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关于高模糊性与高关注度谣言情节的现场研究显示，人们会向谣言中添加新的内容，而不是把它磨平（Peterson，未出版，引自De Fleur，1962；Peterson＆Gist，1951；Schachter＆Burdick，1955）。彼得森和吉斯特（Peterson＆Gist，1951）的一项现场研究围绕关于一宗关注度极高的保姆谋杀案的谣言展开，谣言的中心主题并未被扭曲，但混合了许多附加的推测。也就是说，在这种高模糊性的谣言情节中，细节和信息变异会延伸而非被磨平。在某个大银行贷款丑闻被公开披露后，谣言不断“被补充完整并充实”（Roux Dufort＆Pauchant，1993，p.238）。添加发生在这种高模糊性的情境中。
虽然奥尔波特和波兹曼坚称“滚雪球”是“错误认识”，但他们（G.W.Allport＆Postman，1947b，p.153）在实验室ST实验中也观察到了一些虚构（即添加）现象，并提供了谣言可能滚雪球的一种情况：在高度影响情绪的事件发生后，人们或许更倾向于重复行为，“再三思考，不停地谈论，并且在幻想中探索所有可能的结果”（p.154）。此外，沙赫特和伯迪克（Schachter＆Burdick，1955）的现场实验有力地支持了这个观点。这项研究在创设一个高模糊性情境时操纵了情境的重要性：女生在高重要性情境下报告新谣言的比例（70%）远高于在低重要性情境下报告的比例（15%）。此外，在高重要性情境下，谣言的多样性也要高得多（在每种情境下平均有12种不同的谣言，而在低重要性情境下平均只有1.5种不同的谣言）。高重要性组由几个突然被学校除名的女生的朋友组成，这些朋友在事件中无疑会认真地相互协作，因而有可能进行虚构。低重要性组由一些并不熟识被除名者的女生组成，这些女生可能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传递（顺序传播）给别人。结果再次说明，添加会出现在具有互动式协作特点的日常情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