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儿童的兴趣逐渐向更广阔的环境辐射扩散，我们已经能够从几个方面勾勒出儿童心理发展的正常轨迹。适应环境并学会服从，这几乎是幼童唯一的责任了。我们的存在将一条基本规则强加给他们，让他们必须奉行，那就是——一切遵从我们的意愿去做，避免让我们感觉不愉快。他们会察言观色，将那些我们曾微笑赞许过甚至注意过的行为一一记下来并遵照执行。他们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前进，就像植物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一样。他们第一次撒谎往往是因为认为这种谎言能够讨我们的欢心。在内心深处，最不安分的孩子更钦佩和喜欢那些能够强制他们安定下来的成人（当然，采用的强制手段必须是合理恰当的，而且要让他们感觉自己在心智上远远处于下风）。但是，总会有这个时候的到来：父母会发现孩子突然对自己失去了尊重，这种变化让他们震惊。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不再是最高的偶像了。逐步适应各种道德规范并将之习惯化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他们接下来渴望的是实现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做事，保持个人的道德心。有时候，按照自己独立的意愿去做事，而不是遵循最高的理想动机，能够让孩子们产生一种单纯完成责任与义务的冲动和喜悦。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股新的原动力，那些世间最高尚最卓越的人生指引，或者与外界束缚相反的内心信念，将会逐渐成为他们人生的现实规则。当青少年努力想去理解并诠释自己的道德本能时，他们会调动自己最丰富的思考能力，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一个道德空白期。而这，就是自我认知的真正目的。这是真正有关意志力的训练，能够让青少年爱上克服困难、解决冲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冲动往往就是他们不屈不挠的秘密。此外，“如果处于青春期的人被另外一个比自己年长且更有智慧的人平等相待，甚至被认为更优秀，他们的反应会非常强烈，没有任何一个人生阶段能与之相比。如果你试图把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当作一个远远不如自己的人来对待，就永远别想让他好好听你的管教”。父母们依然认为自己的子女还是个小孩子，死死拽住那根本应松开的缰绳不放。很多青少年都认为，自己有个最好的家，但是如果必须一直待在那里的话，他们会发疯。如果早期父母给予孩子的训练是得当的，那么，到了青春期，那些命令式的引导方式应该退出，因为他们自己的理想目标会及时出现，成为他们前进的指引。这些理想通常都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对青少年而言，生活中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呆板、愚蠢，学校或者老师缺乏生气、兴趣与热情。其中最不可忍受的，大概就是过于严格的管束了。在这个阶段，学校或者学校里的课程，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一个藏着古老遗骨的洞穴一样阴森可怕。家长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各种家庭委员会，让孩子看到，他们感兴趣的，父母也一样感兴趣。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这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案例，表明在这个时期很多青少年都会怀疑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甚至双亲都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年纪的青少年，不仅对和同龄人交往的兴趣迅速增长，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那就是将自己的交往人群向上扩展到成年人的圈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会寻求来自年长者的友谊或陪伴，或者退而求其次，去找那些比自己更年幼的。这一点与前青春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青春期的儿童总是喜欢与和自己年龄相近的孩子交往。这种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类的心里一直潜藏着对他人进行无情戏弄的本能，这种本能冲动在青春期正处于高峰期，这可能影响了青少年和同龄人的交往。不管这是否成立，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个时期他们感兴趣的对象按照年龄标准上下波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产生了对各种信息的新的渴求——并不仅仅渴求和生殖本能有关的信息，对各种各样的其他事物同样充满好奇，所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通常会默默地四处收集知识。兰卡斯特曾经就这个主题提出了一些问题，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我们了解到，有的青少年寻求年长的交往对象，是因为自己可以从对方那里学到更多东西，认为对方是更好或者更踏实稳当的朋友。他们渴望得到的同情和理解大部分来自年长者，而且可能是已婚人士。比起和父母之间的谈话，有的青少年对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谈话更感兴趣，尤其是那些与自己无关的话题，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特殊的娱乐。青少年往往觉得，成年人根本认识不到他们对友谊的这种新需求，表现出来的同情有时候也几乎是一种残忍。
斯特波尔顿（Stableton）就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笔记，他强调，在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交道时，重点要放在共情、欣赏以及尊重上。他们需要平等的对话，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说服他们养成勤劳的习惯，甚至连他们那些危险的风流韵事也能得到控制。斯特波尔顿说：“面对处于这个人生阶段的男孩子，没有比如何公正地对待他们并和他们成功相处更重要的问题了。这个年龄是辍学高峰期，有太多的孩子在此时离开校园。”他认为，那小部分能熬到高中毕业的男生应归功于“大家的成绩都不好，或者是高中老师正确地对待了这些处于人生关键期的孩子们”。大部分老师“知道他们所有的缺点，却发现不了他们的优点”。那些严格执行纪律、采取机械化管理方式的老师，他们意识不到学生们对自由的需要，也不知道如何在生理心理上给孩子们松绑，尽管这类老师在学校受到高度赞赏，但他们真的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让那些能够看透孩子们的心思、用一个眼神就能让孩子们知道他或她是自己朋友的老师取而代之。“我们学校工作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不知道如何管理那些进入青春期的学生。对这个年纪的孩子而言，既然他们并不了解自己，但如果能遇到一个懂他们、信任他们、一天天领着他们前进直到他们可以独自前行的老师，生命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福气呢？”
