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机制指的是传播谣言的社会实体的一些方面，尤其是那些与群体认同、规范和影响相关联的过程。这些过程中，与谣言准确性关联最紧密的包括从众（conformity）、文化（culture）和群体认知规范（group epistemic norms）。
从众
共识一旦形成，对从众的要求便会出现（Festinger et al.，1948；Firth，1956；R.H.Tuner＆Killian，1972）。为了确定哪个犯人是监狱里的告密者，就像谣言建构过程中一样，犯人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对假设的来源进行了检查。可是一旦一个假设被接受，那么数据将被重组，对从众的要求出现（?ckerstr?m，1988）。相似地，如果相比于其他定义，一些群体成员更同意对情境的某种定义，那么提出其他的建议将会变得困难（例如，当人群中有人大喊“警察打人”时；Tuner＆Killian，1972）。当群体中一致的观点不正确时，谣言的不准确性将持续存在。
文化
涩谷保（Shibutani，1966）指出，尽管人们在审慎和即兴传谣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批判能力，但新兴的谣言往往在谣言受众看来是合理的，因此它们往往与文化公理相契合。因此，群体偏见也会部分影响谣言内容。为了契合谣言的中心主题，一些信息被生成、扭曲或忽视。普拉萨德（Prasad，1950）对1934年和1000年前的印度地震中的谣言以及其他国家的地震谣言进行了分类。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这些谣言中存在共同的内容和主题。他认为这种共性不会来自个体对“情结”（complexes；p.129）、情绪压力（emotional press）或原型（archetypes）的投射。相反，他认为这种共性来自地震情境中人们共同的“态度”（p.129）——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化传统。谣言建构就像完成填图任务，画作由态度所引导。在地震情境中，导致地震的原因是未知的，基于“群体特有的传统和文化遗产”（p.7）的推测得到采纳。这些共同的文化态度解释了谣言内容。例如，地震发生的原因是行星排列和喜马拉雅神的愤怒。文化不仅对未受教育的人群造成影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接受这些谣言。
因此，谣言内容至少部分与群体信念相关联，因为社会表征（对于某个话题的集体理解）与群体信念联系在一起（Lorenzi-Cioldi＆Clémence，2001）。组织文化影响个体图式，进而影响个体意义建构的过程（S.G.Harris，1994），因而影响谣言内容的建构。涩谷保（Shibutani，1966）认为怀疑者并非不受文化的影响：在审慎的谣言建构活动中，谣言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以说服怀疑者。例如，谣言中可能会引用权威信息，可能会符合群体的“利益、情感和信念”（p.85）。大量文献证明了文化对于谣言的影响。克诺夫（Knopf，1975）认为谣言内容是受到文化约束的种族敌意的具体化。卡普费雷（Kapferer，1989）指出谣言内容是集体共享但压抑的恐惧和信念的表达。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指出“所有谣言都受到文化同化的影响”（p.157）。他们认为谣言在群体中传播时会失去个体化的特征，更接近广泛的文化观念和常见的语词（即它们变得“俗成化”）。他们也指出，谣言会被扩展得更加复杂，以与文化框架保持一致。例如，在巴特利特（Bartlett，1932）的ST研究中，印度受试者倾向于为故事加入一个符合印度寓言的寓意。
群体认知规范
关于怎样的证据可被接受的群体规范与文化紧密相连，有理论认为这种群体规范与准确性有关。巴克纳（Buckner，1965）认为“缺乏证据标准”（p.57）的群体更难取得准确的谣言假设。相反，具有怀疑特质的群体希望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我们发现了支持巴克纳的观点的相关性证据（DiFonzo＆Bordia，2002a）：相比于具有易受骗特质的公关人员群体，具有怀疑特质的公关人员群体中容易出现更为准确的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