当然会欣然接受。俚语的无拘无束能够让口头语言摆脱僵化，不再显得干巴巴和索然无味，而且，它们能够一针见血地表达青少年所有的生活和经历。
常规的口语模式满足不了青少年的需要，所以他们要么沉默寡言，要么满口俚语。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认为，俚语是“普通人为了摆脱单调的咬文嚼字，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而做的一种尝试，当这种尝试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就产生了诗人和诗歌”。他还认为：“这样说或许鲁莽，在语言发展史中，如果回溯俚语的源头，我们无疑会发现，在蒙昧之初，我们就能在人类那富有诗意的表达中发现它。”洛厄尔（Lowell）曾说：“在词典里语言已经死亡，因为它在这里受到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也限制了更多表达方式的出现。我们从中得到的文学，是盆景、矮脚蕉之类，而不是健康挺拔的大树。”劳恩斯伯里（Lounsbury）声称：“俚语是语言使用者为了摆脱现有默认语言的束缚，为了能够更生动、更有力、更简洁地表达自己所做的努力。俚语也为我们正在日益衰落的口头语言提供了资源，让它不断地获得能量更新。”康拉迪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补充，他认为那些表达力不足或带有邪恶意味的俚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另外那些俚语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普罗大众才是最终决定语言好坏权的裁判，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区分俚语的好坏，要比完全禁止他们接触俚语高明得多。爱默生把俚语称作正在成形的语言，它是原生态的，生机勃勃且充满新鲜元素。很多时候，俚语还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它减少了亵渎语言的使用频率，也表达了人们想要攀上人生顶峰的本能渴望。青少年将一些谚语、格言改成了俚语的形式，用简洁直接的方式指出并谴责各种过失，同时他们也会借此反省自身，纠正自己的错误。老学究们反对俚语，认为它违背了良好的表达形式和固有的语言用法，可是，为什么还要让数百年前的语言习惯控制我们今天的表达方式呢？它们已经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属于自己的混合语言，通常被称为“俚语语言”。大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无论男女，都有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一种是在课堂上使用的拿腔拿调、不自然的语言，其正式程度仿佛把说话者置身于王室客厅的接待处，或者正在进行一次正式的拜访；另外一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轻松、自由、自然的生活语言。这两种语言通常互不相干也互不影响，第一种语言风格常常被青少年刻意地放在一边，不折不扣地、有意识地使用俚语来表达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不过也有少数人，通常是高大强壮的男孩子，肆无忌惮地在学校允许使用的语言中，夹杂一些粗鲁但充满活力的属于自己的语言。
相对于俚语这个广大领域而言，上述这些研究都太简单了，能证明的东西很少，或者说什么都证明不了，但是，它们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俚语通常表达的是一种道德判断，应该被归为伦理的范畴。它表达的内容常与观点、情感和意志有关，有心理内容，绝对不会像学校里使用的语言那样，只有感官实体的图像或者对具体行为的描绘。如果想用正确的英语来重新诠释这些内容，将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过程：道德、礼貌、品位、逻辑性的论断和对立、诚实、沉着、谦逊等，这些正是青少年最需要的、理想中的，也是被注重感官外表的教学方法所忽略掉的、非表象的精神内容。很多人认为俚语一无是处，觉得其内容粗俗下流，并对其横加指责。青少年只能独自努力去寻求更高层次精神需要的满足。为什么那些简单粗糙的形式能大行其道？这是对教育者所犯下的过失的控诉，他们没有教会自己的学生正确地开发和利用自身的才智。如果把俚语比喻成果实，它的果核和鲜嫩多汁的果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青少年需要对各种各样的知识进行加工提炼，并在成长中对它们进行分析。这些表达方式还证明了一个法则，那就是：精神内容越高级、越丰富，对事物本质含义的诠释就越详细、越精准。现在，进一步的研究还正在进行中，我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对这一点有更清楚的认识。
此外，我们还从上述研究中看到，扩充词汇量是青春期强烈本能的体现，这种本能驱使着他们以两种方式来丰富自己的语言：第一种，是喜欢用外来词汇表达心中所想。这种行为首先说明，青少年渴望了解其他语言。这也是促使很多孩子去学习拉丁语或法语的动机之一，但这种动机并不深刻，因为严谨的研究最后证明，它不过是为了假装高人一等，让自己在别人面前显得莫测高深而已。第二种和第一种完全不同，是一种扩大自己母语词汇量的冲动。如果在母语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停下来转而去学习如何用其他语言指代各种事物、各种感觉，这种反教育的做法会限制我们在母语语境中开拓自己的思想。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呈反比关系。当孩子们想在母语中搜寻一个新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教育者给他们提供的却是一个外来同义词，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在我们学习母语的过程中，有时候是先经历了一些情绪或感受，看到了一些行为、事实，并认识了引发它们的客体，然后才产生了寻找相应的词语来为这些主观体验和客观事物命名的需要；或者反过来，那些表示声音、大小，或是让人一看就感到奇怪、听上去就觉得悦耳的词语，会在一开始就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我们才会试着理解其意义。