斯莫尔（Small）发现，教师是模仿的中心，教师身上的影响力——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会辐射到每个学生身上。他们的每一个口音、手势、无意识动作以及好恶都被学生们有意无意间捕捉到了。老师的每一个知识趣味都会弥漫渗透到整个班级。一个爱撒谎的学生，如果被信任，会变得诚实；被当作绅士或淑女对待的学生，会真的表现得像个绅士或淑女；如果喜欢的老师告诉他，他有能力做好什么事情，这个学生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去做好这件事；有的年纪大一些的学生，如果老师经常要求他们陪伴，认可他们身上的好品质，如果有错老师还会向他们道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几乎会发生脱胎换骨一样的变化。
关于青春期的独立性，我们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而且很可信的调查结果。调查对象是2411名来自二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调查目的是让他们说出在自己心目中最好的老师应该具备哪些特点。所有二、三年级学生、95%的四年级学生特别指出了“帮助学习”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的支持率到了六、七、八年级时快速下降，跌到了39%，与此同时，“耐心”这个特点的支持率从只有两个学生提起一路攀升到了22%。
桑福德·贝尔（Sanford Bell）对543名男生和488名女生做了一个调查：你认为在过去接触的所有教师中谁对自己最有帮助，在哪些方面有帮助；你最喜欢谁，最讨厌谁，原因是什么。他把结果用曲线图标示出来，非常令人震惊：14岁的女孩和16岁的男孩会感觉老师对自己最有帮助；在12岁这个年龄，无论男孩或女孩都感觉到了对老师最强烈、最无法磨灭的厌恶之情，而且，怀有这种情绪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一直持续到15岁或16岁时才开始快速下降。看来，在教师身上存在的各种特点中，学生们最欣赏的是：能够明确地向学生指出学习目的、激发他们各种各样的理想、点燃他们想成为什么人或去做什么事的野心，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鼓励他们去克服环境中的困难。总结起来就是，要能够激发他们的自信，同时为他们指引方向。其次，他们欣赏的是那些能同情并理解他们、和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们、激励他们产生自信心的老师。他们希望获得小小的赞扬，希望老师懂得自己的心思。接下来最受欢迎的是能够在功课上提供特别帮助，适时地给予善意忠告的老师。此外，在他们看来，老师应具备稳定安详的个性、清正廉洁的作风、不伪善的品质以及自信独立的表现。老师在外表上是否有个人魅力、运动能力是否有过人之处、是否充满活力，对孩子们来说也很重要。男性和女性获得的大部分帮助都来自同性，这一特点在男性当中尤为突出。尽管如此，五分之四的男性和约一半的女性一生中所能获得的大部分帮助都来自男性。男性教师，尤其是那些年纪比青春期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教师，对两种性别的学生来说似乎都是最有帮助的。
在教师身上存在的各种特质中，学生们最不喜欢的是：恶毒、讽刺、实施不公正的惩罚、怀疑、苛刻、严厉、不苟言笑、冷漠、动辄威胁、不守信用、过度批判、声色俱厉，以及偏好体罚。那些从来不给学生好脸色的老师往往最容易引发他们的抵触情绪。大部分男生都不喜欢男教师，女生讨厌的教师男女各占一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学校里发生的残酷且带有侮辱性质的事件，对此深感痛心。在很多情况下，那些根深蒂固的仇恨其实都起源于极小的原因，然而，大部分孩子心中的厌憎之情是如此持久，如此难以释怀，其强烈程度真是让人吃惊。有时候，10岁之前的幼小心灵萌生的恨意会一直持续到成年，其间强烈程度一点也不会有所缓和。有很多让人难过的记录表明，一些孩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遭到了恶意或者不公平的对待，导致他们辍学一个学期、一年，甚至永远离开了校园。
曾经有一项在2000名学生中进行的调查，要求学生们回答一个问题：当老师和家长的意见发生冲突时，你会选择尊重老师的权威，还是选择尊重家长的权威？结果表明，对年幼的儿童来说，尊重父母的权威是第一选择。大约从11岁开始，选择父母的孩子所占的百分比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14岁女孩、15岁男孩当中，下降的速度最快，而与这种下降趋势相对应的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选择尊重老师权威的百分比却快速增长。在对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尽管对年幼的儿童而言，父母的权威与生俱来，通常应该是更恰当的选择，但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来说，那些更抽象的权威在他们心目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当青少年到达16岁时，他们当中差不多75%的人会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尊重老师。这种选择表明，他们已经能够在不违背自己公平意识的前提下，扩展他们关于权威的观念。”
巴恩斯（Barnes）研究了1400份调查反馈，调查内容是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在听过或读过其事迹的人当中，他们最希望自己像谁。巴恩斯发现，与男孩子相比，女孩子的理想人物更多地来自自己所熟悉的圈子，而且这个人常常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过，当女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她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圈子以外，选择历史人物和公众人物的想法大大增加，其中，以那些在慈善、助人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英雄人物居多。男孩子很少选择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人物，不过在美国，约占半数的8岁女童和三分之二的18岁女孩会选择男性理想人物。女孩可选择作为目标的重要女性人物的范围小得令人吃惊。巴恩斯由此产生了一个担心，从一开始选择亲属人物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到后来转向外界甚至整个世界来选择，这种选择圈子的扩展如果过于迅速，可能会“导致人格的瓦解，让人不安于现状”。“而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扩展过于缓慢，又会造成发展出现停滞，在此基础上产生愚蠢、野蛮、酗酒等不良习气——这些往往是懒散迟钝、过于自我满足最容易出现的结果。”“本土的理想人物消失，代之以世界级别的理想人物，这是心理发展中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受到了某种强制性力量的影响。”而这恰恰强调了一个事实：教师或家长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因为青少年心目中的权威人物往往并不是他们。
