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认知自我控制的神经基础，神经学家维诺德·戈埃尔（Vinod Goel）和雷·多兰（Ray Dolan）让躺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的被试判断一系列三段论推理是否符合逻辑，在这些三段论中，有些会导致信念偏差，另一些则不会导致信念偏差。他们试图通过这个实验观察的是，与不需要被试克服信念偏差的时候相比，当他们克服了信念偏差并给出了正确答案时，哪个脑区更加活跃。实验结果表明，能够显示出这种激活模式的唯一一个脑区是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在另一个研究信念偏差的实验中，科学家们也观察到，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注意，不是大脑左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被试完成任务的准确程度。此外，在完成任务时精力不集中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也会减少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这个结果与人们通过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进行自我控制的假说一致。
最后，在第三个实验中，科学家们使用经颅磁刺激术让电流直接通过右半球或左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让这个脑区暂时停止工作大约20分钟（对于这种技术，第6章中已经描述过了）。被试在使用经颅磁刺激术之前和之后都做了需要克服信念偏差和不需要克服信念偏差的三段论逻辑推理。结果显示，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被经颅磁刺激设备抑制了——即这个脑区暂时“受损”的被试在需要克服信念偏差的实验轮次中任务完成得更加糟糕。这个结果意味着，当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受到损坏时，自我控制能力也将受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试战胜自己的信念偏差、给出在逻辑上正确的答案的能力更弱了。
在一项针对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默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最先发现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的实验研究中，上述结果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请读者考虑一下以下这种情景：你是宁愿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赢得10美元呢，还是愿意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要么获得20美元，要么一无所获？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不会去选择由抛硬币来决定。现在再想象一下第二种情景。这一次实验主试一开始就递给你20美元，然后让你做一个选择，要么直接还给他10美元，要么抛硬币决定把20美元全部还给他或者一分也不用还。这次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抛硬币。让人奇怪的是，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的财务结果完全一样。
在这两种情景中的第一个选择都会让你比刚参与实验时多10美元，而第二个选择都是让你比刚参与实验时要么多20美元，要么一分钱都不多。人们之所以做出不同选择，是因为在第一种情景下，人们被“赢得”这个词框住了（也就是，赢得10美元或者有机会赢得20美元），而在第二种情景下，人们却跳进了“损失”这个词的框架里（也就是，失去10美元或者有机会失去20美元）。在心理上，我们对“损失”更敏感，因此我们总是设法避免肯定会遭受“损失”这种感觉。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这种倾向称为“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还有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探讨了哪个脑区对这种框架效应更加敏感。科学家们发现，大脑边缘系统各脑区在面对选择的框架时比面对选择的事实时更加敏感。相比之下，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则是对事实比对事实的框架更加敏感的仅有的两个活跃的脑区之一。与前述关于信念偏差的研究结果类似，这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大脑右半球的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与克服认知冲动有关。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在心理上，我们对“损失”更敏感，因此我们总会设法避免肯定会遭受“损失”这种感觉。这种倾向被称为“损失厌恶”。
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本书第5章集中讨论了心智解读的核心——心智化系统。从很多方面来看，心智解读与观点采择是一样的。例如，在“莎莉—安妮错误信念”任务中，通过了测试的孩子能够理解莎莉所拥有的关于某些事物的观点是与他们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