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背景下，有效行动的目标通常与事实寻求动机相伴而生。有效应对物理与社会环境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这一目标体现在人们的各种需要中，比如控制需要（Bandura，2001）、胜任需要（White，1959）以及理解需要（Fiske，2003；Fiske，Lin，＆Neuberg，1999）。为了能够有效行动，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情况具备可靠且准确的认识。这一目标激发人们搜寻、传播准确信息的行为，这是对环境做出有效应对的基础。当我们受到有效行动这一目标激发时，我们便会寻求准确的信息并采用各种策略评估信息，比如将其与已有知识做比较或评估其来源是否可靠。这些信息通常可以从我们的社会情境中获得（Fiske et al.，1999）。有时我们会直接询问他人，其他时候我们会被动地或者不自觉地接收一些信息，比如遵照他人的范例、遵从群体规范、被他人说服以及自然而然地受到社会环境或多或少的影响（Cialdini＆Trost，1998）。事实上，在建构客观现实的过程中，重要他人对我们的经历的确认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Hardin＆Higgins，1996）。
事实寻求动机与谣言传播
研究已发现很多谣言传播的前兆变量，其中以下这些变量反映出较强的事实寻求动机：不确定感、重要性、缺乏控制感以及焦虑（我们将在关系增强动机中讨论人们对谣言的相信问题）。不确定感被定义为一种对当前事件意味着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持怀疑态度的心理状态（DiFonzo＆Bordia，1998）。人们在对某件对自身而言重要的事感到不确定时，就会产生失控和焦虑的感受。例如，不清楚公司重组的准确性质、将带来的后果以及它对个人工作的影响（即对重要问题的不确定感）会使人感到对如何应对这一变化缺乏控制感，可能演变为雇员群体的严重焦虑（Blake＆Mouton，1983；Hunsaker＆Coombs，1988；Mirvis，1985）。人们渴望减少不确定感与焦虑，恢复对自己处境的控制感（Ashford＆Black，1996；Berger，1987；Berger＆Bradac，1982）。也就是说，不确定感、重要性、缺乏控制感和焦虑的混合体会引发“知道”的需要。假如从正式渠道（如公司管理部门、政府民政部门或媒体）无法获得消息，人们就转而通过非正式渠道（如办公室的小道消息、朋友、社会群体）获取信息。这种在集体过程中产生的非官方消息成为谣言。
一些早期的谣言传播理论曾指出不确定感和模糊性在谣言传播中的作用。贝尔金（Belgion）曾说“谣言源于不确定感”（1939，p.12）。普拉萨德（Prasad，1935）认为“不寻常和陌生”的环境会催生谣言。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也有类似的观点：谣言传播就是模糊性和话题重要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卡普洛（Caplow，1947）观察到，谣言往往随着不确定感的出现而增多。费斯廷格和同事（Festinger et al.，1948）指出谣言是在认知不清晰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问题。沙赫特和伯迪克（Schachter＆Burdick，1955）通过一项实地研究验证了不确定感的影响。他们在一所女子预科学校散播了一则谣言，然后向一部分学生呈现了旨在制造不确定感的事件。高不确定感组学生的谣言传播比没有获知不确定事件（低不确定感组）的学生多一倍。类似地，在市郊公交系统因为罢工面临着中断危机时，在公交系统用户群体中间，不确定感与谣言传播之间有正向的关联（Esposito，1986/1987）。
如第1章所言，对于谣言的社会学研究强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的集体意义建构（Shibutani，1966）。在缺乏正式渠道的信息来解释模糊不清的事件时，群体成员们会参与一个集体的问题解决过程，也就是说，群体成员会共享并评估解释当前模糊情境的信息。为研究伴随着谣言传播的集体问题解决过程，我们分析了互联网上的谣言讨论（Bordia＆DiFonzo，2004）。该研究对网上超过280篇谣言帖子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很大比例的互动行为是为了寻求事实。群体成员们搜集、分享与谣言相关的信息，评估这些信息，然后判断这些谣言的可信度。总的来说，关于谣言的社会互动有降低不确定感和建构意义的功能。
谣言传播中主题的重要性（也被称为“结果相关性涉入”；Rosnow，1991）也得到了实证检验。罗斯诺、埃斯波西托和吉布尼（Rosnow，Esposito，＆Gibney，1988）研究了一起大学校园谋杀案发生后的谣言传播。谋杀所在大学人群（高重要性）中的传谣者的比例是同城另一所大学人群（低重要性）中传谣者比例的两倍。与之类似，埃斯波西托（Esposito，1986/1987）的公交用户研究同样证明了重要性和谣言传播呈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那些参与谣言传播的人来说，结果相关性涉入很重要。人们对很多事情感到不确定，但是只会关心对自己重要或威胁到有效行动目标的实现的事件，只想减少这些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感。
