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pp.134-138）认为，“嵌入”过程（包括磨平）是日常谣言传播中的典型模式。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们以1945年日本投降前不久在美国缅因州发生的一件事所引起的谣言作为例证，这件事原本是，一位前来度假的中国教师询问旅游景点的方向。在很短时间内，一则经过同化后的谣言在当地社区内流传：“一个日本间谍爬上山顶来拍摄该区域照片。”（p.134）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指出，这个故事依据人们内心的主导图式（即日本人的间谍原型）被磨平与削尖了。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还指出，他们的ST研究结果与对几何形状的格式塔记忆研究以及投射测验研究的结果非常相似（为了实现同化的效果，记忆与投射也类似地被磨平与削尖），以此支持“嵌入”过程的普遍性。
然而，在ST、格式塔记忆以及投射测验研究中都观察到磨平这一论点，只能说明各类研究的结果相似，并不能说明ST研究结果可以被推广到所有（或部分）日常谣言情节中。此外，也有研究者批评ST研究不符合世俗现实（即实验室经验与日常经验在很多关键方面并不匹配；DiFonzo，Hantula，＆Bordia，1988；Rosnow，1980），因而更偏向于磨平的出现（Bordia，1996；Shibutani，1966；R.H.Turner＆Killian，1972）。对于ST研究的问题，研究者至少已提出了三个主要争论点，我们将在这里呈现并批判性地审视它们。
第一，巴克纳（Buckner，1965）提出，ST研究中的信息失真大多是由于记忆限制（memory limitation）而产生的：“在奥尔波特和波兹曼的实验中，词语被磨平是因为人们难以回忆20个左右新的且具体的信息项目。”（p.59）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注意到，ST研究的受试者收到保持信息准确的指示，因此更倾向于不传播那些他们不确定的描述（p.76）。实验室条件下的ST研究受试者同样没有提问、挑战或者探究的机会，因此容易编码失败。可是，随后的实验室ST研究允许受试者在各个传播节点进行讨论（即ST+互动），这时信息失真减少（见第7章），但是磨平依然存在（Leavitt＆Mueller，1951；McAdam，1962）；也就是说，谣言陈述变得更短且更易于掌握。这种“ST+互动”的情况更加符合现实，因此比纯粹的实验室ST程序具有更强的可推广性。
第二，与现实生活中的谣言参与者相比，ST参与者的情感投入要少得多（因此也就没有动机去推测；Shibutani，1966；R.H.Turner 1964）。不过，虽然运用了吸引人的谣言的ST实验室研究确实发现了更高的传播准确性（见第7章），但磨平依然发生了（Higham，1951）。
第三，特纳（R.H.Turner，1964）强调，ST不能容纳日常谣言的虚构阶段。虚构指人们创造假设来解释模糊情境，通常在这个阶段后，谣言就会如“滚雪球”般扩展。在实验室ST研究与现场研究中，研究者散布了已经形成的谣言，因而没有提供必需的模糊情境，排除了虚构的可能性。重要情境中的模糊性会指向虚构的发生。例如，公开的股市收购谣言似乎“来自市场专业人士对于不寻常的公司交易活动的解释”（Pound＆Zeckhauser，1990，p.306）。“很少有谣言先于不寻常的股价和成交量变化产生。通常，市场观察者寻求解释这些不寻常的变化。由此，谣言便产生了。”（Pound＆Zeckhauser，1990，p.306）因此，根据特纳的危机模型：①危机发生时，人们寻求相关信息；②当缺乏相关信息或者正式信源不被信任时，人们会感到沮丧，进而从非正式渠道搜寻信息；③如果没有可获得的信息，人们便会进行“肯定性推测”（affirmative rumoring），也就是说，人们会根据拥有的证据线索和理解框架进行推测。虚构便在这一阶段产生。
有证据支持特纳的观点。大多数报告了磨平的现场研究都包含散布已形成的谣言，这些研究中似乎不包含模糊而重要的情境。其中一项研究自我标记为“一个社区中的传播实验”（De Fleur，1962，p.51）。在249个家庭中，17%的家庭被告知“金盾咖啡——黄金般的品质”这一广告标语。之后，研究者向社区投送了3000份传单，声称每个家庭都将被采访，而那些知道咖啡广告标语的家庭将被赠予免费咖啡。在信息被传播两次之后，磨平（还有削尖和同化）便发生了。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戴维斯和奥康纳（W.L.Davis＆O'Connor，1977）在一个学术部门中散布信息，说戴维斯的妻子怀孕了。这个信息中包含了许多细节（例如医生的名字、孩子可能的名字），这些细节信息都被磨平了。第三个例子中，研究者散布了关于“明年可能向学生收取T恤的费用”（Sedivec，1987，p.37）的谣言。重点在于，与威胁安全、健康、工作或幸福的情境相比，这些例子的情境中包含的咖啡广告标语、婴儿出生通告、学生买T恤的花费似乎模糊性低得多，人们的投入程度也低得多。
然而，这种反对（即ST将虚构排除在外）假定了现实生活中的谣言情节都是高度互动和协作的；反对者忽视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谣言在传播模式上与ST相似的可能性。在一些现场观察性情境中，明显因传播方式与ST相似而发生了磨平。斯坎伦（Scanlon，1977）追踪了一则灾难情境中的谣言的传播序列链。虽然他发现了清晰的证据证明谣言添加了一些细节——正如我们对于COL情境的预测，但他也发现了一些显示磨平（一些细节在传播中丢失）的证据。此外，在卡普洛（Caplow，1947）的现场研究中，大多数谣言倾向于“简化”（p.301）。卡普洛指出，大多数谣言包含三句陈述，许多谣言包含一句或两句陈述，很少有谣言包含三句以上的陈述。这些简化是磨平的一种形式。再者，恩克巴（Nkpa，1977）报告了一个战时的不实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磨平——“尼日利亚北部将军戈翁因为他的表现使尼日利亚统治者感到不满而被杀害”这个充满细节的故事后来变成了“我听说戈翁在卡杜纳[3]死了”（p.32）。结果再次说明，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磨平现象，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一定比例的谣言是连续传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