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值得我们反思历史观问题：
美国苏族人阻止特朗普前往总统山庆祝独立日；示威者发起倒像运动，将“国父”华盛顿、杰斐逊雕像推倒；俄罗斯驻华大使发布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建城160周年；“乾隆后人”控诉易中天辱骂乾隆。
“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在意识形态交锋的时代，每一段历史都可能被现实需要扭曲，被实用主义“打扮”。
然而，一个国家能否有一段共同而完整的历史叙事，关系到当下的处境及未来的前途。
本文探索历史观与方法论，对当下人们的认知与国家命运的影响。
一、雕像：树立与推倒
二、历史：特殊与一般
三、国家：撕裂与共识
01 雕像：树立与推倒
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国庆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前往南达科他州，参加拉什莫尔山（又称总统山）国家纪念公园的烟火庆典活动。
不过，当地印第安人苏族议会居然通过决议，拒绝总统前往他们的领地。苏族人还举行了抗议活动，试图阻止总统进入总统山，反对这场独立日庆祝活动。
总统山是美国联邦政府及不少美国人的政治信仰，上面雕刻着美国历史上四位最伟大总统的雕塑，他们分别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老罗斯福。
但是，苏族人认为，拉什莫尔山雕刻四位总统，总统进入当地庆祝独立日，都是对他们原住民及历史的莫大羞辱。
拉什莫尔山原本是苏族人的领地，联邦政府对苏族人发动战争，将其并入美利坚版图。这也是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在中美关系的当下，苏族人这一举动容易被中文网络放大。不过，印第安人大屠杀史和蓄奴史，是美国历史照进现实的“裂痕”。
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跪压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致死事件，引发了全美反种族歧视运动。不过，这场运动很快超出了平权运动的范畴，渗透着政党利益、打砸抢流氓主义及历史虚无主义。
示威者要求耶鲁大学改名，理由是耶鲁的校名源自一位名叫伊利胡耶鲁的捐助者，而这位捐助者被认定为奴隶贩子。示威者还认为国际象棋先走白棋的规则涉嫌种族歧视。
《纽约时报》的编辑因发布与示威者诉求相反的文章被迫辞职。电影《乱世佳人》因内容中的种族描述内容，已被暂时下架。《老友记》联合主创玛塔·考夫曼因剧集缺乏种族多元性而致歉。
这是美式革命文化吗？
示威者甚至推倒了波特兰的华盛顿的雕塑和托马斯·杰斐逊雕塑。这两位都是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带领东部13州赢得了独立战争，杰斐逊则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不过，示威者将他们定义为“种族灭绝的殖民者”、“蓄奴者”。
倒像运动还蔓延到欧洲，英国示威者推倒了布里斯托尔的科尔斯顿雕像，并将其丢入河中。科尔斯顿是17世纪英国慈善家，他生前将大量的资产捐赠给了当地的学校和医院。不过，示威者认为，这位大慈善家的财产来自奴隶贸易。牛津大学校园内的罗德雕塑也未能幸免。理由如出一辙，示威者认为，这位19世纪的英国矿商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在伦敦，丘吉尔的雕像也差点被拉倒，示威者涂污了前首相的雕像，并在保护罩上写道：“不要打开，内有种族主义者”。要知道，丘吉尔，在二战时带领英国人击败了德国法西斯。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怒斥示威者企图毁坏丘吉尔雕像“荒谬可耻”，即使“今天的我们”不能接受当时首相的观点，但他始终是从“法西斯与种族主义暴政”中拯救英国的英雄。约翰逊表示，认同反歧视示威是合法诉求，但强调世人不能试图修改或者审查过去。他指雕像让世人认识过去，包括所有的错误，拆毁就是对历史说谎。
这是一个历史观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激发了民粹运动，在福利上表现为民粹福利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否定一切历史，包括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历史人物及一切意识形态。
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激进但似乎具有“道德正义”。他们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是既得利益者的谎言。他们试图否定一切历史，以斩断一切压迫、奴役与谎言。
雕塑，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集体历史记忆及精神信仰。
雕塑的立与倒，是历史记录者与历史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很多人坚持实用主义历史观，支持“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服务当下政治及国家利益需要。
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言：“日复一日，几乎每分每秒，过去会被拿到现在修正，这样一来，就能拿出记录证明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掌握过去者，掌握未来；掌握现在者，掌握过去。”
如果坚持实用主义历史观，雕塑被推翻，历史被否定，也是迟早的事。因为这种雕塑并不能代表民族精神，这种历史也不是真实的历史。