第一种方法是大部分人所使用的，第二种方法则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利用。教师应该要求学生们列出那些自己喜爱的词语，学习如何拼读和拼写，并解释它们的含义，因为这些词语往往能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新奇的魔力，如同站在知识海洋的边上一样，令人心醉神迷；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大拓宽了他们的思想疆域。当孩子们对词汇这个“表达思想的工具”有着如饥似渴的需求时，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忍饥挨饿”。
在12岁或13岁之前，孩子们非常喜欢讲故事；在这之后，讲故事的兴趣就下降了，而且可能下降得非常突然，部分是因为，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更喜欢去接受，对付出的兴趣减少了。正如我们在绘画能力曲线中所看到的那样，孩子们会在某个年龄段失去创作的兴趣，对图画的鉴赏能力却快速上升，这是那个年龄段的特色。所以，现在阅读曲线的变化也是一样的道理，对阅读的兴趣上升了，听觉方面的感受性自然退居二线，让视觉方式占据主导地位。阅读曲线的上升表明，青少年对通过看书来获取知识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了。在童年时期，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处于一片黑暗或暧昧中，他们对故事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是因为故事消除了他们一些理解上的困惑，鼓励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但是，童年的想象力如同蝙蝠，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而青少年的想象力，则可以勇敢地在广袤无垠的阳光中自由翱翔。在篝火或者壁炉旁边，读着有关动物、幽灵、英雄和冒险的故事，这些故事能教给他们什么是美德，而海量词汇、写作风格和作品内容也自然而然地以整体的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方面，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引发了他们对成人世界的新的热情，让他们更愿意顺从并听取来自成人世界的教诲；另一方面，对成人世界的热情和顺从又促使他们去阅读更多的书籍。此外，他们此时的接受能力要远远超出他们的创造能力，这也是他们的阅读兴趣高涨的原因之一。他人的经验和学识带给自己的好处，要远比自身现有的经验和学识给自己的帮助多。现在，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片新的领域出现了，这片领域半明半暗，几乎是学校的所有教育方式无法抵达的，这是一个闪烁着智慧微光、充满暗示的世界，在这里进行的是类似勘探者的工作，而不是一丝不苟的开采工作。这是一个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的年龄，也是一个为将来埋下各种线索和伏笔的年龄。在这个阶段获得的各种知识是经不起严格考查的，它们只具有启发性的意义。此时读过的所有东西，大致都会留下它们的印记。可是，这些收获是不能随心所欲地用语言来描摹和重现的，不过在紧急时刻，它们却能派上用场。正如奥古斯丁所形容的上帝一样，青少年也可以这样形容自己精神领域中的大部分内容。这和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孩子对老师说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你问我，我不知道；你不来问我，我却清楚得很。”“你用不着解释，我全明白，也能干得很好。”这也是为什么戈德文·史密斯（GoldwinSmith）和牛津大学都坚持认为，如非必要，举行英语考试肯定会弊大于利，让学生们反复背诵并细致点评文章也是不合理的，这样做往往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可能会破坏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鉴赏力，我们才能领悟到文学作品和生活的紧密关联，从中吸取温暖、善良的力量，巩固作品带给我们的向上的动力，帮助我们完成自己的人生选择，并对世界充满理解和同情。
布洛克（R.W.Bullock）收集了有关2000名学生阅读习惯的调查反馈，并进行了分类。调查对象不分男女，都是从三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结果显示，三年级男孩平均“6个月读4.9本书，这个平均值在四五年级时下降到3.6，到七年级时上升到最高值6.5，然后开始有规律地下降，到高中课程结束，也就是十二年级时，平均值降为3”。布洛克从另外一些城市收集到的反馈和这个结果相差无几。“和同年级的男生相比，女生的阅读数量更多一些，她们阅读的最高峰也比男生早了一年，不过她们的平均值最高为5.9，到高中结束时下降到3.3。”根据附近有没有图书馆这个前提条件，阅读高峰期可能会提早一年或者推迟一年出现。将他们平均每周阅读的短篇小说数量制成图表后发现，三年级的时候平均每周阅读2.1篇，到七年级时上升为7.7，到十二年级时又下降到2.3，呈现出和上述书籍阅读曲线相同的趋势。