瑟伯博士（Dr.Thurber）收集整理了来自纽约的数千名少年儿童的作文，作文主题是“长大后想做什么”。孩子们的回答都是很严肃的，从中我们发现，那些出身贫苦的孩子非常愿意在将来从事艰苦的劳动，这种愿望在青春期会变得越来越热切，至于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更值得关注了。所有参与者都放弃了那种属于童年的随心所欲的快乐，认为自己更需要忍耐。10岁或10岁以前，有两个或者更多愿望的孩子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11岁时，增长曲线出现快速下降的趋势；12岁时又快速增长，此后保持缓慢的下降趋势。在9岁或9岁之前的女孩中，选择教师的人数最多，到11岁时人数迅速下降，次年有轻微增长，此后就一路下滑。10岁时想要成为女装裁缝和衣帽商的人数增加，11岁时下降，13岁时快速上升到最高峰，甚至超过了想当教师的人数，此后就开始持续性的下降。从11岁半开始，想成为书记员和速记员的人数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在男孩子当中，想要子承父业的人数在9岁时达到了最高峰，12岁时降到最低点，直到14岁时才会出现轻微的增长，不过调查人群的年龄到此就截止了。理想是成为生意人的人数在8岁时达到最高峰，13岁时是第二个高峰。在选择原因上，“想挣钱”在12岁时达到最大值，约50%的孩子是这么想的，不过下降趋势也很快。“因为喜欢”在10岁达到最大值，此后就稳步下降。在影响职业选择的动机中，“完全为了父母”或“部分为了父母”在12岁半时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因为适合个性”的上升趋势贯穿始终，不过到了12岁之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希望对世界有用”从9岁开始缓慢上升，13岁之后上升速度陡然加快。因此，“11岁时所有观点和倾向的增长率都朝着最大值前进。12岁时，领先的是利他类的愿望、‘为了父母的幸福’以及‘想挣钱’；13岁的时候女孩最突出的愿望是做女装裁缝、书记员和速记员；14岁时，银行或办公室工作成为男孩的首选；12岁时孩子们开始意识到了人生的不确定性，同时，‘因为适合个性’和‘希望对世界有用’的愿望也达到了顶峰”。
在1234份书面调查表中，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座存在于想象中的新城市，你想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调查对象一共回答了114个不同的职业，在女孩当中，除了13岁和14岁，几乎所有年龄的女孩都把教师作为首选，其次是女装裁缝和衣帽商。在男孩当中，除了14岁和16岁选择“因为喜欢”外，其他年龄的男孩都把赚钱的动机作为首选。其中，选择与父母一样职业的孩子在13岁时人数最多，不过此后就开始稳步下降，个人独立选择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女孩选择与父母相同职业的人数在14岁达到了最大值。把慈善、助人作为选择动机的人数在13岁时达到了最高点，不论男女都一样。
杰基（Jegi）得到了密尔沃基（Milwaukee）的3000名德裔儿童写给真实或虚拟朋友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询问对方长大后想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他把从200个男孩和200个女孩处得到的回应制成了图表。这些孩子的年龄跨度是从8岁到14岁。他也发现，从8岁到13岁，家庭成员对孩子们的影响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前青春期，因为喜欢而选择一项职业的个人动机所占比例增加了，而男孩从12岁开始，女孩从13岁开始，考虑将来寻找一份轻松职业的人数急速增加。
克莱恩（L.W.Cline）用统计法研究了来自2594名儿童的调查反馈，调查中要求儿童回答“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情”。他发现，在列出自己的理想和心仪的职业时，女孩子要普遍比男孩子保守，而且更愿意对自己的选择做出解释。在这方面，农村孩子往往比城市孩子表现得更加偏男性化。农村男孩表现得更加粗犷，也更加独立、更会照顾自己，这表明，在打造理想和个性方面，农村孩子的家庭生活方式要比城市孩子的更有效果。年幼的儿童喜欢工业化的职业，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们对专业化和技术化工作的追求也随之增加。青少年对权力和公正的判断更倾向于感性认识，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农村孩子似乎比城市孩子更有利他意识，而女孩在比男孩更富有同情心的同时，在看问题时也更容易失之偏颇。在这些调查反馈中，明确无误地说明了一个现象：在一些家庭和学校里面，对孩子的教育已经过度道德化了，形成了一种过于感情用事的道德观，其结果就是，孩子们总是急于去表达自己关于道德伦理的观点，而不是相信理性的建议。孩子们很容易形成一种倾向，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一套理想规则，给别人设定另外一套。总的来说，男孩比女孩更忠于天性，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更加真实。
弗里德里克（Friedrich）曾询问德国学校的儿童，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做自己的榜样。这些孩子的答案随年龄、性别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首先，是对历史人物的青睐，这个结果似乎表明，对6年级和7年级的孩子而言，从本质上来说，学习历史是在进行道德教化，或者进行某种心态和倾向性的训练。对此，笔者强烈建议进行改革。弗里德里克似乎认为，让这个年龄的孩子了解历史的目的就应该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其次，是来自《圣经》的影响。这个答案显然毫无悬念，尽管这些影响大多来自教义问答手册，以及孩子们生吞活剥的背诵。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把当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为自己榜样的机会不大（约占4.2%），因为孩子们总是能发现身边人物的缺点，对他们具有的美德反而没那么敏感。因此，有关宗教的教育应该以情感为导向，而不是以理解为目的。这项统计同样引起了我们对儿童阅读内容的关注，他们应该阅读一些与当前生活中的好榜样有关的内容，此外，在对儿童进行指导时，要充分考虑到性别的因素。
弗里德里克对年龄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发现在德国学校中，7年级或更高年级的孩子在选择自己的榜样人物时，其考察重心是放在勇气和魄力上，这一点明显比6年级的孩子强，6年级的孩子通常会选择那些象征着虔诚、圣洁的人物。弗里德里克将这些人物分成了35种类别，每一种类别代表人物的一个特点。他发现，为国为民处于领先地位，紧随其后的是虔诚孝顺；接下来依次为：忠于信仰、勇敢刚毅、谦逊稳重以及纯洁忠贞；接下来是慈悲和同情心、勤劳、善良、耐心，等等。
就儿童和青少年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等问题，泰勒（Taylor）、杨（Young）、汉密尔顿、钱伯斯（Chambers）等人也收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在青春期，很少有人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者幸福，对自己很满意。大部分青少年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自身命运的不满。从6岁到11岁或12岁，认为自己的理想人物就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的，其数量急剧减少。在10岁出头时，对历史人物的仰慕最强烈。而从11岁、12岁到15岁、16岁时，对当代人物的景仰开始稳步上升。在理想人物选择范围扩大化这个问题上，伦敦儿童要落后于美国儿童，在所有年龄上，伦敦女孩对生活圈子内的人物的青睐都要高于男孩。对于这种选择范围扩大化的现象，研究者也将大部分原因归于对历史的学习。例如，乔治·华盛顿，迄今为止，在所有理想人物中，他遥遥领先，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泛滥的地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格兰那些和他处于同等地位的英雄，因为被世人看到了身上的不完美，很快就褪色暗淡，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视野，这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再正常不过了。选择《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自己理想人物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非常小，大部分是女孩。选择小说和神话人物的比例要大得多。选择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子民，他们选择的是他身上神性的一面。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教师也是一些孩子的理想人物，尤其是对那些想教书的女孩子们而言。但总的来说，教师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选择。在孩子们理想人物的选择范围扩大化的过程中，教师可能会是他们踏出家庭范围的第一步。在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目中，战争英雄和发明家处于领先地位。
