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详细说明基于前文中的讨论，尤其是巴克纳（Buckner，1965）的框架得出的假设，并报告检验这些假设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关注与群体倾向有关的因素。我们假设具有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群体中的谣言应该更准确，反之，具有无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群体中的谣言应该更不准确。因为巴克纳没有详细说明批判力集合倾向变量间可能存在怎样的交互作用，我们也没有提出关于批判力集合变量的可能组合（例如，有检查能力但不具有已确立的传播渠道的群体）的假设。我们也假设群体倾向变量会对MI与准确性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1996年现场访谈
我们运用1996年现场访谈（在第6章中有所描述）的数据来探究假设的第一部分，并收集关于谣言准确性和群体倾向的定量数据。这些数据只被运用于质性分析（因为样本量少），并作为访谈中更深层次讨论的基础。我们要求受试者估计谣言（或谣言变体）中真实的比例（准确性比例如表6-3所示），以此来确定谣言的准确性。群体倾向属性通过一系列问题探究，这些问题描述了各个倾向属性，并询问受试者在他们所描述的谣言事件中每一个倾向属性的典型程度如何。所有的属性都改编自巴克纳（Buckner，1965）并在展示7-1中列出。在每一个条目后，我们都询问受试者一个开放性问题，即“是什么让你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为了依据可观察的事件来评估受试者的回答。
质性结果符合批判力集合倾向与谣言准确性相联系的假设。有一个案例体现了“缺乏批判力集合倾向”：某组织的董事长被传谣称其秘密为政府情报机构服务，这个组织的成员被评价为不了解这个谣言主题，不熟悉这种类型的谣言情况，并且不是已确立的互动网络中的一员。此外，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感到一种想要相信或不相信谣言的情感需求，并且处于一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因此检查无法发生）。与其他的谣言情节相比，这一组织中的谣言持续时间更长，并且始终是严重失真的（40%的谣言是虚假的）。
其他一些案例证明了有批判力集合倾向的群体能有效识别谣言真实性。例如，有一则谣言称母公司有意出售一家子公司，这则谣言在子公司员工间不断流传、循环时，最终变得更为准确。在这个案例中，组织成员以往已经面对过这类的谣言（这则谣言是关于一系列公司重组中最近发生的重组），并且如巴克纳（Buckner，1965）的例子中的新闻工作者一样，他们熟悉这类谣言可能出现的情况。
另一个案例也说明了群体利用谣言来获得事实的力量。在导致整个操作中心关闭以及几百名员工重新安置的大型重组的消息宣布之前，员工们热衷于收集谣言信息，并不断在组织中传播谣言。谣言的准确性不断增加，甚至使得最终正式宣布的消息显得多余。员工的“知情需要”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泄露大概就因此发生。一位到访操作中心的经理回忆道：“遇到了很多问自己的问题。”她不能给予任何信息，但她对谣言在集体推理中的有效使用感到惊讶。
例如，有人意识到领导并不会填补职位空缺，但实际上员工数量越来越多。这说不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并且人们将这部分信息与另一部分信息结合起来——有点类似于彼此之间大声对话，然后他们开始说道：“天啊，这样就能说通了！”
另一位经理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将“拼图碎片”拼合在一起。用巴克纳的术语来说，这个群体由稳定的传播渠道构成，其中每个成员的可靠性都被人们知晓。MI可能增强了群体产生准确谣言的能力。
学生谣言调查2
第6章中描述的学生谣言调查2的数据也被用来检验我们的假设。群体倾向变量是群体怀疑性和传播渠道确立性。[1]我们运用分层调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moderated regression analysis）来分别测量怀疑性和渠道确立性对于MI和准确性的关系的调节作用。表7-2呈现了分析的结果，表明怀疑性在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模型中都能预测谣言的准确性。总体上，怀疑性更高的群体倾向于产生更准确的谣言。除此之外，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怀疑性在MI和准确性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可以从图7-1中的回归直线斜率看出。[2]在怀疑性较高的群体中，准确性随着MI评分的提高而提高，更多的互动和信息循环带来更高的准确性。在怀疑性较低的群体中，准确性并不随MI评分的提高而提高。渠道确立性在主效应和调节模型中也都能预测谣言的准确性。但与假设相反，渠道确立性在MI和准确性的关系中未起到调节作用。
总而言之，这些探索性结果部分支持了怀疑性等群体倾向变量的调节作用。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应该对群体倾向变量和MI变量进行更明确的概念化和操作化。
表7-2 预测谣言准确性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注：MI=多重互动。^p＜0.10，*p＜0.05，**p＜0.01，***p＜0.001。
图7-1 低、中、高怀疑性样本的回归直线的计算斜率（预测变量：多重互动；结果变量：准确性）
[1] 我们以8点量表形式询问受试者附录2A中的问题22，并反向计分以获得群体怀疑性评分；询问受试者附录6A中的问题16以获得传播渠道确立性评分。MI评分是附录6A中条目14（互动）和条目15（循环）得分的均值。
[2] 这些斜率是以表7-2中的调节模型回归系数在不同的调节变量（怀疑性）值下计算得出（Aiken＆West，1991），用于反映高或低怀疑性的值分别为样本均值以上1SD和以下1SD。
对组织谣言的启示
我们推测前文中提及的影响准确性的机制也常在组织情境中发挥作用。首先，在信息仅仅被传递（例如，“我今天听说老板的老婆怀孕了”）的谣言情境中，注意窄化和记忆限制可能会使信息传播失真。不过，这种失真可能被简单的互动通过重复信息和反馈而抵消。在意义建构的情境中（例如，“我听说我们部门会被裁员，你听说了什么消息”），组织成员更可能有寻求准确性的动机，对谣言主题有较多了解（例如部门的盈利能力），并且对信息进行检查（例如利用从知情的信源中泄露的消息）。这些特征都使谣言倾向于准确。当传播网络是确立的而不是新异的，以及当群体规范倾向于怀疑时，谣言准确性也会更高。再者，结果与人们高度相关的谣言（例如关于裁员的谣言）更有可能进入多重互动，尤其是在紧密的网络中。在这种情况下，MI会促进准确性。
到此为止，我们更新、探索、扩展了谣言研究中几个受到持久关注的主题：谣言概念、影响、传播、相信、意义建构以及准确性。我们根据在各种不同情境下进行的研究对这些主题进行了讨论。在此后两章中，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两个最常见于组织环境的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个是信任，第二个是谣言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