男孩们喜欢的八类书籍的百分表在这儿只有指示性的意义。“三年级男生似乎最喜欢战争故事，同样的爱好在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男生中也很显著。对冒险故事的喜爱几乎在整个英雄主义时期贯穿始终，在八年级和九年级达到顶峰。对传记、游记或探险故事的喜爱到九年级逐渐达到顶点，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维持着相当高的呼声。对大多数男孩来说，那些温柔感伤的情感故事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有在高中阶段他们才承认这些爱情故事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六年级的男生喜欢侦探故事，不过年长一些后，他们就觉得这些没有吸引力了。”至于女孩，“六年级是冒险故事最流行的时期，旅行故事一直很受喜爱。女孩们喜欢传记，但是到了高中阶段，她们喜欢描写伟大女性的书籍，这也符合她们的性别特点，但这样做是因为她们读不下去那些以男性为主角的书！遗憾的是，全世界以女性为主角的传记实在太少了。对爱情故事的喜好一直呈稳定增长的状态，一直到高中阶段结束。此后，我们就没有记录了”。就这样，“在每一个调查中，阅读量最大的时期都是在六年级和八年级之间，平均起来看是在七年级，平均年龄为14.1岁”。在被调查对象中，有75%的学生会和别人讨论自己看的书，布洛克呼吁，“既然95%的男生喜欢冒险故事，75%的女生喜欢爱情故事，那就让他们读这些书”，教师或者图书馆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能最大限度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并保证这些书不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污染。
亨德森（Henderson）发现，在2989名年龄从9岁到15岁不等的孩子当中，9岁是阅读量最小的年龄，15岁是最大的年龄，而且，“从始到终阅读量都保持一种逐渐上升的趋势，当女孩14岁、男孩12岁时，是唯一出现突破性增长的时候。”11岁时，男孩和女孩对小说的偏好都达到了高水平线，随后就开始下降，不过女孩下降的速度远比男孩更缓慢。“13岁时，男孩最喜欢的是游记和冒险故事，这很不寻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历史的兴趣逐渐增加，对小说的兴趣相应减少。”
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收集了5000名四年级至九年级的少年儿童对与阅读有关的问题的回答，并将这些回答分门别类。他发现，在六年级时，孩子们的阅读量有一个突发性的增长，这个时候他们大约是12岁，这段时期孩子们通常会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阅读狂”。玩偶被抛在一边，而且“玩乐、游戏和他人的陪伴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很多孩子对阅读的渴求变得无法满足，他们常常会不分青红皂白、狼吞虎咽地疯狂读书”。这种现象“一般从12岁左右开始，至少持续3～4年的时间”，此后，由于家务、社会责任及学校的要求逐渐增加，阅读的数量逐渐随之减少，也越来越讲究书的品质。“在历史和游记方面，男孩的阅读量是女孩的两倍；而在诗歌和故事方面，他们只是女孩的三分之二，这个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在达到性成熟之前，男孩、女孩的情感和知识需要有本质上的不同。”
基于1269名孩子从图书馆借书的数量，沃斯托夫斯基（Vostrovsky）小姐发现他们对阅读的兴趣有显著的增长。其中，在11岁时的增长率最高、最突然，此后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直到19岁调查结束。她还发现，在17岁之前，男孩读的书最多，17岁之后，就被女孩超过了。他们对少儿读物的兴趣逐渐减少，对小说和通俗文学的兴趣快速增加。16岁左右，男孩、女孩都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这个改变表明，“他们开始对那些描写大众化人物的作品产生了更多兴趣”。不管在哪个年龄，女孩读的小说都比男孩多，但她们对小说的兴趣在青春期会变得格外明显。在女孩身上，这种对通俗文学的爱好出现得稍微早一点，也更加突然，而男孩则对少儿读物保持着长期的兴趣，甚至到15岁之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对少儿读物兴趣的下降，要比对小说兴趣的增长表现得更明显。如果问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书，他们的答案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明确。他们一般不会回答，选择这些书是因为“写得好”或者“好看”，而是会说因为有人推荐或者因为某些方面的特殊兴趣。与男孩相比，女孩更依赖别人的推荐。男孩受理性指引，而女孩则被感性左右。很多十岁出头的男孩之所以选择一本书是因为它惊险刺激，有这种感受的人数是女孩的3倍。即便是被女孩称之为“刺激”的故事，与男孩选择的书比较起来也显得很平淡。女孩之所以选择某些书通常是因为里面有小孩，更常见的答案是因为它们很有趣，她们读过的这类书籍的数量往往是男孩的四倍。男孩几乎不关心书的风格，但一定要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和英雄人物。沃斯托夫斯基小姐说，“女孩对小说的特殊兴趣大概始于青春期，16岁以后，故事给她们带来的强烈的愉悦感渐渐消褪”。当然，兴趣之所以消褪也有可能是因为学校对阅读的要求越来越强制化、一致化。女孩们喜欢读本国的书，喜欢与自己有相似之处的故事人物，喜欢故事里有自己熟悉的场景。“没有男孩承认自己读过那种纯粹关于女孩的故事，而女孩则坦承被那些描写男孩的书所吸引。女性作家更吸引女孩，男性作家更吸引男孩。所以，在不同性别的作者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就小说而言，那些更被大众推崇的作品对男孩的吸引力要大于女孩。”“如果不干涉青少年的阅读兴趣，让它们自然发展，他们通常都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帮助的书——一方面，这些书里吸引人的刺激场面可能显得过多，另一方面，这些书可能会让人的视野变得狭隘。”