在校女生，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都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加对国外理想人物的好感，会梦想成为某个功成名就者的妻子。女子一旦进入贵族阶层就意味着拥有了特殊的机会，可以光彩夺目，可以活跃在时尚圈，这对于女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至少这是16岁之前的少女的梦想。在所有相关的研究中，有一个最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在美国，接近半数的青春期少女会选择男性作为自己的榜样，或者宁可自己是个男人。这个数字几乎是英国持同样观念的少女的三倍。而且，女孩心目中理想人物的数量，是男孩的6～15倍。从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中，我们认识到，现代女性已经割断了传统观念的缆绳，像一艘船一样漫无目的地漂流在海上，可是船上没有锚，无法停靠。尽管一个女孩在低年级和高年级都能找到大量的同性校友，但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依然是充满阳刚气息的异性。教科书里很少提到女性。如果提议她们使用女性专用的《圣经》、历史教材、学习课程等，性别意识又会让她们心生忧虑，担心这样会一点点剥夺自己业已拥有的自由和独立，回到被奴役的状态。男孩子很少会选择女性理想人物，即便有也是在非常年幼的时期才会这样做，而大部分女孩子却宁可选择去过异性的生活，持有这种想法的女孩数量有时候甚至会达到60%～70%。对于女性来说，一方面是自己渴望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必须承担的种族责任，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往往是无法调和的。最悲哀和最违背自然的事实就是，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女孩子对有关理想人物的观念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这个时候本来正是那些富有女性气息的理想人物在她们心目中成型并且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最佳时期，而缺少女性理想人物的现状，让其身上的女性特征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目前有关这方面的数据调查尚不充分，所以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还没有什么确凿可靠的结论，不过目前的调查研究表明，女性不但会慢慢将理想人物的选择范围指向相反的性别，还会指向与自己的生活圈子完全没有交集的领域。
选择理想人物的原因多种多样，目前尚无定论。不过，从青少年的反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理想人物身上所具备的公民道德品质的要求有所提高。对青少年而言，物质和功利似乎并不是需要着重考虑的，数据显示他们对这方面的关注有所下降。他们对地位、名声、荣誉以及其他闪光点的关注度迅速上升，不过在接近青春期时，对道德品质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也是上升得最快的，而且这种上升趋势会持续到将来。从他们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都表现出了对道德和社会品质的赞赏，女孩表现得尤为明显。从10岁或11岁开始，少年儿童在选择理想人物时，对对方身上具备的艺术和才智特质的关注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不过，对男孩子而言，这种关注远远达不到他们对军事能力和成就的关注高度。在这些研究中，令人震惊的是少年儿童对历史人物的态度，他们的历史感快速增长，知道每个历史人物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尤其是从8～14岁这段时间。与现代依然活着的人物相比，他们对那些已经过世很久的人物几乎不再提及。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大部分孩子的选择都直接反映了他们在品位和性格方面存在的差异。
关于财产，克兰（Kline）和弗朗斯（France）的定义是：“个体所获得的一切可以保障及维持其生活、有助于生存并战胜敌对力量的物品。”很多动物，甚至包括昆虫，都会为自己和幼小的后代储存食物。在生命的初期阶段，小孩子们就会表现出一些占有欲的迹象。勒图尔勒（Letourneau）的观点是，尽管私有财产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自然，但在历史上它是很晚才出现的，而且其萌芽过程极其缓慢，在原始人群中，公有制才是最基本的规则。物品的价值有时候是按照其使用价值来衡量，有时候是按照其制造成本来衡量。在青春期之前，儿童被一种很急切的渴望驱使着，企图去占有那些在当下很有用的东西，不过，在青春期的曙光出现之后，占有欲却以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出现了。青少年对金钱的概念最初是相当抽象的，但渐渐的，他们开始认为金钱是一种令人极度渴望的东西，因为它被看作所有价值的等价物。
我们现在经常说起的金钱观念是非常复杂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心理学方面的分析理论。李伯特（Ribot）等人将其追溯到动物储存食物的行为，认为两者背后的心理感受是一样的。门罗（Monroe）对977名男孩和1090名女孩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拿着一份数目不大但每月都有的零花钱，你会干什么？他将得到的反馈制成了表格。表9-1显示，在青春期到来时，选择将钱存起来的人数出现了显著增长的趋势。
表9-1
