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准确性的动机机制指的是涉及谣言的人际互动的目标，即谣言传播者试图达到的目标。如第3章所述，动机机制包括准确性、关系增强和自我提升三种动机。
准确性
人们常常有准确把控事实情境的动机，请回想第3章介绍的事实寻求动机。对话的内隐规则之一即传递可靠的信息（Grice，1975；Higgins，1981）。例如，当焦虑程度不高，并且参与者试图“现实地”定义某个事件时，那么准确性是“主要考虑因素”（Shibutani，1966，pp.72-76）。在这些情况下，群体会检查信息的可信程度并对假设进行检验。当群体有合适的资源来寻求事实时，上述努力便会成功：“当准确性对于参与实验的人来说是重要的时，任何形式的失真都很少出现。”（Shibutani，1966，p.92）
准确性动机（以及后续的假设检验和诊断性信息的凸显）随主题的重要性增加而增强。当虚假信息带来的代价很高时，人们便会寻求准确性。同样，当代价很高时，人们会更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判别，更谨慎地根据有效信息来得出结论。这种对于准确性的谨慎关注甚至出现在ST研究中：海厄姆（Higham，1951）发现自我卷入（ego-evolved）的受试者（对他们而言信息主题是重要的）对细节的磨平程度会低于对照组。
当人们对其言论负有责任的时候，准确性动机也会增加。散布小道消息的人关心他们在既有关系网络中的声誉，而或许不在乎在陌生人中的声誉（Shibutani，1966）。这意味着，在由既有关系网络构成的小道消息网络中，人们更追求准确性。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指出，相比于没有听众，面对听众的ST传播会带来谣言内容更多的磨平，他们认为这是源于准确性动机：人们只会传递那些他们确定的信息。约翰·阿恩特（Johan Arndt，1967）有类似的发现，即在口头传播中的信息扭曲程度取决于人们评估信息的能力以及“精确传播得到的奖励”（p.65）。阿恩特推测在有关产品的谣言中，“口头传播的接收者会去购买这款产品并进而检查信息的准确性，对此的认识似乎会阻止对信息的极端夸大。毕竟，传播者正在拿自己作为一个可靠信源的名声来做赌注。”（p.66）
关系增强
如第3章指出的，人们常常有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动机。这种动机常常表现为人们倾向于说可能使倾听者感觉良好的话语，而不是分享一则破坏倾听者心情的谣言。这就是已经讨论过的不愉快信息最小化效应（Tesser＆Rosen，1975）。商学院学生拒绝传播消极谣言（相比于积极谣言），因为这类谣言可能会为接收者带来消极情感（Kamins，Folkes＆Perner，1997）。这样的选择性谣言传播导致只有社会接纳的、增强个体与内群体的关系（这里关系增强动机与自我提升动机共同发挥作用，后者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的谣言得以“生存”，因而使谣言内容不准确。不过，如我们在第3章中罗切斯特理工学院（RIT）-罗切斯特大学（UofR）的研究中所讨论的，当人们希望维持亲密的或长期的人际关系时，这种关系增强的动机可能会指向准确性动机，即人们试图传递准确信息以维持自身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增强与准确性目标两者重合。
关系增强同样表现为希望在他人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印象。科学家致力于建构理论（Kuhn，1996）；谣言传播者同样致力于建构谣言。人们希望成为知情者（in the know），以管理和增强良好的印象，但这可能对谣言内容造成影响。知情者可能会抵制使他们提出的关于现实情况的看法失去权威性的谣言修订。特纳和基利安（R.H.Turner＆Killian，1972）在一则谣言中观察到上述抵制作用。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座发现一具男尸，这名男子的实际死因是酒精中毒。首先找到尸体的人是知情者，但他们拒绝承认死因为酒精中毒。保姆谋杀案谣言（Peterson＆Gist，1951）传播者也对谣言进行了修订，以提高他们自己的声望。相似地，夸大（如“整个家族都灭亡了”）与戏剧化（如“一座房子滚下来”）的描述也出现在与大型山崩相关的谣言中（Sinha，1952）。为什么呢？辛哈指出，在实验室中，传播者带有准确性动机，但是在现场，人们传谣部分是为了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就是说，人们分享故事一部分是为了消遣。所以，谣言文本可能由于传谣者试图强化或维持其在他人心目中建立的形象而“抵制”朝向准确的变化（Arndt，1967），尤其在情况不明确的情境中。
