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提升动机指人们对自身感觉良好的需要。人们努力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并热衷于进行提升自尊的认知活动（Kunda，1999；Steele，1988）。自我提升对于认知和判断的偏差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Kunda，1999）。例如，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很多方面的技能和能力都高于人群的平均水平：当人们受到引导，相信某些特质（如外向性）或者能力（如驾驶技术）受到人们推崇时，人们通常会在这些方面给自己更高的评分，而且更可能回想起自己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众的经历（Kunda，1990）。另一个关于自我提升偏差的例子是，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的特质（相比于他人的特质）更有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获得领导职位，幸福的婚姻等；Kunda，1987）。再举一个例子：当一则信息威胁到人们的自我形象时，人们通常更加排斥这一与他们持有的态度相悖的信息；但是，当人们自我感觉不错时（在一些无关的事情上），他们对于那些与自己持有的态度相悖的信息会更加宽容，而且更容易被说服（G.L.Cohen，Aronson，＆Steele，2000）。
人们的这些自我提升偏差会延伸到他们所归属或认同的群体。我们的自我感知的一部分源于我们所在的群体，例如人口学群体（如种族、性别）、专业群体（如学者、工程师）或社会群体（如兴趣俱乐部、学生社团、荣誉协会）。我们通过与我们认为地位和声望很高的群体建立认同，以获得意义感以及自我感知（Hogg＆Abrams，1988）。这种认同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偏向于自身所在的群体（即内群体），而不利于与我们无关的群体（即外群体）。例如，相较于有关内群体的正面信息，我们对有关内群体的负面信息更具批判性（Dietz-Uhler，1999）。类似地，我们倾向于认为关于内群体的正面（而非负面）信息具有代表性。另外，我们会把外群体的成功归功于外部因素，而把外群体的失败归因于稳定的内部特征（Beal，Ruscher，＆Schnake，2001；Pettigrew，1979）。在内群体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对外群体的消极反应会更加强烈（Bobo＆Kluegel，1993），在人们看来，灭外群体威风就是长自己志气（Fein＆Spencer，1997）。例如，相较于没有感受到威胁的白人，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的白人更有可能相信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如“黑人的智商低”；Quist＆Resendez，2002）。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使人们保持对内群体的高度评价（Goodwin，Operario，＆Fiske，1998），或合理化外群体获得的不利结果（Goodwin，Operario，＆Fiske，1998）。
自我提升动机与谣言传播
自我提升动机既可能导致公然、有意地为私利散布谣言，也可能导致无意识地选择和传播利己谣言。在这一节，我们首先讨论有意识的、主动的、为私利而进行的谣言传播，然后谈论自我提升在谣言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尽管这一方面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谣言文献显示，谣言可能源于具有煽动性的恶性宣传策略，并作为这种宣传策略的一部分得到传播（G.W.Allport＆Postman，1947b；DiFonzo＆Bordia，出版中；Kapferer，1987/1990；Rosnow，2001；Sinha，1955；P.A.Turner，1993）。在紧要关头（如议员选举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谣言能起到奇效。在战争时代，人们故意传播谣言来瓦解敌军的士气（G.W.Allport＆Postman，1947b；Mihanovic，Jukic，＆Milas，1994）。销售代理通过散播谣言诱导消费者放弃竞争对手的产品，而选购自己的产品，由此谣言成为口碑战中的利器（Kapferer，1987/1990；P.A.Turner，1993）。在选举中，谣言（或“诽谤运动”（whispering campaigns）；G.W.Allport＆Postman，1947b，p.184）能够破坏对方候选人的声誉（Kapferer，1987/1990；Sinha，1952）。在印度中央邦的选举中，国大党散播虚假指控说，属于竞争对手人民党的印度总理食用牛肉。牛被印度教徒视作神圣之物，食用牛肉简直罪大恶极。这一指控为总理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他不得不立即公开声明“我宁死也不会吃牛肉”（Verma，2003）。法恩（Fine，2005）指出恶毒的谣言是骗子的行径，他们以此传播谎言并无须真正面对他们行径的罪恶本质——他们将谣言的不确定性作为宽慰。
尽管有意识的谣言传播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出现，但它通常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考察（明显的例外见Pratkanis＆Aronson，1991，2001）。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有意识的恶意谣言传播揭露了人性中丑恶的部分，体现了“人际生活中丑陋的部分”（Leary，1995，p.9）。此外，造谣的恶毒意图本身不足以支撑谣言的发展（Horowitz，2001）。一则谣言要扎根下来，必须找到肥沃的土壤并吸引某些人群的想象。换句话说，谣言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服务于一个或更多的动机。或许一则谣言可以从一个有恶意的主体那里产生甚至获得短期的活跃，但是要更广泛地传播，谣言需要满足人们事实寻求、关系增强或自我提升的动机。尽管如此，我们同意应该对谣言被有所图的人使用以操纵公众情绪有更高的警惕性（DiFonzo＆Bordia，出版中），尤其是在关于谣言及其影响的公共教育背景下。宣传员宣传的关于谣言使用的知识可以为人们敲响警钟，防止人们落入散布谣言者的陷阱（即人们必须学会不信任那些引发信任危机的人）。
自我提升动机激发谣言传播的第二种方式是，谣言传播会通过作用于个人的社会认同来提升个人的自尊。我们之前讨论过，群体偏好抬高内群体和贬低外群体的解释。因此，贬低外群体的谣言远比负面评价内群体的谣言更加常见。例如，在“二战”期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克纳普（R.H.Knapp，1944）向《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杂志读者征集他们听到的谣言。在收到的1089则谣言中，超过六成的谣言是对某个社会群体的贬损，被归为群体敌意谣言（wedge-driving rumor），因为它们扰乱了群体间的和谐关系。
当谣言传播旨在合理化自我提升态度时，自我提升动机也起着作用。在评价谣言时，人们更偏好支持他们既有偏见的谣言。未被证明的偏见这一概念让人反感，而当谣言支持偏见的时候，偏见获得了其合理性（Van Dijk，1987，p.62）。换句话说，谣言有助于对所期望的信念结构进行“合理化建构”（justification construction；Kunda，1990，p.483）。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提出“谣言慰藉人心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合理化”（p.37），意指贬低外群体的谣言在表达偏见的过程中也合理化了偏见。例如，白人之中流传的关于黑人极具攻击性和暴力倾向的谣言合理化了歧视。另一个很明显的自我提升偏差的例子，是不同群体对待同一个不确定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每一种解释都有利于一个群体自身。谣言中暴力行凶者的种族可能被调换，取决于谣言叙述者的种族（谣言在白人群体中传播时行凶者是黑人，在黑人群体中传播时行凶者又变成了白人；Rosnow，2001）。在伊拉克战争中，巴格达一家酒店被毁，美国的消息报道称这是由于恐怖分子策划的炸弹袭击，但当地的伊拉克人却说是美国人的导弹干的（Shanker，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