男孩身上有更明显的节俭倾向，但不论男女，都倾向于将节俭当作一种美德，尤其在十岁出头的时候。学校的算术课大部分都和金钱计算有关；学校的储蓄银行，原本是为贫困学生准备的，现在已经对所有阶层的学生开放。这种金钱意识有利于防止青少年陷入贫困、铺张浪费，同时也能够激发出他们巨大的想象力，还能逐渐让他们树立长远的目标，学会为将来打算。当然，将所有的事物和价值都用金钱来衡量的话，无论在教学还是道德方面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金钱观的出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也是教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不仅如此，金钱观的形成过程在整个种族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判断、朋友圈、孤独。下面我们将向大家呈现两个调查案例，从中可以一窥青少年道德判断的发展轨迹。被调查者包括1000名男孩、1000名女孩，他们都来自6岁到16岁这个年龄区间。调查者的问题是：一个小女孩，得到了一盒新的颜料，她用这些颜料将起居室的椅子涂花了，希望能让母亲高兴，那么，你应该怎么对待这个小女孩呢？大部分年幼一些的儿童声称要揍这个女孩，但是从14岁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数急剧下降。在年幼儿童中，建议对女孩解释她为什么做错了的人很少；而在12岁时，有181名孩子；16岁时，有751名孩子选择向女孩做出解释。年幼儿童对女孩进行惩罚的动机是报复；年长一些的儿童的动机是防止这种行为再次发生；年纪更长的一些儿童则提到了对女孩进行改造这个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对这个女孩行为动机的看法、对女孩因无知犯错这件事情的感受各有不同，分歧也越来越明显。只有年长的孩子提出了要让女孩承诺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由此看来，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少年儿童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变了，在对一个行为进行判断时，从以结果为标准变成了以动机为标准，也只有年长者才明白，如果没有出现不堪的后果，错事可能会一直继续。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怜悯心、同情心也逐渐增强。
另外一项调查是在100名6岁到16岁之间的少年儿童中进行的，被调查者有男有女，来自各个不同的年龄。他们被要求回答的问题是：对一个窃贼应该进行怎样的惩罚？调查主题中明确指出，对这种罪行的量刑是5年监禁。在年幼的儿童中，接近十分之九都直接将法律忽略了，以一些其他的制裁取而代之。不过，从12岁开始，那些打算与法定量刑一较高下的人数稳步减少；到了16岁时，74%的少年选择根据法律规定来惩罚罪犯。因此，“在12岁或者稍长一点，随着青春期的曙光逐渐点亮，少年儿童开始意识到身边更大的生活圈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必须与其他人同步。带着这种认识，他们生出了维护社会规则的欲望，因为这个社会规则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们也不再把惩罚当作一种个人化的、专制的东西。
从1914名孩子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发现，随着青少年心理能力的发展，他们越来越能理解惩罚是防止恶行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个人价值感上升，要求对个人权利进行保护的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他们的公正感不再建立在情感和对权威的忠诚上，而是建立在理性和理解上。在对2536名6岁到16岁的少年儿童进行的测试中，我们发现，他们对惩罚措施的态度在青春期前后有明显的区别，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惩罚措施所具有的矫正功能，而前青春期儿童则普遍认为惩罚就是以牙还牙或是寻求公平。此外，少年儿童对违规或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危害程度的分辨能力也有显著上升；他们开始考虑当时的环境、给他人带来的不便、行为是无心还是刻意以及肇事者的动机等因素。上述所有观念在16岁之前都处于上升期，由于调查截止到16岁，之后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奥古斯特·迈耶（AugustMayer）在维尔茨堡进行了一项非常仔细的研究。他找了14名5年级和6年级的男孩，对他们进行测试，想确定他们一起做事的时候效果更好，还是单独做事的时候效果更好，以此来研究社会本能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测试的内容包括听写、心算和笔算、记忆力以及艾宾浩斯（Ebbinghaus）的综合练习。在测试过程中，测试者用非常严谨的手段预防了一种情境对另外一种情境造成的影响。结果显示，孩子们集体参加测试的时候比单独参加测试更有优势。在集体情境下，孩子们的竞争意识更强、反应更快、做事的效率也更高。从这个测试我们可以推断，不应该按照能力的大小将小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因为那些迟钝的学生会受到周围聪明学生的激励，不好的学生会受到好学生的影响，等等。所以，让孩子们各自在家学习不是明智之举，只会让有缺点的孩子的情况更加恶化。有关教学方法的实验也表明，对11岁或12岁的孩子而言，来自社会的推动力能够激发他们好好学习的冲动，如果让他们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处，反而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对处于7岁到16岁之间的1068名男孩和1268名女孩进行了一项调查，要求他们回答自己最喜欢的朋友类型。答案表明，十几岁的孩子更希望和那些能够保守秘密、衣着整齐的同伴做朋友，而且越来越多的孩子更希望朋友能在各方面与自己互补，而不是相似。“很明显，他们在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挣扎。他们强烈渴望和那些具备其最想具备的特质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缺乏这种特质。”强者往往喜欢弱者；成天嘻嘻哈哈的人青睐那些严肃的人；羞怯的喜欢胆大的；瘦小的喜欢个子高的；等等。只有孩子们的表现能够最好地诠释被孤立所带来的不同影响，那些沉溺于“二人世界”或信奉极端的超裙带主义（ultra-crony-ism）的人，是社会化本能遭到不正常限制、交往对象不能向周围社会辐射开来的结果，而青春期正是社会化本能萌芽的阶段。
斯莫尔指出，群居动物比习惯独居的动物的智商更高，而即便只是列举社会化本能是如何发展并向周围世界辐射的过程，就足以写一本人类发展史了。随后他又研究了将近500位名人的案例，这些名人都属于性格孤僻、不喜交往的类型。对这些案例进行仔细观察，看看有多少人是从青春期就开始拒人千里的，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青春岁月里，他们是如何恐惧自己会变得平庸，并开始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内心，开始不断内省，对周围的世界却逐渐变得漠然；如何变得优柔寡断，以及如何成为主观主义者的。在这个年纪就厌恶社会，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想要获得外界赞许，却没能得到满足；受伤的虚荣心；对专制的反抗；给自己设定的理想太高，但随着时光流逝却慢慢发现，当个人被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时，无法不受其限制。至于遗世独立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缺少物质或精神的力量与他人抗衡；也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对他们的容忍退让，使得他们可以肆意地以自我为中心，直接导致了他们将自我无限放大，而无需去考虑他人的感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当下的个人欲望和需求与社会的主流兴趣相去甚远，而不被社会认同的兴趣数量和范围越大，对身边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越清晰，他们对社会就越是拒绝。适当的孤独有助于性格的成熟和完善，但过量的孤独则会阻碍并弱化正常的发展，或多或少地造成沟通能力的低下。正如那些回忆录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人之所以变得孤标傲世，或是因为孤独地经历了北极之旅，或是因为在沙漠中与世隔绝，或是因为迷失在深山老林，或是因为被单独监禁以致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我们也可以从有关野人的传说中，找到他们为何无法融入社会的解释。在斯莫尔研究的这些名人案例中，有一些人是被宠物、想象中的同伴、工作等拯救，所以没有陷入彻底的闭塞状态。通常，“青春期的厌世情绪并非表示他们一无所求，而是充满渴望”。一般说来，明智地平衡休息和工作的关系、追求自己喜欢的目标、对世界充满衷心的理解和同情、寻求智慧的伴侣等，能够让厌世者的社会关系逐步恢复正常。
