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对人类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它服务于一些重要的目标，如选择配偶、抚养子女、采集食物、躲避掠夺，以及在资源匮乏条件下生存等（Baumeister＆Leary，1995；Kenrick et al.，2002）。建立和维持关系的目标反映在各种人际交往领域的日常行为中，比如：寻求他人的陪伴、为取悦他人而遵从规范和劝说式呼告（Cialdini＆Trost，1998）；印象管理和自我展示策略，比如奉承（Leary，1995）；避免讨论可能产生冲突（Knobloch＆Carpenter-Theune，2004）或伤害对方（Rawlins，1983）的话题；用幽默或令人惊叹的话题来吸引他人注意（Guerin，2003）；甚至欺骗他人（DePaulo＆Kashy，1998）。例如，特瑟和罗森（Tesser＆Rosen，1975）的研究表明，人们不愿意传递坏消息，因为他们担心坏消息会对接收者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引发接收者对自己负面的评价。这种抑制负面消息的倾向被称为不愉快信息最小化（minimize unpleasant messages）效应。
关系情境会影响目标的表达方式。比如，在短期关系或在关系形成的早期阶段，人们热衷于在他人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以及取悦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诚实可能会让位于让他人感到积极情感等关系导向的目标。因此，人们会尽量传递那些能够吸引他人注意、惹他人喜爱的信息，至于这些信息的真假，则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有更多个人投入的长期关系中，准确的信息共享可能尤为重要（Stevens＆Fiske，1995）。另外，关于“讲故事”（storytelling）的人类学文献指出，人们的叙事内容会被实现人际关系（引起目标对象的注意）、群体（维持地位差异）以及群体间（通过编造只对一些人有意义的故事来排斥其他人）目标所操纵（Sugiyama，1996）。
关系增强动机与谣言传播
在现有的关于谣言的文献中，对关系增强目标的直接关注非常少（cf.Guerin，2003）。[1]有一个例外，是关于正面（相对于负面）谣言传播的研究领域。根据不愉快信息最小化效应（Tesser＆Rosen，1975），卡明斯、福克斯和佩纳（Kamins，Folkes＆Perner，1997）预测人们会避免传递负面的谣言（相比于正面的谣言），以避免这些谣言对接收者产生负面影响——一个增强关系的目标。他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这一预测：受试者更愿意传播正面的谣言（他们所在的商学院的排名将会上升）而不是负面的谣言（商学院的排名将会下降）。然而，传播负面谣言也可能有助于维持关系，尤其是亲密、长期的关系，因为预告负面事件的谣言常常可以帮助人们做好应对的准备。例如，维尼格、格勒嫩博姆和维尔克（Weenig，Groenenboom，＆Wilke，2001）发现，当人们认为负面消息有助于朋友避免不良后果时，人们更有可能把它告知朋友。亲密的朋友之间会分享有用信息，即使是负面信息。因此，关系的情况会影响正面或负面谣言的传播。
关系增强动机已用于解释谣言相信（belief）与谣言传播之间的正向关联（Rosnow et al.，1988）。信源可靠、值得信赖的声誉对所传播的信息被社交网络所接受至关重要（Caplow，1947；Guerin，2003；Stevens＆Fiske，1995）。确保良好声誉的一种方法就是传播准确可信的信息。研究者在很多群体中发现了谣言相信与传播之间的紧密关联：深陷劳资纠纷的大学教师（Rosnow et al.，1986）、发生了谋杀案（Rosnow et al.，1988）或有学生死于脑膜炎（Pezzo＆Beckstead，2006）的学校中的学生，以及华盛顿狙击手攻击事件案发地附近学校中的学生（Pezzo＆Beckstead，2006）。基梅尔和基弗（Kimmel＆Keefer，1991）指出对谣言的怀疑就是关于艾滋病的谣言未能传播的原因。另外，罗斯诺（Rosnow，1991）报告了谣言相信与传播间有中等水平的平均效应量（r=0.30）。
拥有并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在社交网络中提高地位和威望的一种方式（Brock，1968；Fromkin，1972；Lynn，1991）；一个人拥有更高的地位通常会使他人更加喜欢、重视、尊重他。在充满不确定和威胁时（比如战争或自然灾害），信息更加珍贵。出于对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更进一步的渴望，人们可能会不自觉地传播谣言。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曾举过一个这样的传播案例：几个意大利裔的美国社区成员在“二战”期间拥有一些晶体管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们热切地想显摆自己“知情者”的地位，所以无意识地传播了广播中的宣传。通过传播谣言来证明自己是“知情者”是一种增加他人对自己的好感、重视和尊重的方式[2]。
[1] 当然，在世俗的层面上，人们会遵守交流中的社会规则（Higgins，1981），不太可能与一个明显不会对所谈论的谣言感兴趣的人分享谣言（例如，人们会避免在私人晚餐时和约会对象谈论工作）。
[2] 被认为“知情”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提升。研究者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区分这些动机（见第10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