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8章中，我们通过报告对一家正在经历大规模裁员的组织进行的纵向研究的结果，探讨了信任对谣言传播的影响。一个主要的发现是，相比于不确定感和焦虑，对管理层的不信任能更好地预测谣言的传播。之前少有实验谣言研究关注信任，这项研究的发现是开创性的，需要在其他组织环境中得到重复。在以后的谣言传播研究中，和焦虑、不确定感、谣言相信、控制感缺失和重要性等因素一样，信任应该成为一个核心的前因变量和必测变量。除了在意义建构（解决困惑）的背景下考察谣言，我们也应该常在群际冲突和威胁的背景下分析谣言，这些都涉及对信任的感知。
进一步拓展这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研究领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了管理层和员工之外，信任在与其他群体（特别是陷入冲突的群体）有关的负面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此前，谣言在群际关系中的作用很少得到系统性研究（如Kakar，2005；Knapp，1944）。除了揭示每一方潜在的恐惧、信念和态度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直接测量对敌对阵营的信任。我们认为，即使控制焦虑和不确定感的影响，不信任与人们对负面谣言的相信和传播之间仍存在密切相关。（此外，更普遍的态度如基本不信任、失范和无力感应该与人们对各种负面谣言的相信和传播有关。）可以使用纵向研究以探究因果关系的方向，与本书第2章的分析相似：是不信任导致了负面谣言的传播，还是负面谣言的传播（通过图式激活或认知失调）导致了不信任？我们推测两个方向的因果关系都存在。我们还推测焦虑和不信任之间也有双向因果关系，不过鉴于将事件归因于恶性意图必然会导致担忧，我们认为不信任导致焦虑的因果关系更强一些。最后，在探究谣言干预的研究中，可以对信任进行实验操纵。信任的提高本身能减少负面谣言的传播。此外，信任的提高也应该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感和焦虑。
要扩展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概念澄清。在我们的纵向研究中，我们测量了对管理层的信任度。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既是正式信源，也是裁员背景下的外群体（逸事性报告和对谣言内容的观察证明了“我们和他们”思维模式的存在）。那么，在外群体和正式信源是不同的实体时（这种情况常见于冲突情境），情况又会如何呢？对每个实体的信任度（如对敌对群体的信任度和对媒体的信任度）都需要得到测量。每一方在负面谣言的产生和生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推测，二者中对于媒体的不信任影响更为严重。
在本书第2章和第8章，我们介绍了一些新的与谣言传播有关的因变量：听到不同谣言的数量、传播不同谣言的数量和传播的可能性（听到的谣言中被传播的比例）。这些测量需要进一步测试和验证。我们建议未来研究使用日记法收集数据，详细记录接收和传递的谣言，并且描述谣言的传播情节。同时，我们也建议将这些变量的自评（自我报告）与他评（朋友和同事的报告）结果进行对比。其他的测量，如谣言出现的不同场合的数量、被传播到的人的数量（Pezzo＆Beckstead，2006）等，都应该得到考量。每一个构念都需要进行概念细化：每一个构念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传播的可能性应该被未来研究采用为谣言传播的标准结果变量，理由如第8章所述。这样得到的研究结果与实验室研究中对行为意图的相似测量（如从0%到100%，你有多大意愿会与同事分享这一信息）在概念上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