自发性社会组织的初期形式。古立克对13岁以上的孩子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想了解他们渴望拉帮结伙一起鬼混的先天性倾向。这些孩子们热衷于结成团伙，同患难共进退，愿意为彼此两肋插刀。这些团伙有固定的行为习惯和做事手段，通常是建个棚屋做据点，用弹弓来狩猎，在树林里的小木屋前点上一堆篝火，逮只松鼠烤着吃，或者进行其他一些游戏，例如，假扮印第安人，搭建一个树上平台，在一起抽烟或者跟着一个领袖人物行动，这位领袖人物可能拥有一支旧左轮手枪。他们可能会找到或开凿出一个洞穴，或者搭一个穹顶，将谷仓当作堡垒或战舰。10岁出头的男孩会开始在帮派混战中使用冰冻的雪球，或者在雪球中裹入石子，或者干脆直接用石头开战，其互相敌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争端连连的非洲部落。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强悍：开始挑衅警察和毒贩；戏弄每一个敌人，甚至连那些碰巧独自闯入他们地盘的陌生人都不放过；经常砸破别人的玻璃窗户；在混战中开始使用棍棒和铜指虎；互相投掷青苹果；随身携带橡木棍或者气枪。他们的争斗会变得越来越有预谋：洗劫无人的房屋；伏击那些与自己的帮派有仇的团伙；很多帮派还有自己的秘密活动及加入仪式，例如，新来的男孩会被绑住腿，悬挂在大树上或者悬崖边。他们有时候会像印第安人那样把自己的脸涂花，变得极其兴奋，在冲进水里或者教室时莫名其妙地大声狂叫；他们会模仿罢工中的暴力场景；会点燃一堆堆可能造成危险的篝火；攻击警察；恶毒地争吵咒骂；等等。
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们是如何自发地建立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呢？位于巴尔的摩的一所学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所学校位于一个占地324公顷的农场中，农场各处都分布着沼泽和树林，有数目众多的鸟儿、松鼠、野兔等。这所学校建立后不久，男孩子们就开始成群结队地去采摘坚果。在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个小团体的人看上的那棵树已经被另外一个小团体摇过了，那么他们在进一步摇晃这棵树之前，必须先把前面的小团体摇下来的坚果收集起来堆到一起。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所有人认为不诚实，受到大家的一致鄙视。当然，要把所有的坚果堆到一起是个苦力活，所以第二个小团体的人通常宁愿去寻找没有被人摇过的树，只要策略得当，他们只需摇晃这棵树的一部分就可以得到树上的所有果实。在这里，学生们可以随便把鸟蛋拿走；无论何时，只要他们发现一只鸟或一个松鼠洞，发现者只需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钉在附近的树上，就等于宣告了所有权。同样，将一个盒子放在一个鸟巢旁边也有一样的作用。宣告占有权的物品（纸条或纸盒）不得被风刮走。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所有权只能维持一季。在野兔出没的地方，每一个设下的陷阱都宣告了对一个固定区域的所有权。有些贪心的男孩很快就布置了许多陷阱，几乎布满了收获最丰的整个地区，这样一来，原本的公共土地就落入了少数几个人的手中。整个冬天，这些陷阱都闲置着，来年春天又被重新设置。最后，所有这些好事的所有权都被两个或三个男孩独占了，他们一步步独揽大权，当毕业离校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这些所有权留赠他人。那些“寡头”往往会有很多吃不了的野兔，他们用这些野兔和其他学生交换“黄油”——这是学生们少得可怜的每日补贴。这种交换也可以采用移交“宣告所有权物品”（纸条、纸盒、陷阱等）的方式进行，这样一来债务也可以用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的“黄油”来偿还。后来，一个农业合作社兴起了，他们要求从“寡头”手里收回土地所有权并进行平均分配，这个过程正如亨利·梅因爵士（SirHenry Maine）所描写的那样，在古老的村落中是经常发生的。接下来，法律法规和司法程序开始慢慢确立，他们用仲裁、考验、赌博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男孩们会聚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决定对违法行为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黄油”商品的价格标准也逐渐确定下来。所以，我们在这群男孩的一系列行为中看到的，几乎就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完全自发却令人惊叹的快速重演。
按照学校语文课的要求，1166名少年儿童在作文中描述了他们参加的各种组织。谢尔登先生（Mr.Sheldon）在对这些作文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美国的少年儿童都有参加各种组织活动的强烈倾向，只有30%的孩子不属于那些主流的组织。在这些组织活动中，“模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那些由成年人为了儿童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各种社团，女孩子的态度要远比男孩子友善。不仅如此，女孩子更倾向于服从成年人的安排，在组建各种组织时她们的利他动机也更强烈，相比之下，男孩子显得更落后、更不谙世事。在10岁之前，孩子们都会经历一个自发性模仿的阶段，煞有介事地设立所有成人世界中存在的组织机构。他们会将周围的各种生活场景忠实地复制出来。农场的孩子会在游戏中再现耙地、打谷、建谷仓等农业场景；在海边生活的孩子会模仿造船、入港等活动。总的来说，他们在游戏中再现家庭、商店、教堂，还会像成年人那样推选政府官员。青少年是没有种姓、等级等观念的，但在10岁之前的孩子的心目中却是存在的，对社会等级的感受在10岁时最强烈，不过之后就会逐渐下降。在10岁到14岁这段时间里，孩子们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尤其是男孩，他们不再模仿成年人的组织机构，而是开始组织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单位，这些社会单位具有人类发展低级阶段所独有的特点——有海盗、劫匪、士兵、流浪者等，与其他从蛮荒时代继承下来的各种组织形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团伙，这些团伙的头目通常都是最强壮、最胆大妄为的孩子。他们建棚屋，穿兽皮，以战斧为标识，随身携带刀具、玩具枪，四处劫掠并出售赃物。单独行动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懦夫，结伴而行的时候则毫无畏惧之心。他们的想象力大概是被各种小报和廉价的恐怖小说激发出来的。这样的组织通常横行于那些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方，人丁稀少而且偏于羸弱，民众通常没有什么严格的家教。缺乏管教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滋生出各种流氓、暴徒。那些行事野蛮凶恶的流氓组织会划出自己的地盘，进行发号施令。如果没有遇到镇压或者削弱的话，这些组织就会演化成一个半野蛮的社会形态。一般到12岁的时候，这种属于掠食动物的本能冲动通常都会退居次要地位，如果没有，那这种组织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组织成员将不会再满足于过家家似的打打杀杀，他们会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有能力去造成更大的危害，而因为他们对危险的行为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迷恋最终会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去犯罪。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运动竞赛，其实就是一种转化人类野蛮本性的最好形式，它能让他们体内的野性找到一种不但不会造成危害，还能有益健康的出口。在青春期早期阶段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各种互助组织的数量增加了，其中包括社交、文学方面的组织，甚至还有慈善组织，它们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让孩子们远离恶习、享受快乐时光、一起去野餐及聚会玩乐。在这个时期，青少年逐渐将利他主义当作一个行为动机。
