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特点指对谣言准确性有所影响的外在条件和环境。这些特点包括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检查能力（capacity to check）和时间（time）。
高集体兴奋
我们已经讨论了个体的特质和状态焦虑会加剧抑制准确性的认知过程。集体兴奋，即许多或全部个体都很焦虑的情境，可能通过增强暗示感受性（感知扭曲）和降低批判能力来增强焦虑对谣言准确性的影响。例如，“群体研磨”（crowd milling）可能会催化焦躁的个体变成兴奋的暴民，根据不准确的谣言立即采取行动（R.H.Tuner＆Killian，1972）。辛哈（Sinha，1952）观察到山崩灾难后的群体暗示感受性因为人们高度的焦虑而变得更高：人们放弃了他们的批判性意识，不仔细检查谣言，也没有验证的欲望。涩谷保（Shibutani，1966）提出焦虑导致的两种谣言考虑模式：“审慎”（deliberative，在对新闻的需要有中等程度的不满足，集体兴奋较温和，并且谣言建构发生在评判性评估当中时出现）和“即兴”（extemporaneous，在集体兴奋极高的情况下，谣言建构成为一种行为传染）。莫斯纳和格宗（Mausner＆Gezon，1967）提供了一个即兴谣言建构的例子：人们听说某小学的女孩中暴发了阴道淋病（在173名女孩中只有3个女孩得了这种病，但许多女孩都表现了某些症状），没有事实根据的恐惧导致该小学暂时关闭。这则谣言提供了行为传染的例证，因为其中有高集体兴奋与高暗示感受性。
高集体兴奋也可能导致较不严谨的谣言核实规则。紧急情况下，正式传播渠道关闭以后，临时的、不稳定的非正式传播网络就会形成。评价信息、决定行为的新规范可能出现：“这是大家都在谈论的！”（R.H.Tuner＆Killian，1972，p.32）较不严谨的谣言核实规则在亲密群体中得以加强，而不是在促进传播的情境（如人们对他人高度敏感的群体）中。不过，人们对他人的高度敏感也可能来自已经存在的群体纽带的影响。这种“有组织”的群体相比于“无组织”的群体，在恐惧情况（如烟雾笼罩整个房间）下产生群体规范速度更快，群体规范更强。有组织的群体表现得更为恐惧，并且反应更为迅速（Tuner＆Killian，1971，pp.38-41）。
检查能力
当有准确性动机时，人们会努力试图检查信息的准确性。当人们能够检查时，谣言准确性就会提高（Shibutani，1966）。在卡普洛（Caplow，1947）对军事谣言的研究中，谣言是准确的，这部分是因为军事人员可以向上级询问谣言的真实性（上级可以确认谣言是虚假的）。在人们审慎考量谣言的情境下，他们会努力检查信息的准确性。例如，人们在一次研究生工作人员罢工中给谣言中心打电话，以确认谣言的真实性。这个中心成为外部信息的新来源，以此压制了许多不准确谣言（Weinberg＆Eich，1978）。即使是在灾难期间，人们也会检查谣言信源的质量。例如，新泽西州杰维斯港（Port Jervis）的居民听到水库将要溃坝的谣言，但是在消防部门传播这些谣言之后人们才选择离开居住地——消防部门是一个权威信源（R.H.Tuner，1964）。
在很多情况下，准确性检查无法进行，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无讨论的ST就是谣言检验受限的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目击者的错误感知被过度信任。罗森伯格（Rosenberg，1967）描述了一则从一开始就不准确的新闻，因为报纸在引用这则新闻的时候没有检查它的准确性。同样地，报纸也未能核查有关卡特里娜飓风灾难后混乱状态的谣言的准确性（Dwyer＆Drew，2005）。难以或不能检查谣言准确性的第三种情况是信息由新传播渠道传播。在一场灾难性地震后，常规传播渠道被毁坏，此时会出现夸大与捏造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被核查（Prasad，1935）。类似地，正在经历人员变动的军事部队中最初会出现一系列不准确的谣言，直至更多的常规传播路径被重建（Caplow，1947）。