根据523份全面的调查问卷，兰卡斯特发现，其中453人“在青春期被称为‘阅读狂’”，他认为父母对这种强烈的阅读欲望了解得太少，不知道这个阶段是培养品位的黄金时期，也不知道这个时期多读书可以预防将来受不良作品的影响。在11岁到14岁之间，阅读曲线快速攀升，15岁时达到最高峰，之后就迅速下降。有的人喜欢兼收并蓄，什么书都看；有的人喜欢深度阅读，并被某一本书深深打动，这可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关；有的人会在一段时间痴迷历史，一段时间又沉溺于小说，另外一段时间则为戏剧或诗歌发狂；有人会吞下整套百科全书；有人想象自己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并开始构思长篇爱情故事；有人还给出了准确的数据，历数自己的阅读品位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从幼儿时期的童话故事到少年时代的游记和冒险故事，再到爱情故事、诗歌、历史等；还有一些人历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出对诗歌的兴趣的。
雷耶（Reyer）博士所做的详细统计表明，阅读欲望最贪婪的时期是在15岁到22岁之间，20岁是平均值最大的时期。他还发现，10%的年轻人在这个年龄所读的书，占他一生所有阅读量的40%。20岁之前，阅读曲线上升得非常快，20岁之后则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因为此时生活的重任已无法逃避，他们必须养家糊口。25岁之后，仍然有很多人读书，但是读得已经很少了。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藏书之所，不管地方有多小，都要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带着拥有者的愉快心情，将读过的知识封存起来，这不但有助于保存文化载体、留住早年的青涩回忆，还是来自父母的爱和关怀的一份可以触摸得到的纪念品。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当印刷商们出版的各种读物像洪水一样席卷而来时，黑暗中唯一安全的方舟，就是果断地放弃数量，追求阅读的质量。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青少年摆脱个人所受的限制，使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行动、思考，领悟万事万物的奥秘。然而，这种热情也有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些沉默地藏身于美国5500个图书馆内壁的图书，其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然而，如此大量的书籍也可能会导致年轻人在不断扩大阅读范围的同时，忽略了书里的圣贤之言，削弱了它们的分量，还有可能让他们变成谈话迂腐的书呆子，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被外来的观点和思想淹没，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原创性。
当精神在书籍的世界里开始第一次漫长飞行的时候，阅读的热情就迎来了它最有生气的怒放期，在康拉迪的研究中，90%的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其中，32%的人希望阅读能触动自己的情感，而寻求知识的动机并不常见。有人读书是为了打发时间；有人想让自己显得更有学问——或是培养自己的个人风格，或是扩充自己的词汇量；还有人是为了吸引异性。有人专门对某一类书感兴趣；有人却像杂食动物一样杂学旁收；有人喜欢有关小孩的书，或者是专为小孩写的书；有人喜欢童话故事；有人只找成年人的书看。他们通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有人会完全沉迷在刺激的冒险故事中，或是真心相爱的恋人所经历的危险和困境中，随着故事从沉重走向快乐，他们也跟着大笑或者哭泣，其中少数人一周就能看完好几本书。有的孩子被父母禁止看课外书，他们就一个人偷偷摸摸地看，要么把书藏在课桌下，要么藏在教科书下面。有些人会在数年时间内，一直沉浸在文学作品制造的浪漫氛围里，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在幻想的世界里经历急剧而极端的自我膨胀，过早地耗尽自己的热情，觉得自己周围的现实世界单调无趣，并且对真实世界产生了一种非真实感，导致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对事物反应迟钝。康拉迪整理了二三百本青少年最喜欢的书籍、二三百个他们最喜欢的作者。对于那些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少男少女们而言，他们发自内心的阅读兴趣既不会遵循传统，也不会在外力的逼迫下减少，更不会人云亦云。这个年龄的青少年所寻求的，是用个人选择的方式和兴趣来表达自己的创意和个性。
邀请不同领域的权威人士，让他们花一定的时间来精心选择一些书籍（它们必须是由最好的作者写的最好的书），并为这些书写一些简短而有提示意义的话——可以谈谈这些书的大概内容，提炼出它们的知识点，但是不对如何阅读做任何建议，更不做任何规定，这或许是引导青少年培养快速阅读能力的最好办法。在科罗拉多的德龙（DeLong）教授出现之前，就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会儿就读完一页书的快速阅读能力，就像数学家将一长串数字相加快速得出结果一样，或者像艺术家多尔（Dore）能够通过快速翻页来读完一本书一样，是可以通过长期训练和反复练习达到的。学校不应该向学生们施加压力，压抑他们看各种杂书的天性，在这个年龄，有的孩子会雄心勃勃地决定看完整套百科全书，甚至读完整个图书馆里的书；有的孩子会在家里对从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进行体验和尝试。学校应该对这种热情因势利导，而不是想法设法去压抑。确实应该规定一些阅读内容，但是在选择书籍的种类时，必须遵循我们前面提到的四个原则，或者按照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五种分类方法，提供大量同类书籍和作者供他们自行选择，允许老师和学生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度。