校园生活及组织活动。如果想研究青春期的自然发展过程，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会比校园更合适了，虽然校园生活还没有被研究者们好好利用起来。据近现代史的记载，校园生活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尽管每一个时代都各有其显著的特征，但它最基本的特色却一直没有改变。那些在修道院和部队里实行的严苛规矩，一直都没有被强加于校园生活中，即使学生们也同修道院和部队的成员一样，居住在各式各样的宿舍里。像父母那样去严格管教学生们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在人数众多的校园中。“school”这个词，其原始意义是“休闲”，去了学校就意味着不用在外面辛苦工作，它是无异于伊甸园一样的存在。有些人竭力主张对青少年进行精英式教育，使那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不用为生计奔波劳碌，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爱好去发展，从而最终成为人类这个种族的指南针，为全人类指明前进的方向。然而，在这一生中最美好、各种条件最优越的青春期，从青少年最自然的行为表现中，我们固然能够看到很多进步，可他们表现出来的倒退也是一样多，而且这种表现并非来自于外力作用，完全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由于和家庭的纽带渐渐断裂，这促使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此时社会本能就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的每一种品位和特质都能够在社会上找到志同道合者，与志趣相投的友人为伴，会使得这些志趣更强烈，自我意识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在青春的灵魂中，那些一直被深深压抑的东西，因为社会交往面扩大的缘故，现在被释、被强化了，可能会变得过于强烈，甚至达到了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威胁的地步。儿童时代存在的那些与人类种族有关的特色消失了，这个阶段存在的特色更接近蛮荒时代的生活。对校园生活来说，自由就像天然的空气那样，保证了他们能够顺畅地呼吸和生存。个人的自由感，是他们达到精神成熟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没有一次次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找出真理；要想“失去犯罪能力”，必须先“培养不犯罪的能力”，因此，教师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必须广泛使用“不能因噎废食”这条原则。必须给予学生们一些偷懒的自由，在一些重要方面保留自己的原则；允许他们宣泄对那些他们觉得毫无用处的事物的不满。当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之中时，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经受革命精神和怀疑精神的洗礼。这个年龄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走极端，因为极端或者过度的行为往往能够让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吸取教训和智慧——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真正具有骑士精神的人，想主宰自己的人生。齐格勒曾坦率地告诉德国学生，他们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会在此过程中遭遇精神上的迷失，但他坚持认为，从整体上看，给学生们自由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多于禁锢他们。他说这是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正如席勒的钟还在大熔炉中一样”。
我认为，在针对这个年龄采取的所有防范措施中，用正确的方式培养起来的荣誉感是最有效果的。可悲的是，各地那些不成文的学生行为规范都需要重新修订。这些规范要么有失偏颇，要么匪夷所思，要么几乎完全被歪曲滥用，或者充满瑕疵，或者软弱无力，或者简直就是康德那句名言“汝能践行，盖因汝应践行”的真实表达。费希特（Fichte）曾说，“懒惰、懦弱、虚妄”对学生们而言是三大极不光彩的缺点。如果学生们稍微研究一下历史，真正融入并领悟自己所在的兄弟会的传统精神，他们通常都能更加敏锐也更加广义地理解何为荣誉，并庆幸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教师们能够不断强调坦诚是一种光荣，要求学生们绝不能隐瞒自己在知识上的不足；要求学生们唾弃不懂装懂的行为；真诚地赞扬那些具有独创性、不随波逐流的观点；不向学生灌输他们无法从心底信服的教条；不讨论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题；不阻挡任何人去追寻真理——这样做的老师一定能够更有效地对学生们施加影响，从而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生活和学问，例如，他们将认识到，表面上的懒惰其实并没有真正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拿文凭其实并不难，正如一位教师后来所说，一个资质平平的学生，只要每天学习一个小时，就能轻松毕业；不要过超出自己财力的生活，因为这样会增加父母的负担，让父母支付不必要的费用；不要去接受自己并不是迫切需要的补贴，尤其不要去剥夺那些真正需要补贴之人的权利；不要利用不诚实的手段赢得学习名次、团体地位或社会身份，这些行为不但缺乏教养，更是小人行径，必须连根拔除。荣誉感应该起到推动学生自律能力发展的作用，让他们自觉地不光顾那些不敢让学校和兄弟会知道、甚至需要化名前往的地方；不和那个阶层的女人有任何接触——齐格勒曾经报告说，在一年的时间内，那些女人，就让柏林大学25%的学生感染了病症，不得不求助于内科医生；让他们记住，别人的姐妹也和自己的姐妹一样值得珍视，不要去犯下玷污清白的罪行，否则将会引来愤怒的报复，正如瓦伦丁对浮士德的仇恨一样——瓦伦丁（Valentine）与浮士德（Faust）的故事强化了社会各个等级之间的仇恨，将贬低妇女的念头植入读者的脑海中，让母亲和姐妹显得令人生厌，而那些带有暗示性的观点更是令人作呕；让他们避免浪费自己的神经冲动，导致神经衰弱，正如易卜生（Ibsen）和托尔斯泰所描述的那样。上述这些行为，正是隐藏在青少年荣誉感背后的最黑暗的污点。