关系增强动机的另一个方面更偏向认知：尽管传播的内隐规则是传递准确、真实的信息，但是这或许会与传播连贯信息的目标发生冲突，后者是指对倾听者而言可理解的、貌似有道理的以及可接受的信息（Ruscher，2001）。人们对“一个简洁的故事”（p.68）的兴趣或许会导致他们舍弃那些与刻板印象相矛盾的素材。彼得森和吉斯特（Peterson＆Gist，1951）对一则关于保姆谋杀案的谣言发生的“滚雪球”现象做出了这样的动机性解释：传播者选择性强调或不强调谣言的某些部分，根据他们的信念挑选出可能发生的细节，以使谣言变得更为可信。涩谷保（Shibutani，1966）也指出，即使是出于准确性动机的谣言内容也倾向于符合“公众预设”（p.86）。通过连贯性而增强关系的动机可能更多出现在群体无法确认事实的情况中；在保姆谋杀案和山崩事件中，谣言群体并没有可靠的证据。
自我提升
我们在第3章也讨论过自我提升动机。自我提升是指个体防御自我感知受到的威胁和维持自尊的需要。自我提升动机发挥作用的方式之一是确保符合个体既有信念和态度的谣言的传播。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指出，谣言“巩固已有的态度，而非形成新的态度”（p.182）。奥尔波特和莱普金（F.H.Allport＆Lepkin，1945）发现，在“二战”中反对罗斯福行政的人更容易相信和传播关于浪费与特权的谣言（见第4章）。换言之，谣言内容可能发生变化，以证明现有信念的合理性。这是一个相对较“冷”（认知性）的过程。
自我提升动机发挥作用的另一个较“热”（情绪性）的途径是提高谣言与现存未完成的心愿、偏见、怀疑和欲望相符合的程度，尤其是在人们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中（Shibutani，1966）。谣言失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在每个传播节点压抑的冲动的投射。这类研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荣格（Jung，1910/1960）对于女子学校中一则关于师生不正当关系谣言的分析。该谣言代表了幻想的愿望（wish-fantasy）。通过投射机制，谣言表达了内在的情绪张力（即缓解、证实或解释焦虑情绪；Wilkie，1986）。例如，罗温伯格（Lowenberg，1943）指出精神病人会表达出对被毒害的恐惧。在国家危机时期，“普通人”身边也流行有关大规模毒害的谣言。他总结道，如精神病人的情况一样，关于大规模毒害的谣言是公众的震惊与恐惧的投射。为什么是毒害呢？罗温伯格指出，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在童年断奶期，震惊和恐惧与口唇区域产生关联。用现在的话说，孩子在他们这段时期内遇到的疾病与不适和摄取新类型的食物之间建立起了虚假关联。成年人在危机中的焦虑感使得这种早期关联再次被激活，甚至正常的成年人也会相信大规模毒害的谣言。更广泛地说，另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安布罗西尼（Ambrosini，1983）指出谣言将内心的焦虑投射到外部的物体上。同样，谣言也被理解为焦虑通过认知失调机制的合理化（Festinger，1957；Prasad，1950；R.H.Tuner＆Killian，1972）。失调是由矛盾的态度或行为所引发的心理紧张，例如“我感到焦虑，但却不知因为何事”。在更高的意识层面上，谣言失真部分取决于个体希望或期望什么是真实的（Tuner＆Killian，1972）。例如，当有学生突然退学时，其朋友们倾向于传递关于该事件正面的而非负面的谣言；非朋友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Schachter＆Burdick，1955）。
自我提升动机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产生贬损外群体进而提升内群体声望的谣言内容。一则描绘了“他们”的消极特征的谣言会让我们对“我们”感觉更为良好——而且，这种作用会延伸到“我”身上。前文提到的卡明斯等人（Kamins et al.，1997）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MBA学生更愿意传播对竞争学校不利的谣言（排名下降），而不愿意传播竞争学校排名上升的谣言。第3章中提及的RIT-UofR研究大体上也重复了这个结论：当谣言接收者为内群体成员而谣言对象是外群体时，大体上负面的谣言比正面的谣言更容易被人们传播（注：t（45）=1.56，p1-tailed=0.06。）（见图3-4）。相似地，关于暴力行为和邪恶的谣言通常会将行凶者描绘为外群体成员。例如，特纳（P.A.Tuner，1993）记录了在非裔和高加索人社群中传播的谣言，发现两个社群中都有对方是食人族的谣言流传。自我提升动机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听到大量的群体敌意谣言（即对外群体抱有憎恨或敌对情绪的谣言），但是很少听到关于内群体的负面或批评性谣言。总而言之，证据表明人们更愿意传播关于外群体的负面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