那些持均衡发展论的学者们所获得的少得可怜的所谓胜利，就是把学生们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牺牲学生们的个人需要，强迫他们服从一种机械的便于控制管理的集体需要，结果就出现了那些令人悲哀的条条框框、标准化的整齐划一的要求。原本应该让广阔的土地雨露均沾，而今兴趣的源泉却被迫流进了深深的峡谷，以致峡谷两侧的土地得不到浇灌而硬生生地变成了沙漠。青少年在选择阅读内容时，有时候是模仿他人，即别人读什么自己也去读什么，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去读别人没读过的书的欲望，而这正是让他们保持独立个性的有效保证。很多学校不但对阅读的规定不合理，选择的书目更是糟糕透顶，其中甚至包括坦尼桑（Tenyson）所著的甜腻得难以形容的《公主》（Princess，表达了对高中女生日益女性化的奇怪看法，同时又讽刺了女孩想要获得更多学识的愿望），让充满阳刚气息的男孩子们厌恶不已；还包括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书籍，例如，写给撒克逊男孩看的冗长沉闷的拉丁文——大卫（David）穿着索尔（Saul）的盔甲去战斗等；还有一些书，完全是在破坏青少年刚刚产生的句法意识，因为它们让他们模仿外语句式结构，这造成了曲解和使用不当。最糟糕的是，青少年阅读的最主要目的——培养道德意识，完全被学校忽略了，形式和风格成了选择阅读内容的前提。这些书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笔记与注释，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内容转移到了语言上，可是，对语言的深度研究难道不是应该属于大学阶段的任务吗？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能力还没有发展到高级阶段，就被引导着向考证批判的方向发展了。
（二）目前，对青少年其他心理能力和天分的研究还非常少。对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历史，少年儿童又具备什么样的兴趣和能力呢？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观察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对历史以及其他几门学科的研究，正处于瓦特（Watts）凝视着茶壶并开始梦想蒸汽机的阶段；我们只是正在认识到，有一种新的能量和方法注定会重建整个教育体系，提高教育成效，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之后，取得的成功依然极其有限。
巴恩斯夫人故意讲了一个没有时间、地点、名称或道德意义的故事，看看孩子们都会问什么，并比较了1290个孩子提出的不同问题。她发现，女孩子对人物更感兴趣，会问“谁”这个问题的人数在12岁时达到高峰，这和男孩的情况差不多，不过男孩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会一直持续上升，直到他们15岁时为止。对事件发生的“地点”的兴趣，女孩在11岁时达到最高值，而且在她们到了15岁时，与男孩子比起来，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依然高出很多。而“如何”和“为何”的问题，一个涉及方法，一个涉及原因，都是在女孩12岁、男孩15岁时达到最高值，但是与前面的问题相比，它们出现的频率更低，不同年龄之间的差距也更小。至于对行动结果的兴趣，所有人都表现得很明显，在女孩12岁、男孩15岁时达到最高值。细节和时间问题激起的兴趣要小得多，男孩、女孩对细节的兴趣的最高点都在11岁。青少年对所叙述内容真实性的关心少到极点，到15岁时才表现出来，到16岁时有一定的增加。从故事中得出的推论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不过13岁之后增长率非常小。11岁之后，合理而且带有评判性质的推论有所增加，而充满想象力的推理则在这个年龄达到了最高值。所有年龄的孩子对名称都有强烈的兴趣，这点和原始人没什么两样。男孩的好奇心主要是关于“谁”“哪儿”“怎么样”；女孩的关注点则主要在“为什么”。总的来说，男孩对历史的好奇心要比女孩更强，但好奇心的高峰值出现得比女孩更晚。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岛上有一间木头房子、一艘船和一副弓箭，从这种想象场景中得出的推论表明，孩子们在十二三岁时，合理推理能力和想象推理能力是发展得最有力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之后，怀疑和批判能力开始表现得更明显了，这个发现和塔克（Tucker）先生的结论不谋而合，他认为，怀疑精神在13岁时开始发展，个人单方面做出推论的行为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减少。
就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沦陷，孩子们从不同渠道得到了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来自学校历史教科书的讲述，另外一种则是来自安德森少将（MajorAnderson）的一份电报，两份材料的长短相差无几，然后让他们回答哪一种解释更好、更应该被保留下来，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在11岁后，选择书面讲述的人数稳步下降，选择相信电报的人数增加，前者的最低点和后者的最高点都是在15岁，这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更倾向于相信第一手资料。选择时受文字风格影响的人数，在12岁和15岁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却在随后两年内快速增长。在十多岁的青少年中，无论男女，选择相信电报内容的原因是真实、有签名的人数增长得非常迅速，在13岁和17岁之间，相信电报是更直接的资料来源的人数也增加得非常快。
