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准确性的认知机制指的是与信息加工相关的过程，包括注意窄化（narrowing of attention）、记忆限制（memory limit）以及知觉偏差（perceptual bias）。
注意窄化
一个听到序列传播的谣言并且未进行讨论的人会出现认知窄化，这会导致系统性的谣言失真，进而导致谣言不准确。关于印象形成中讲者-听者-极端化效应（teller-listener-extremity effect）的研究与此相关。在这些研究中，受试者们连续地传播（当中没有讨论）一则有关某人做出不当行为的信息（一名足球运动员发生醉酒驾驶事故）。讲者听到中心陈述（central statements，如一名足球运动员醉酒驾驶）以及缓和信息（mitigating information，如他不知道有人偷偷在他的杯中加入了烈酒）。相比于听到重述故事的听者，那些有第一手信息的讲者对该运动员行为严重性的评分没有那么极端。为什么听者会倾向于更严格地评判该运动员的行为？因为讲者的陈述是“不连贯的、时间线上杂乱的和不完整的”（R.S.Baron，David，Brunsman＆Inman，1997，p.827）。巴伦等人（Baron et al.，1997）提出，讲者的不连贯叙述使得听者难以加工，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而使得听者忽略缓和信息，从而导致听者产生更极端的判断。巴伦等人收集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他们证明，如果受试者在听信息时受到白噪声的干扰，那么上述效应将更为明显（白噪声减少了听者的注意力资源）。
注意窄化效应在谣言最初的讲述中似乎尤为明显——同样是在没有讨论的ST情境中。与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的ST磨平曲线相一致，巴伦等人（Baron et al.，1997，研究1）在谣言第1～2代的传播过程中成功重复了讲者-听者-极端化效应，却没有在谣言第2～3代的传播过程中成功重复。他们认为在第2～3代的传播过程中事件数量更少（因为之前发生了遗漏），所以人们能够对缓和信息给予一些注意。
巴伦等人也推测焦虑会加剧注意窄化效应。与这一观点相一致，艾利斯和赞纳（Ellis＆Zanna，1990）的研究显示，唤醒（arousal）窄化了注意范围，仅聚焦于凸显的刺激，从而增强了凸显信息对于因果归因的影响作用。由于焦虑与唤醒有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在谣言建构过程中，焦虑可能导致人们关注情境的凸显部分（如行为动作而不是情境性因素）。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相较于没有听众，面对听众的无讨论ST会导致谣言内容发生更多的磨平。虽然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把这个结果归因于面对听众时人们更为强烈的准确性寻求动机（受试者只传递了他们所确信的信息），但焦虑和注意窄化也是很有道理的解释。
因此，在无讨论的ST情境中，注意窄化似乎导致了以强调凸显信息或中心信息为特点的不准确。通常情况下，这种不准确信息关注行为动作而非情境限制。焦虑与唤醒可能会增强这种效应。
记忆限制
记忆限制会导致无讨论ST情境中的谣言参与者磨平部分细节，如原始信息包含20个细节，最后只能回忆起其中5个（G.W.Allport＆Postman，1947b）。这些细节的“磨平”并非随机，那些较难被编码或检索的细节会被舍弃。例如，专有名词或头衔几乎总是被删除（也见Bartlett，1932）。不过，“古怪的、稀奇的用词”（如“一个男人在告诫一个行窃的男孩”；Allport＆Postman，1947b，p.89）更可能被人们回忆起来。与运动（如“有一个窗户上放置了三个花盆，其中一个花盆掉落下来”，p.95）和规模（如“大型仓库”，p.96）相关的信息也能够被人们回忆起来，可能因为这些信息比较栩栩如生，因此更容易进行编码。奥尔波特和波兹曼也注意到在ST情境中，当要求受试者尽可能准确地回忆信息时，他们更倾向于把信息磨平为易于记忆的语句。因此，在无讨论的ST情境中，记忆自身的限制与偏差会导致以强调凸显信息或易于记忆的信息为特点的不准确。