心理控制感也与谣言传播有多种关联。第一，正如前文所说，对重要话题的不确定感也有可能引发控制感的缺乏（Ashford＆Black，1996；Bordia，Hobman，Jones，Gallois，＆Callan，2004）并引发焦虑。在一项对企业公关人员听到谣言的情况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不确定感对焦虑的影响是由控制感缺乏所中介的（DiFonzo＆Bordia，2002a）。我们和同事（Bordia，Hunt，Paulsen，Tourish，＆DiFonzo，2004）同样发现了在大规模的组织变化过程中，不确定感和心理性紧张（psychological strain）之间的相关关系至少由控制感缺乏部分中介。
第二，谣言被视作在低初级控制的情况下获得次级控制的尝试（Bordia＆DiFonzo，2002；Walker，1996；Walker＆Elaine，1991）。初级控制指聚焦行为的应对反应：朝预定方向改变所处的环境。例如，当我不了解企业如何重组的时候，我可能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在岗位调动中留住的可能性。当无法实现初级控制时，人们可能采取次级控制策略——通常涉及聚焦情绪的应对反应，如降低期望、做最坏的打算以免失望、将得失归因于机会，以及试图理解事件的意义并接受事件本身（Rothbaum，Weisz，＆Snyder，1982；Walker，1996；Walker＆Elaine，1991）。例如，面对可能裁员的情况，我可能会热切地加入办公室谣言的讨论，试图了解裁员的原因和时间。沃克（Walker，1996）收集了200则大学校园中的谣言并对它们进行了内容分析，以探究其中是否包含与次级控制相关的主题。结果表明，所有的谣言都包含次级控制的主题，最常见的是解释性的次级控制（解释事件的意义，n=93），其次是预测性的次级控制（预测未来事件，n=69）。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证据，支持“谣言是一种对原来不确定和无法控制的环境重拾控制的方式”这一观点。不过，谣言的这一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证据。
第三，特质（性格性）焦虑和状态（环境性）焦虑都与谣言传播有关（Anthony，1973，1992；Rosnow，1991）。耶格、安东尼和罗斯诺（Jaeger，Anthony＆Rosnow，1980）使用泰勒显性焦虑量表（Taylor Manifest Anxiety Scale）测量了一个班级学生的特质焦虑。然后他们在班里散播了一则谣言：考试期间有一些学生因吸食大麻被抓了。结果发现，相比于低特质焦虑的学生，谣言更易在高特质焦虑的学生中传播。沃克和贝克勒（Walker＆Beckerle，1987）在研究中操纵了状态焦虑。他们以提升考试题目质量的名义邀请受试者进行一次模拟考试。在受试者等待进行模拟考试时，主试同谋散布了两则谣言，说道：“我听说了两则有关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谣言。”（p.356）其中一则谣言（焦虑增强）声称这项研究是为了抓住作弊者；另一则谣言（焦虑缓解）声称教授想评估课堂演示的有效性。之后，高状态焦虑组的受试者会观看一段实时事件（其实是一段录像），其中一个主试同谋遭到严厉质问。而低状态焦虑组的受试者只是阅读一些测试题。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主试同谋问受试者：“这里会发生什么？”实验的因变量是受试者传播谣言所需的引导次数。高状态焦虑的受试者平均只要两次引导就会传播谣言，而低状态焦虑的受试者需要四次引导[1]。
有趣的是沃克和贝克勒（Walker＆Beckerle，1987）也发现高状态焦虑组的受试者所报告的谣言准确性略低于低焦虑组的受试者。这一发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虽然对于重要主题的不确定感可能激发事实寻求动机，但焦虑很可能会降低事实寻求的准确性。这种可能性与焦虑在信息加工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焦虑会系统性地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让人把更多认知资源用于搜索威胁信号（Calvo＆Castillo，1997）并夸大模糊信号的威胁性（MacLeod＆I.L.Cohen，1993）。一个焦虑的人可能会发现威胁型谣言的无望感正好与他的情绪状态相一致，并且可能愿意相信这些谣言提供的解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威胁型谣言比希望型谣言更容易传播（S.R.Kelley，2004；R.H.Knapp，1944）。与对个人很重要的不确定事件相关的焦虑会扭曲谣言内容，产生负面和威胁性解释。这些谣言也帮助焦虑的个体合理化他们的焦虑（Festinger，1957）。我们将在第7章中更全面地探索这些关于谣言准确性的观点。
[1] 解释这一结果时需要谨慎，因为焦虑操纵中的视听刺激也可能让谣言更加凸显，并增加对谣言的回忆。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更具可比性的刺激重复这项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