在参考了这种类型的其他研究结果后，巴恩斯夫人得出了结论。她认为，孩子们是以分组的方式来记忆各种内容的，整体反而常常被遗漏了；那些多数为动作的内容最容易记住；被记下来的内容准确性都很高；一般性的内容常常会在记忆中变得更特别；儿童对叙述内容中的细节能记住的不会超过50%，所以，讲述时要限制细节的数量。从所有发现中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性很重要；对中心人物或事件要辅之以大量细节；以动作为主；忽略所有与故事主线、原因和结果无关的内容，如果有必要，可以做一些戏剧性的夸张。
“1895年意味着什么？”帕特森小姐收集了2237名孩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6岁到8岁，“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出现的频率下降得非常快，不过此后一直保持着少量的百分比。答案稍微多了几个词，但依然没什么知识含量的人数在8岁到10岁之间最多，给出正确答案的人数也在稳步增加，到女孩14岁、男孩15岁时，人数达到了最多，这表明孩子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历史知识。帕特森小姐总结说，“7岁的孩子完全没有历史时间感，直到12岁才可以勉强说有了一点点进步”。有人认为，应该让男孩和女孩在早期无差别地接受历史教育，但是，“到了12岁或13岁时，历史知识应该用一系列有震撼力的传记、事件来呈现，如有可能，加上与之同时代的叙事诗歌和编年史，并用地图、时序图进行说明，配上尽可能丰富的同时代物品、建筑以及人物的图片”。到了14岁或15岁时，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就出现了。原始资料依然需要用到，但是它们不应该只是“以长长的全景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活动画面一样展示某个人类社会的外貌，而是应该给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能通过那些有形的具体实物，例如档案、遗迹、人物和书籍等，去研究当时社会表象背后的组织、思想和情感”。此时对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的关注应该超过探险家、战斗者；放在第一位的是思考和解释，辨别哪些是真相，并对各种史实进行比较，等等。再往后，大概是大学阶段，就该采用更严肃的方法进行特别的专题历史研究了。
到目前为止，对婴幼儿的心理研究已经很先进了，对低年级儿童的心理研究也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对青春期的心理研究却乏善可陈。可能是因为这个阶段在人生的成长中所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大部分的能力都在此时发展壮大，例如，计算能力、制图及绘画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力、综合能力、推理能力等。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学校委员会和教师联合协会适当的帮助下，有计划、有方法地收集一些权威数据的做法是可行的。而且，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心理研究，可以保证我们获得更加省时省力、事半功倍的教学方法，每一个科目的教学都将变得更科学、更专业，不只是在高中阶段，大学低年级的教育也会得到加强。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任务，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投身于每一个分支研究中。这也是我们对在校青少年的主要责任，尽管已经有一些人开始了与之相关的研究，例如比内（Binet）所做的工作，但这些研究是属于另一个领域的。
（三）从目前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具有青春期特色的变化，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用于学校教育中。
博尔顿（Bolton）对1500名孩子进行了数字记忆能力和听写能力测试，结果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即年纪越大的小学生准确率越高。他还发现，记忆广度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与由年级高低决定的知识水平无甚关系。小学生的记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形象和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这个现象说明，记忆力的增加并不一定伴随着智力的进步。女孩的记忆力通常比男孩强。在利用点击计数的方法进行的记忆力测试中，如果点击频率太快来不及数，结果就会发现，当这些小学生们达到了记忆广度的极限时，他们就会高估数字的大小。他还对孩子们的集中注意能力和延时注意能力进行了测试。随着青春期的发展，青少年对大数字如7和8所犯的错误次数显著降低，至少到14岁时一直如此，但在15岁时又有一点点回升。
芝加哥有关部门对少年儿童进行了一次综合能力测试，其中一项要求是让他们记住看到、听到的数字，或者复述这些数字。结果发现，在7岁到8岁之间，听觉记忆稍微优先于视觉记忆。随着年龄增长，视觉记忆持续增长，超过了听觉记忆。13岁之后，听觉记忆有一些增加，但增加很少，已经落后于视觉记忆大概10%，而视觉记忆持续增长到至少17岁。视听结合的记忆能力要比其中单独一种都更强，如果再加上语音记忆，记忆广度在此基础上还会增大。对相同年龄但不同年级的小学生进行同样的测试，结果发现，不管是用视觉、听觉还是两者结合，学校排名最高的小学生的记忆成绩最好，排名最低的最差。