由成年人规划或领导的青少年社团。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福布什（Forbush）对这些组织进行了仔细分析，根据各组织制定的目标把它们分成了9个主要类别：体育训练、手工艺、文学、社交、公民事务和爱国主义、科学研究、英雄崇拜、伦理道德及宗教。对那些按照男孩年龄来分类的社团，他通常把年龄范围限定在17岁以内。他还讨论并用图表列出了一些有用的数字、组织行为中利用到的天性本能、每一个组织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以及其中个人兴趣所占的百分比、被培养出来的特质。他还对里斯“拉安全阀”的方法进行了评论，所谓“拉安全阀”，就是打入一个具有相当危害性的少年帮派，成为其名誉成员，然后巧妙地介入，引导这个年龄的各种冲动，使它们沿着“冒险活动”而不是有害社会的“危险活动”的方向前进。福布什还提醒我们，在美国所有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正处于青春期，其中有300万处于12～16岁之间的男孩，“那些被人们称为异教徒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有多大，都处于人生的青春期”。
下面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几个属于这种类型的美国社团。
大型地方青少年俱乐部的典型代表是“十个上尉”（Captainsof Ten），原本是为8岁到14岁的孩子而建的，后来在毕业班中也包括了那些大于15岁的青少年。数字“十”指的是10 根手指。俱乐部向成员传授如何削木头、制作剪贴簿、编织地垫等技艺。他们的座右铭是“勤劳的手大权在握”；口号是“忠诚”；首要目标是“让俱乐部的男孩子们领悟忠诚精神”，去了解基督的国度，为基督的国度而努力工作。俱乐部成员都佩戴银色徽章，每年聚在一起照一张合影。他们用选举的方式决定领导者；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如何向教会捐钱（他们一般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个议题）。平常的活动包括：穿着演出服表演《圣经》故事；听故事，观察科学实验；开办一所学校专门学习中文；为宗教杂志的儿童版块写文章；培养成员之间的情谊，并“享受快乐时光”。
“阿加西协会”（AgassizAssociation）在1875年建立，目的是“鼓励个人为自然科学而奋斗”，现在已经拥有25000名成员，其分会遍及整个美国，用已故的海厄特（Hyatt）教授的话说，囊括了“有史以来最大数量的为了互相帮助而走到一起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对大自然进行研究”。协会提供科学研究的实用教程，在数千个城镇、都市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建立了分会。他们发行月报《瑞士十字》（TheSwiss Cross），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系，促成标本交换活动。协会拥有一个小规模的基金会，有专门的徽章，还与具有共同理念和精神的大学合并成为其附属学校，从而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这个协会并不是为年轻人所独有，但其成员主要是青少年。
“天主教完全禁欲联盟”（theCatholic Total Abstinence Union），是一个强大、组织严明、分布广泛的社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它要求每一位成员都必须立下的誓言同时也解释了其目标：“我承诺，出于对神的渴慕，为了神为我们所承受的痛苦，我将倚靠神的帮助，戒绝所有酒精饮料，并忠告他人，竭尽全力阻止他们犯下放纵的罪，坚决反对社会中饮酒的习惯。”自1877年起，联盟每年都会召开例行会议。
“个性城堡王子骑士团”（thePrincely Knights of Character Castle）建立于1895年，这个组织主要面向12岁到18岁的男孩，目的是“灌输、传播、实践英雄道义——忍耐、爱、纯洁和爱国主义”。其中心城堡是联合式组成形式，同时也承认各地城堡为自己的分支，并负责指导与各地分支相关的礼仪和神秘仪式。城堡的工作人员分别扮演王子、族长、抄书吏、司库、主管等，有卫兵上尉，有看管地牢的看守、门房及狱长，还有乐人、传令官以及受欢迎的大众宠儿。参与神秘仪式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的级别：牧羊少年、俘虏、总督、兄弟、儿子、王子、骑士、皇家骑士。城堡里有各种珠宝、礼服、日常用品，还有规定的入会仪式。第一级的入会誓言是：“我特此承诺并宣誓，戒除各种形式的酒精饮料；不使用亵渎或不当的语言；反对任何形式的烟草；保持身心纯洁；服从命令，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不以任何方式泄漏机密。”成员们能得到应得的利益，可以申请救济；成员之间进行联络有规定的暗号；它还定义了违规行为，并制定了惩罚措施。
在“美国人道主义教育协会”（theAmerican Humance Education Society）的领导下，目前已经建立了35000个慈善团体。其目的是培养对动物的仁慈和对贫穷及被压迫者的同情。他们阻止残忍驱赶动物的行为，反对牲畜流通转运，提倡人道主义的杀戮方法。他们还关心那些病弱、被抛弃或者被虐待的动物。在大量发行的组织刊物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上述主题的。他们有自己的标志、赞美诗集、卡片以及成员证书，座右铭是“仁慈、公正、悲悯地对待众生”。他们的誓言是“我将善待一切无害的生灵，保护他们免受残忍奴役”，目标是对人类和那些不会说话的生物一视同仁。我们必须感佩那位创建者兼干事的用心和努力，他深入学校，组织有关人道主义主题的有奖演讲大赛，收集获奖作品，装订成册，印刷发行。自1868年社团成立以来，他不知疲倦地四处募集资金，到中小学及大学校园进行演讲，创办月报，每期印刷达50000～60000份。在唤醒大众的同情心这方面，这个组织做得很不错，不过，为了让这种努力更有效果，很明显他们需要添加更多知识和理性的成分，例如，精心选择或编制一些课程，至少应该参考一些有关动物本能、习惯、历史及生活的知识。此外，这个组织还需要提高认识——要承认现代慈善不仅是美德，还是一门科学。
“未来美国人”（the ComingMen of America），尽管其1894年才出现，创建时间并不长，但据称现在已经是美国拥有最多分支的属于少年和青年男子的秘密社团。其雏形初次出现在创建之前两年，是由一位19岁的芝加哥少年在一个小屋中想出来的点子，本意是模仿“共济会”（Masons）、“怪物”（Odd-Fellows）等组织的创意，这些都是这位创建者从年长的哥哥那里听来的。第一次社团会议是在地下室召开的。在此基础上，一些年长、有头脑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了不少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始于男孩模仿行为、在父母帮助下终成大器的良好范例。这个组织现在在每一个州、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代表处，成员们带着组织的徽章就可以随意漫游。他们还有一份官方报纸《星辰》（TheStar），有会徽、标志，还有一套秘密的手语，被称为“最佳字符”。他们的秘密仪式工作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其成员仅限于21岁以下的白人男孩。
“亨利·沃兹沃斯一世俱乐部”（The FirstHarry Wadsworth Club）成立于1871年，这个组织直接起源于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E.Hale）前一年发表的《十倍于一》（TenTimes One）。他们的座右铭是“向上看，别往下看；向前看，别往后看；向外看，别往里看；助人一臂之力”，或是“忠诚、希望和慈善”。这个组织的会刊是《十倍于一记录》（TenTimes One Record）。他们将银色的马耳他十字（Maltese cross）作为自己的会徽。下属的每一个俱乐部都可以自行组建，并自由选择名字，唯一的条件是接受上述座右铭。组织的口号是“以他之名”。他们分发救济金，实行午睡制度，走访各地，其成员都致力于助人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