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是最基本的历史观。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上发布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庆典言论激怒了中国网民。海参崴在大清时期被俄罗斯侵占，这是白纸黑字写明的历史事实；俄罗斯在海参崴建立了海军第二大舰队司令部，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一些为俄罗斯辩护的网民，将矛盾转移到美国离间中俄以及亲美公知上。海参崴就是中国与俄罗斯的事，无需混淆视听、转嫁矛盾。正视历史不为“怎么办”，只为铭记历史，保护历史不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国家，需要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作为支撑。它是民族国家的精神信仰，也是法治国家的契约基石。
塑像，是记录历史的一种典型方式。
塑像，立的是集体意志、全民共识，代表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共同信仰。
共同信仰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它回答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国家一起搭伙吃饭”。如果仅仅是投胎因素，我想远远不够。
英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具有完整历史叙事的国家。英国人的共同信仰是保守主义，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推倒重来的革命。
美国的故事起源于五月花号，建国200多年来，其主旋律始终是围绕着宪政民主、自由、契约精神及宗教信仰而展开。美国宪法确立了“大家搭伙吃饭”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心中的图腾是自由女神像。这是美国的立国基石。
但是，“没有一个雕塑可以屹立不倒”，共同信仰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种族融合而演变。这时，面临的挑战是，塑像及历史叙事，该如何演化？
比如，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麦迪逊起草的宪法，都确立了平等之准则。他们捍卫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人生而平等。但是，当时的平等并不包括黑人，因为蓄奴制的存在，大量黑人还是奴隶。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肯总统废奴，黑人才纳入宪法的保护之中。这就有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以及第十五修正案，保护黑人的选举权不被剥夺。黑人群体以独立人格、普通公民的身份开始影响美国社会的“共同信仰”。在这次运动中，示威者推倒了华盛顿和杰斐逊的雕塑，说明黑人群体并不认同甚至厌恶这些“开国者”。
国父还是庆父？英雄还是罪人？美国社会一直在探索、博弈与斗争中凝聚新的共识。
历史学家建议，将推倒的雕塑放到博物馆最为合适。当雕塑进了博物馆，意味着这位历史人物不再是这个时代的信仰，但也非完全否定其历史贡献。毕竟，所有人都是历史的产物。
科尔斯顿的雕像被推倒后，布里斯托尔市政府将其打捞上岸，并计划将雕像摆放在当地博物馆，以继续记录这座城市的历史。
02 历史：特殊与一般
但是，历史的叙事，往往难言公正。
关键看，谁著史？谁立像？
当年美国联邦政府打败了苏族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并在拉什莫尔山雕刻了四位总统。但是，苏族人将这一切视为耻辱。1948年，苏族人在总统山对面树立了一座巨大的雕塑——疯马雕塑。疯马是当年带领苏族人跟联邦政府战斗的英雄。疯马雕塑的高度要比总统山高十倍，并用手指指着这四位总统。
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联邦政府1877年从苏族手里非法夺走黑山地区是非法的，必须向8个苏族部落支付1.05亿美元的赔偿金。
美国之所以没有分裂，是因为宪法保障了人人都有著史立像的权利。
“乾隆后人”状告易中天侮辱乾隆。易中天曾经在一次演讲中骂乾隆是“王八蛋”。告状者给易中天扣上了几顶大帽子：“歪曲历史人物、挑拨是非、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
历史人物，能不能骂？这个问题，与雕塑能否推倒是一回事。
按照中国民法典，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维护祖宗权益不能无限往上，只在一代之间有效。换言之，有权控告易中天的只有乾隆的父亲雍正、孝仪纯皇后以及乾隆几十个子女。
作为一名学者，易中天有权利评价乾隆，而不被追责。易中天骂乾隆的理由是，乾隆大兴文字狱，镇压汉人的反满思想。
比如著名的彭家屏案。河南夏邑乡绅彭家屏控告巡抚图尔炳阿赈灾不利。乾隆为粉饰太平、袒护满官，拿彭氏族谱开刀。彭氏族谱记载彭氏得姓于黄帝，乾隆认为彭氏“自居帝王苗裔”。彭氏族谱中万历年号“历”字不避讳（乾隆名为爱新觉罗·弘历），属目无君上。最终将彭家屏处死，没收全部家产。
如果“乾隆后人”可控诉易中天，那么彭家后人可否控诉乾隆？
当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口号是“驱除鞑虏”。大清皇室后人能否以此控告孙中山？民国成立后，放弃了“驱除鞑虏”，取而代之的是“五族共和”。有人说，这还是胜利者在书写历史。
但其实，“法不溯及既往”是现代法治国家最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通过。法国民法典也规定，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有溯及力。
所以，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本民族的历史，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