在对低能儿童进行的记忆测试中，测试者首先给出一系列数字，要求他们立刻口头复述这些数字，并记录下来。结果发现，从8岁到12岁，他们的记忆广度只增加了8个百分点，从14岁到18岁增加了13个百分点。进入10岁以后，对7位数字的复述正确率逐渐增加，不过，这些孩子的记忆广度依旧比同龄的正常孩子少一个数字。总的来说（当然并非没有例外），测试结果显示，智力的发展和记忆广度的增加是同步的，尽管低能儿童和正常儿童的智力差距远比他们之间记忆广度的差距要大得多，同样，这类记忆能力偏弱的问题也并非低能儿童特别突出的缺陷。
肖（Shaw）选择了700名学生，对他们进行记忆力测试。选择的原则是，从3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阶段，每隔一个年级选择一批学生，还包括了少数几个大学生。他将一个由324个词语组成的小故事分成了152个短语，在读完这些短语后要求学生们立刻进行复述。结果显示，高中阶段的男生的记忆能力最强。7年级女生记住了43%，高中阶段的女生记住了37%。在3年级和5年级之间，学生们的记忆力增长得最快。至少90%的学生能记住四个短语，50%的学生能记住41个短语，10%的学生能记住130个短语。按照从10到90的百分等级，将每个等级的故事短语排列起来，就是一张最有意思的记忆力增长图，甚至各种错误都是很典型的记忆错误：遗漏、插入、替代、置换。“女孩记忆力的增长普遍快于男孩，这也符合男女差异的一般性原则，即女孩的青春期比男孩来得要早一些。”
在对少年儿童的记忆力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之后，肯西士（Kemsies）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质量要比记忆数量提高得快。
门罗对275个男孩和293个女孩进行了记忆测试，他们的年纪从7岁到17岁均匀分布。结果发现，在15岁时，他们的视觉记忆和听觉记忆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而且，他们的听觉记忆都是在16岁时最好，视觉记忆在15岁时最好。
能否准确地记住音长也用在了记忆测试中。结果显示，他们都是从6岁到7岁时记忆准确度下降，从7岁到8岁时准确度上升。从8岁到9岁，女孩快速下降，而在接下来的一年又快速上升，男孩则保持稳定状态直到10岁。之后他们都在14岁时达到顶点，接下来的两年又有所下降，都在16岁到17岁之间能力大增，但是其准确度再也没能达到14岁时的状态。
涅恰耶夫（Netschajeff）以637个9～18岁的男女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下列测试：向他们展示12个完全不同的物体，每个物体的展示时间为2秒钟，要求他们必须立刻写出这些物体的名字；在他们视线之外播放12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每次读两位数的数字；朗读三个音节的词语，这些词语指代的是一些与此前展示的物体相类似、与此前听到的声音相联系以及表示触觉、温度及肌肉感觉的词语；此外还给他们提供一些描述情感状态以及抽象概念的词语。以上系列，每个系列12个词语，都需要用书写的方式把它们重复一遍。结果显示，用这种方法测试的每一种记忆能力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的，在青春期开始时或青春期前夕，会出现一点轻微的下降趋势，然后开始一路上升，到十六七岁之后又开始轻微下降。测试表明，在9～18岁这段时间，对物体的记忆能力增长最快，其次是对感觉的记忆能力，不过在所有年龄，后者都显著低于前者。男孩对真实感觉的记忆力强于女孩，女孩则更擅长数字和词语记忆，不过，女孩在这两种记忆能力上的差别不大，远远小于男孩。两性之间最大的差别出现在11岁和14岁。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这种差别似乎又有了一些轻微的增长。“在青春期差异显得格外明显。”9岁到11岁的孩子复述情绪词汇的能力很弱，不过在接下来数年内迅速增长，对抽象词汇的记忆也是一样。9岁到11岁的女孩对词语的记忆要强于对物体的记忆；男孩对物体的记忆则稍胜一筹。在复述的时候产生错觉，写成表示其他感觉、声音以及节奏的词语的现象，在少年儿童中并不少见，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减少，尤其是在青春期。在青春期之前，女孩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而在青春期之后，男孩则更容易犯。在表10-2和表10-3中，纵坐标代表了正确回忆的数字，横坐标代表年龄，是个很有意思的总结。
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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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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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森（Lobsien）的测试和涅恰耶夫的类似，不过稍作修改并提高了对准确度的要求。测试对象包括238名男孩、224名女孩，年龄从9岁到14.5岁。表10-4显示了男孩和女孩在各个记忆领域的发展情况。
表10-4
?男孩的表显示，在14岁时他们对物体、噪音、感觉概念的记忆能力有明显增长，尤其是与前一年这些方面的记忆能力相对明显减弱的现象比起来，让人印象更为深刻。不过，13岁时他们对视觉概念和无意义声音的记忆能力明显增长。12岁时，对数字、听觉印象、触觉和感觉的记忆能力增长最显著。10岁和11岁时，对物体和其对应名字的记忆能力有明显增长。所以，我们可以说，记忆强度的增加绝对不是逐年上升的，而是在某一个阶段集中于某一个方面的能力，而其他方面的能力则相对地被忽视了。因此，每一种类型的记忆能力在相对强度方面都表现出了近乎规律性的增强和减弱趋势。
