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准确性

在第6章和第7章，我们回顾了几个与谣言内容变化、准确性以及谣言变得更准确或不准确的机制有关的问题。我们探讨了谣言内容变化的有关文献，提出磨平（损失细节）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发生在低模糊性的谣言情境中，其中群体只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而添加（增加细节）一般发生在信息高度模糊且重要的情况下，群体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是相互协作的。这一假设应该通过实验来验证，以推翻谣言总是被磨平的这一“科学传说”。关于这个话题的研究正好与社会心理学对在交流行为的背景中理解社会过程的强调相吻合。

关于谣言准确性的基准率，我们呼吁重新在自然条件下对准确性进行研究。随着计算机信息档案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部分实验需要更少的工作量。研究者应该从各种领域收集通过网络传播的谣言，囊括多种情境类型，如高涉入的协作和低涉入、少有讨论的序列传播（与此同时，也可以确定这两种情况出现的相对频率）。收集之后，应确定真实的谣言或谣言元素所占的百分比。当然，如果能测量本书第7章讨论的影响谣言准确性的机制就更好了。这些数据很难以自然、回溯性的方式收集，一系列基于网络的日记类研究可能是在自然环境中收集此类信息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要求受试者记下他们每天遇到的谣言，并每天回答旨在测量认知、动机、情境、群体和网络数据的题目。如果准确性趋势也被记录下来，就可以评估马太准确性效应（准确性趋势的分岔）的影响范围有多广。

第7章中回顾的影响准确性的机制中有很多有待探索和检验的理论命题，我们在这里提出与每类机制相关的一些研究想法。关于认知机制，运用讲者-听者-极端化效应范式——采用序列传播但允许在每个节点上讨论，能够带来很多研究发现（Baron，David，Brunsman，＆Inman，1997）。因为讨论使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更高的精确性，所以准确性也会提高。此外，我们认为焦虑增加了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对现存的认知结构（如刻板印象）的依赖。未来研究可以评估每个受试者的显性或隐性刻板印象水平，然后在执行涉及讲者-听者-极端化效应范式的任务前操纵受试者的焦虑，以此检验上述假设。低焦虑和允许在传播过程中讨论应该都会导致更不极端的判断。当相关的认知结构（如足球运动员刻板印象）通过实验被阈下启动后（如通过速视仪），这一效应会变得尤为明显。

关于准确性的动机机制，首先可以将里昂和鹿岛（Lyons＆Kashima，2001）使用的方法进行扩展，在每一个传播节点都允许讨论。相比于关系增强和自我提升动机，事实寻求动机能提高谣言准确性。其次，对于作为“知情者”或传播谣言以在他人心中留下好的印象这种动机（Sinha，1952），已有研究很少关注。我们推测这个动机对谣言的准确性有很大影响。再者，自我提升动机对谣言准确性（以及谣言内容变化）的影响是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谣言动机部分中列出了一些想法。

关于情境特征，据我们所知，特纳和基利安（R.H.Turner，Killian，1972）提出的高集体兴奋导致更不严格的信息接受规范（尤其是在亲密群体中）的观点没有得到实验研究跟进。此外，群体检查谣言真实性的能力需要得到更清晰的概念化和测量。这项工作的一个目标是可靠地测量群体的检查能力，并在任一给定的谣言情节中，在群体检查能力与整体的谣言准确性之间建立关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检查能力相较于反准确动机孰强孰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群体具有高检查谣言真实性的能力，但群体成员有强烈的动机去相信或不相信谣言，那么这时谣言有多准确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适合实验研究。我们认为当这种冲突发生时，群体检查真实性的能力会战胜动机。因此，即使群体强烈希望一些明显虚假的谣言是真实的，这些谣言也不可能长久存在。我们认为在谣言可以被客观地检查的情况下，即使是关系增强和自我提升动机也都会服务于准确性，因为传递真实信息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规则。这个研究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之前讨论的，许多麻烦的谣言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产生：人们处于冲突中，有强烈的动机去相信有关敌对群体最坏的消息。