谣言检验受限的第四种情况是在信息可以被检验前，人们感到迫切需要采取行动（Prasad，1935；Shibutani，1966）。因为如果谣言最终被证明为真，那么花时间检验谣言的真实性将带来极其负面的后果，所以在时间上的延迟将带来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人们可能选择继续传播不准确的谣言。例如，为了提醒朋友注意一个计算机病毒（只能通过出现一个泰迪熊图标以识别）是否已经感染了整台计算机，并且沿着地址栏上的地址信息传播出去（“JDBGMGE.EXE”，2002；也见于Weenig，Groenenboom，＆Wilke，2001），一个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如果这则谣言是真实的，迅速传播就能避免病毒对朋友计算机的损害（我们关心的朋友会把这则虚假的谣言传递下去，因为他们也感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第2章描述的前灯恶作剧中，谣言快速传播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几乎所有我们采访过的研究生和教职人员都会马上向他们的朋友或所爱之人传播该谣言，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感到只有迅速采取行动才能阻止暴力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两个例子中，在对恶作剧谣言非常怀疑的人——学院心理学家中也会得到传播。
谣言检验受限的第五种情况是人们不能获得任何确切的信息（Buckner，1965）。保姆谋杀案谣言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警察秘密进行对此案的调查而没有公布信息（Peterson＆Gist，1951）。即使人们能够获取确认信息，谣言准确也需要以人们信任准确信源为前提（Tuner＆Killian，1972）。例如，有关肯尼迪总统之死的谣言在不信任政府当局和沃伦报告（Warren Report）的人群中持续存在。不过，关于宝洁公司捐助撒旦教会的虚假谣言被一本名为《真相工具包》（Truth Kits）的出版物成功压制。这本出版物中包含了葛培理（Billy Graham）等被人们信任的宗教领袖的声明，指出这则谣言是虚假的（Green，1984；Koenig，1985）。
检查谣言的能力也可能受限于谣言参与者与有效信源的接近程度。对于12则预先散布的谣言，参与者报告的版本的准确性与原始信源接近程度成反比。第一手获知谣言的员工报告的谣言版本比第二、第三手获知谣言的员工更准确（Walton，1961）。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注意到，之所以有一些二手信息较为准确，是因为在谣言传播链条中有人接触到了一手信息，参与者有追求准确的动机，或者参与者有机会验证谣言。
与一个群体检查信源有效性的能力密切相关的，是该群体内部通过比较谣言来检查信息一致性的能力。假设谣言中真实的部分会更多地出现，那么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谣言，就能成功地推断出谣言的准确性。例如，十几个参与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回忆了他们1950年在老根里村（the village of No Gun Ri）中如何杀害大约300名韩国平民（Cole，Hanley，＆Mendoza，1999）。他们的描述只在细节上有区别，通过保留这些解释的共同部分，新闻从业者得以准确地重构该事件。如果一则谣言在某个群体内被不断地循环，那么这种谣言的比较就可以实现（Buckner，1965；DiFonzo＆Bordia，2002a）。
时间
与时间这一情景因素相关的研究发现并不统一。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时真实的谣言就会浮出水面。例如，在卡普洛（Caplow，1947）的军事谣言研究中，谣言持续存在而不消失与准确性存在关联。然而，赫尔歇（Hershey）发现谣言的持续存在与准确性之间并没有关联（引自Hellweg，1987，p.217）。巴克纳（Bucker，1965）提出，对于有追求准确性的能力与动机的群体而言，时间会说明一切。在这类群体中，不准确谣言在产生阶段一开始会激增（R.H.Tuner，1964），但是，正如我们在1996年现场研究中看到的那样，虚假谣言被迅速地舍弃。然而，对那些既不热衷也没有能力追求准确性的群体来说，时间的流逝会带来更多的不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