女孩的表显示，在12岁左右，她们所有形式的记忆能力都有显著的增强。只有在14岁时，视觉概念的增长率才比其他的记忆显得现对高一些。13岁时，对声音的记忆能力增长最明显，对物体的记忆能力则在刚刚从最低点攀升上来之后，又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就将记忆对象按顺序准确地回忆起来的能力而言，女孩在任何年龄都胜于男孩。对所见物体的回忆，其准确率是男孩的两倍，男孩只有在回忆数字顺序这一项上有优势。总的来说，将一系列印象按顺序回忆起来的能力增加，不按顺序回忆的能力却在减弱，但是这两者并无直接的比例关系。在简单机械的记忆中，系列位置效应中的末位效应对男孩子最管用。回忆再现的范围和能力要高于固定的顺序。总体上看，女孩在回忆数字、触觉概念以及声音方面要比男孩稍胜一筹，在回忆感觉概念、真实物体和视觉概念时，则高出了男孩一大截。
科尔格罗夫（Colegrove）收集整理了1658名调查对象的6069份早期回忆，目的是研究白人男性和女性人生中最早的三个记忆是什么，研究结果如表10-5所示。
表10-5
?在表10-5中，粗线代表第一个记忆，断线代表第二个，点线代表第三个。向右的距离表示报告者目前的年龄，向上的距离表示记忆中的内容出现时报告者的年龄。“在青春期所有的曲线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表明，在12岁到15岁这段时间，他们对幼年经历的回忆能力是最弱的，比青春期之前和之后都要差。”科尔格罗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处于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当下的经历已经太多太丰富了。总而言之，“平均起来，14岁男孩的最早记忆大概是在4岁”。女孩的曲线表明，她们能想起来的三个早期记忆出现的年龄，在14岁时处于最高值，七八岁时，她们的第一个记忆出现的年龄比14岁时整整提早了将近一年。这意味着，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们有一个非常明显也非常具有特色的表现，那就是自动删除一些婴幼时期的记忆，以便他们能有更大的记忆空间去储存当前的记忆。
研究发现，男性有关持续或者重复出现的人、衣物、地形或常态物质的记忆最多；女性对新事物或独特印象的记忆更深刻。10岁、11岁左右时，女性的运动记忆就已经开始下降，而男性则开始增加，14岁、15岁时，男性的运动记忆几乎达到了顶峰，而女性则下降到更低的水平。男性对与亲戚和玩伴相关的记忆减少，对与其他人相关的记忆增加。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疾病和事故，女性一般印象深刻，而男性对这类事情的回忆则相对少很多，对恐惧的回忆也是如此。18岁、19岁时，他们的视觉记忆都出现了明显且持续的减少迹象，同时女性的听觉记忆也以同样的程度减少。他们对他人活动的记忆都有所增加，不过男性增加的程度要高出一大截。科尔格罗夫从自己的研究数据中得出结论：“青春期是心理觉醒的重要时期之一。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回忆都是关于这段时期的。女孩从14岁、男孩从15岁开始，听觉记忆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在青春期前夕，对声音的运动记忆几近峰值，对自己身上发生的疾病和事故他们没有多少记忆。在这段时期，男孩和女孩都对他人以及他人的活动有很深刻的记忆。一言以蔽之，在这个阶段，特殊的感官记忆是数不胜数的，这是运动记忆的黄金年代。同样，崇高理想、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忘我精神也是他们珍惜的回忆。他们的注意力不再仅限于自己和当时的朋友，更大范围内的兴趣和爱好成了他们思考和追忆的对象。”
20岁之后，记忆的内容有了明显的改变。男性有了更多的视觉和听觉记忆，而在女性记忆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则变得更少了。女性的记忆更有逻辑性、更立体、更形象。与自身疾病和事故有关的回忆，男性越来越少，女性却越来越多，而他们有关他人疾病和事故的回忆都相对减少。这一切表明，不同的记忆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各自的高峰期。科尔格罗夫的这些分析，在某些细节部分可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但他得出的上述结论不仅有启示意义，还有理有据。
愉快的经历和不愉快的经历，哪一个给人留下的记忆最深刻呢？数据显示，男性对愉快经历的记忆从11岁时开始增加，到了14岁增长速度加快，到18岁时达到顶峰，对痛苦经历的回忆的变化过程与此大致相同，不过在15岁时这两种记忆都有所下降。在女性这边，愉快的回忆在11岁到13岁期间快速增加，14岁时稍有下降，16岁时又开始回升，到17岁达到顶峰。痛苦的回忆的变化过程与此类似，只在15岁时稍有下降。所以，男性在20岁之前，愉快的回忆多于痛苦的回忆，尽管两者的起落曲线一致。在30岁以后，痛苦的回忆会被想起，但也只是一点点。对参加调查的印第安人和黑人而言，不愉快的回忆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尤其是那些有关被迫害和悲伤的经历。不同的记忆内容在不同的年龄占着主要地位。科尔格罗夫还发现，男性对16～17岁这段时间的生活记忆最深刻，而女性则是15岁，总的来说，对个体记忆网络的形成和完善而言，青春期的贡献比其他任何阶段都大，7岁和8岁留下的记忆最少。
研究还发现，有时候错误的记忆会被插入我们的记忆结构中，让我们误以为这是真实的经历。有人梦见一个朋友死了，后来就一直认为这是真的，直到有一天她在街上碰到这位朋友；有人晚上梦到一场火灾，第二天早上还向人询问细节；有人梦见收到一件礼物，第二天满屋子搜寻礼物的踪迹；有人头天晚上梦见一个朋友来了，第二天就在餐桌前眼巴巴地等着这位朋友来吃早餐；有个孩子到处搜寻梦中看到的一个储钱罐。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据科尔格罗夫博士说，在16岁到19岁这段时间，这种幻象篡改真实记忆的现象发生得最频繁。
孩子们交换戒指以提醒彼此不要忘记约定；在手帕上打结、把鞋子放在梳妆台上、把睡衣藏起来；把人的脸和对方头上戴的兜帽联系在一起；把名字和动作、物品或它们所提示的特点联系起来；把数字形象化、联想化，把字母颜色化，等等，都是对记忆技巧的使用。在对一些原始研究材料进行了仔细审读后（在此特别感谢允许我使用这些材料的友善人士），我发现，对记忆技巧的使用在青春期开始出现上升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