关于群体机制，将从众研究应用到谣言现象中似乎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在什么情况下，一则未经证实的信息的传播不再是意义建构活动，而成为一种影响力手段？什么时候接受谣言成为一种要求？更具体来说，那些众所周知的影响从众的因素（如全体一致、公众投票、群体凝聚力、低自我监控、群体大小）如何影响对谣言的接受？这类研究将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种族化叙事”（Maines，1999）不仅是一套在群体内流传的共同信念，也是强制性的。第二个群体机制——文化正在见证社会心理学的复兴。里昂和鹿岛（Lyons＆Kashima，2001）发现，在序列传播中，文化能预示谣言的内容变化。涩谷保（Shibutani，1966）提出谣言受“文化锚定”，其程度究竟如何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更清晰地概念化和测量我们所说的“文化锚定”。这个问题最好在跨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如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进行探讨。例如，巴伦等人（Baronet al.，1997）在讲者-听者-极端化效应研究中使用了醉酒足球运动员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受试者（相比于美国受试者）中传播时，会更多包含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主题吗？

最后，对于网络机制的研究肯定是当前最有前景的谣言准确性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巴克纳（Buckner，1965）提出的群体取向和MI概念中获益匪浅。研究者可以先细化这些概念，然后系统地检验巴克纳和我们提出的关于它们如何影响准确性的假设。在这一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中最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之一，是网络传播架构，即信息流动的网络结构如何影响谣言的准确性。在第7章中，我们首先提出在不同的传播架构中，信息联络人的影响力不同：相比于MI传播架构，联络人在序列传播和集群传播中有更强的影响力。这一假设可以这样检验：实验操纵网络传播架构，并记录每个传播节点上的内容变化。在MI条件下，联络人对内容的影响更小。

其次，巴克纳提出，相比于其他架构，MI加快了谣言变化的速度，但其变化方向朝向还是远离准确性受到群体取向的调节。例如，相比于受关系增强动机驱动的群体，受准确性动机驱动的群体能产生更准确的谣言；并且相比于序列或集群传播架构，MI能更快地产生高准确性的谣言。而受关系增强动机驱动的群体产生的谣言准确性更低；并且相比于序列传播或集群传播，MI能更快产生这些低准确性的谣言。这个想法还没有得到实证检验。未来研究也可以对我们提出的这些假设背后的机制进行调查：相比于序列传播和集群传播，MI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检查的机会（既包括不同信源间的交叉检查——如C听到来自A和B的两个不同版本的谣言，也包括对精确性的检查——如C与A讨论以确认C没有听错）。MI似乎能提供更大的群体力量，如服从、文化和由群体兴奋激起的认知偏差，特别是在检查能力较弱的情境中。

上面已经讨论了信息流动的架构——MI、序列传播和集群传播如何影响谣言的准确性，我们将这些架构称为网络传播架构。然而，这些结构显然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网络语境中，而这些社会网络本身具备不同的结构形态，因此我们将网络称为社会空间结构。我们在其他地方回顾了社会空间结构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推移影响谣言传播（DiFonzo＆Bordia，出版中）。以下举三个社会空间结构的例子：在通常的环形（torus）结构中，每个个体在二维均匀分布的网格中，与最接近的四位“邻居”——东、南、西、北紧密相连。当与个体相连的四个“邻居”在同一条线上，左右各有两个时，我们称这种结构为带状（ribbon）结构。当与一个个体相连的人们彼此也相连时，典型的家族（family）结构便出现了，进而形成社区。这些概念与准确性研究很有关联，理论家和研究者可以调查网络传播架构如何与社会空间结构相联系。社会空间结构似乎会影响甚至限制某些网络传播结构。例如，鉴于家族结构倾向于导致社区中的互动，我们推测相比于带状结构，MI更有可能发生在家族结构中。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空间结构如何影响谣言准确性的空间分布？我们推测准确和不准确的谣言更有可能发生在“成丛”的社会空间结构中，如家族结构（关于随时间推移谣言空间分布的相关假设见DiFonzo＆Bordia，出版中）。这是一个很有潜力、尚未得到开发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