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和相关性研究指出，谣言接收者会相信那些与他们当前的态度一致的谣言。这些观点对他们来说具有直观上的吸引力。如果一则谣言支持人们本来就认为正确的观点，那么人们会更加相信这则谣言。这些结论也与一系列关于态度对判断的影响的研究发现一致。例如，态度会影响与态度有关的信息的判断（Pratkanis＆Greenwald，1989）。类似地，研究发现党派认同（一种态度）会影响对政治争议的评估（Lord，Lepper，＆Ross，1979），一个人对克林顿-莱温斯基（Clinton-Lewinsky）丑闻事件的真实性判断能够清楚地通过其在事件发生前对克林顿的认可度预测出来（Fischle，2000）。在我们讨论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态度”这一术语在这里的含义。
尽管态度这一概念被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情感、认知和行为，详见Rajecki，1990，第2章），但是态度的这几个部分并没有在谣言相关的文献中被明确区别。不过，根据语境可以看出文献中主要涉及态度的情感或认知部分。例如，第1章提到的“埃利诺俱乐部”谣言与反非裔美国人和反罗斯福情结以及对于地位巨变的恐惧一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情感（G.W.Allport＆Postman，1947b，p.175）。而那些认为“二战”中定量配给物资的政策是不公平、不必要的人更愿意相信“二战”中关于资源浪费、特权的谣言（F.H.Allport＆Lepkin，1945）；思考是一种认知行为。情感和认知的“混流”可能源于一致性理论（consistencytheory），甚至费斯廷格（Festinger）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的“认知”也包含了情感（Rajecki，1990）。此外，尽管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对谣言传播的理性背景和情绪背景做了区分，但他们仍认为这些背景无法彻底分开（p.100）。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态度的概念主要包含认知和情感部分[1]。
描述性证据主要包括案例研究和谣言集。表4-1呈现了这些谣言，除此以外，表格中还呈现了与谣言一致的态度。可能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所做的对偏见谣言的研究是最具典范性的（G.W.Allport＆Postman1947a，1947b）。他们断言种族主义谣言盛行的背后是对种族的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类似地，克纳普推测，普遍的不方便以及政治性或偏见性的情感导致了美国二战时群体敌意谣言（例如“美国天主教试图逃避征兵”）比例奇高（65.9%；Knapp，1944，p.24）。
表4-1 人们相信与态度一致的谣言的描述性证据
①“埃利诺俱乐部”谣言因埃莉诺·罗斯福得名，将反对罗斯福和反对非裔美国人结合起来。
②研究中没有测量信念，但我们假定谣言的存在也显示出一些信念。比如，在白人社区没有出现有关阉割者是白人的谣言，说明人们没有采信这则谣言。
一些态度深植于某一群体，以至于将它们当作文化考量可能更加合适。克纳普（Knapp，1944）认为，一则广为流传的谣言必然具备符合群体文化传统这一特点。普拉萨德（Prasad，1935）指出，与当地的迷信行为一致的谣言会得到广泛传播。在后来的一项研究（1950）中，他将谣言描述为一项填图任务，而图片是用态度（大部分由文化传统组成）绘制的。最后，荣格（Jung，1959）将文化视作浇筑谣言的模子：他将谣言视作一种为预设提供证据的投射机制，这一机制通过集体无意识而世代相传。
关于与特定谣言有关的态度的相关性证据支持了这些观点。表4-2呈现了将谣言相信与态度关联起来的研究。其中有一项调查是弗劳德·奥尔波特和米尔顿·莱普金（FloydH.Allport＆Milton Lepkin，1945）在“二战”期间完成的。一个定量配给计划引发了商品的短缺，给市民或多或少带来了不便。政府官员尤其关注这段时期流传的群体敌意性谣言，这些谣言称商品或被浪费，或被无偿送到了显贵手中（例如，“一个政府高官有三辆汽车和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油罐，里面装满了仅供他使用的汽油”，p.5）。这些指控要不是虚假的，要不毫无依据。因此，奥尔波特和莱普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相信这些捏造出来的关于浪费和弄权的谣言。他们测量了很多变量，包括人们对12条谣言中每一条的相信程度和可能影响相信的态度因素。
表4-2中的相关关系是按相关强度递增顺序排列的，这些相关的差异很大。谣言相信与那些和谣言高度相关的态度有最强的相关。举个例子，和反对罗斯福政府的负面态度相比，不看好配给计划的负面态度与对浪费和弄权谣言的相信程度有更强的相关（F.H.Allport＆Lepkin，1945）。也就是说，“配给计划不公平或不必要”的态度，与诸如“一个政府高官有三辆汽车和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油罐，里面装满了仅供他使用的汽油”的谣言高度相关。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例子中，谣言相信与态度之间的皮尔逊相关为弱到中等（r=0.19）。德克拉克等人（DeClerqueet al.，1986）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由态度与谣言的相关性而导致的态度-谣言可信度关联增强：避孕药“对人十分有害”的态度与埃及广为流传的“口服避孕药使人虚弱”的谣言之间呈现出相似的相关（r=0.17）。具有与谣言一致的态度的个体和不具有一致态度的个体相比，谣言相信评分提高的二项效应量（BinomialEffect Size Display；R.Rosenthal＆Rosnow，1991，pp.280-283）为17%——这是一个在实际中重要的效应[2]。
表4-2 人们对与态度一致的谣言的相信程度的相关性证据
①估计的效应量（r）基于对数据的二次分析（Rosenthal＆Rosnow，1991），测量了谣言相信程度和态度认同度两者关系的效应。所有的p都是关系方向的单尾检验。对于标注效果量无法估计之处，研究报告了统计上显著的结果。
②奥尔波特和莱普金（Allport＆Lepkin，1945）的统计中的N是回复数量，而不是受试者数量，违背了观测的独立性假设。所以这里呈现的研究结果是提示性的而非结论性的。每个假设的检验中受试者数量的估计值可通过N除以12得到，因为每位受试者评估了12则谣言（1945，p.22）。
这些结果显示，谣言相信与和谣言相一致的态度之间存在关联（命题1）。不过，没有一项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态度导致了人们对谣言的相信，尽管几乎所有研究都暗示了这个结论。考虑到研究中描述和测量的态度似乎比谣言相信更加稳定（意味着时间上的居先），这个结论似乎是合理的。然而，谣言影响态度似乎也是合理的。这种关系假设只在德克拉克等人（DeClerqueet al.，1986）的研究中提到过，他们假设埃及有关避孕药会造成身体虚弱（体力流失）的谣言引发了人们对避孕药的负面认知。
[1] 在第10章中，我们为未来研究者如何有效地区分这些部分指出了可能的方向。
[2] 0.17的r值通常被认为是弱到中等的（J.Cohen，1988）。但即使是微弱的效应量也可能指示重要的效应（R.Rosenthal＆Rosnow，1991；又见R.Rosenthal，1991，pp.132-136）。例如，阿司匹林减少心脏病发作的效应量为r=0.034（SteeringCommittee of the Physicians Health Study Research Group，引自R.Rosenthal＆Rosnow，1991）。虽然这个相关只能解释总变异的0.11%，但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每天服用一片阿司匹林相较于不服用阿司匹林的生存率提高的百分比是3.4%（即每100名接受治疗者中多超过3人存活）。关于德克拉克的调查，r=0.17的效应量“仅”能解释总变异的2.89%，然而，17%的相信程度提升绝非无关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