知觉偏差
激发倾听者诸如刻板印象和图式的认知结构，可能会导致对后续刺激的选择性知觉与随和解释，以符合所激发的认知结构（Sediides＆Anderson，1992），这会导致谣言朝向已有认知结构的失真，通常也称为同化（G.W.Allport＆Postman，1947b）。特罗普和利伯曼（Trope＆Liberman，1996）指出了社会假设检验中的这种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人们一旦形成一种假设，就会有一种限制注意和信息加工的倾向。这种假设为证据提供了框架，人们倾向于寻找和他们自身所持假设相符合的证据。例如，有虚假谣言说负责社区社交活动的社区工作人员是共产主义者。由于关于美国共产主义威胁的新闻媒体报道迅速增加，这一谣言获得了合理性（Festinger et al.，1948）。这则共产主义谣言在两周的时间内被人们详细叙述，并且其他信息被重新诠释以符合该谣言（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现辟谣）。集体行为中的一个类似的现象被称为“符号化”（symbolization；R.H.Turner＆Killian，1972）。符号化是一种人群对情境进行选择性定义的方式，其中人们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将紧张感和行动集中于一个对象上，就像对待“替罪羊”一样。例如“白人教授A和B支持（人权）静坐抗议”这一陈述倾向于选择并强调指向“这些教授对静坐抗议确实负有什么责任”的证据。类似地，有人在披头士乐队的专辑封面上找到支持保罗·麦卡特尼死亡这一虚假谣言的“证据”：保罗没有穿鞋子，在英国，死者被埋葬时也不穿鞋子（Rosnow，1991）。
知觉偏差在种族谣言的形成与维持中的作用广为人知（Bird，1979；R.H.Knapp，1944；P.A.Turner，1993）。奥尔波特和波兹曼在1947年记录的刻板印象至今仍有影响。他们认为，作为一些谣言特征的刻板印象是许多观点的简单压缩，或者可以用一个更为现代的认知术语——“组块化”（chunking）来描述。我们当中的一员（迪方佐）定期要求学生匿名列出他们听说过的关于其他人种的谣言，这类谣言总是符合刻板印象。种族谣言似乎常发生变异，以反映谣言群体中的种族刻板印象（Maines，1999）。在非裔美国人社群中不断流传的谣言（如一个男孩在一家商场的厕所内被伤害）所指定的行凶者常是白人；在白人社群中流传的相似谣言所指定的行凶者常是黑人（M.Rosenthal，1971）。刻板印象不仅影响对证据的解释，也导致过早停止证据的收集（Trope＆Liberman，1996）。当然，在对个体或事件进行解释时依赖刻板印象可能导致不准确。焦虑似乎会增强人们对认知结构的依赖。在人际沟通情境中，古迪孔斯特（Gudykunst，1995）提出，当一个人对另一个陌生人进行判断时，高焦虑将使前者依赖刻板印象。在我们对高级公关人员回忆的谣言事件的调查中，焦虑和谣言与群体偏见之间的一致性有所关联（DiFonzo＆Bordia，2002a）。因此，焦虑似乎能提高对激活的认知框架（尤其是刻板印象）的依赖程度。
在验证假设时，这些知觉偏差有时候会导致错误的确认，但是有证据指出人们能认识到证据的诊断性（diagnosticity）（Trope＆Liberman，1996）。例如，卡普洛（Caplow，1947）观察到谣言中有时会加入界定谣言真实的可能性的陈述（如“这可能不是真实的……”）。我们注意到，知觉偏差既出现在ST实验研究中（G.W.Allport＆Postman，1947b；Lyons＆Kashima，2001），也出现在人们并不了解太多信息（Festinger et al.，1948）或不相信正式信源（P.A.Turner，1993）的现场研究中。个体产生偏向激活的图式的谣言或使谣言更偏向激活的图式的倾向，可能被情境和群体过程增强或抑制（随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