当然，“法不溯及既往”，并不是忘记历史，忘记海参崴的历史，而是为了更好的叙述历史，启发当下。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并不重视历史。经济学的任务是探索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与历史无关。历史上，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就方法论爆发过一场著名的论证。后来，新古典主义加入奥地利学派，最终碾压了德国历史学派。
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忽视，与这次论战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叙事方式，与德皇二世、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不谋而合。德国历史学派将历史差异异化为“德国特殊论”，认为英国的经济学不适合德意志。这为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构建了理论基础。
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
读历史有两种方法论：一是往特殊论上走，越读越封闭，越危险；一是往一般规律上思考，越读越理性，越包容。
今天很多中国人读历史，大多数在特殊论上走，满脑子的帝王术、阴谋论、民族优越感以及狂妄轻浮的战争论。很少人能够从复杂的历史中抽离出一般性规律或认知。
易中天骂乾隆背后的一般性认知是，对文字狱与特权的讨伐，对生命与知识的尊重。而“乾隆后人”控告易中天，扣的民族主义帽子，反而激发的是民族仇恨。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关于海参崴的微博在提醒世人，一个不尊重历史、缺乏羞耻感的民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利益而掩盖历史，避重就轻。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福格尔重新书写了经济史，他们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从经济历史中抽离出一些一般性规律，如制度变迁。
这才是历史正确的叙事方式。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实证经济学的推动者，但他经常使用一般性的历史叙事方式。在《美国货币史中》，他使用统计方法，分析了美国近100年的储蓄数据，推翻了凯恩斯学说中的消费边际倾向递减规律。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1970年代的滞胀历史，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后几十年，美国货币学派旨在解决通胀问题。如今，全球货币大规模超发，不仅没有引发通胀，甚至还出现通缩，有人说弗氏理论过时了。
其实，他们始终没能像弗里德曼一样在历史中找到一般性的规律。不论是历史还是今日，通胀是货币现象的一般性规律一直没变过。1970年代，过多的货币流向商品市场，引发物价上涨，即通胀。如今过多的货币流向了资本市场，引发股市大涨，也是通胀。
有人问，宏观经济不好，中国股市为什么大涨？
我在《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一文中，便用了美股V型反弹的例子解释了这个问题。不同的货币发行方式，改变了货币流向，相应的市场引发价格上涨。实体经济通缩，引发货币宽松，过度的货币流向资本市场，引发资产价格上涨。今年上半年不少闲置资金买入基金，这次暴涨正是由机构发起（不作为投资指导）。通胀的地方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依然没变，即货币购买力下降。这就是一般性的历史规律。
一些人说中国国情特殊、民族特殊，自由市场不适合中国，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从历史特殊论、民族特殊论推导出经济特殊论，是一种狭隘的危险的叙事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创始人、旧制度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写过一本书叫《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他试图将历史主义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但是，这本书中文出版时，霍奇逊非常担心中国读者曲解了他的思想，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王淑章在评论这本书时写道：“杰弗里·M·霍奇逊说，社会科学的重新振兴首先需要方法论的觉醒。对今天的中国，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普罗大众，再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点恐怕已经不是我们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而是一种方法论的反思。”
如果一个国家还希望从其历史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请回归到一般性上去思考过去。
03 国家：撕裂与共识
中国需要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
费孝通、温铁军、秦晖等学者支持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一说。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中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
有些学者对此提出挑战。其实，两千多年皇权社会，各朝各代有所差异，南北方也有所差异。从彭家屏案可以看出，至少在乾隆时期，皇权对乡绅的统治是碾压式的。
不过，不管皇权是否到基层，中国社会都是纵向统一的，从国家到家庭，从君臣到父子，具有严格的纪律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家庭是经济组织，纪律是第一位的，情感是次要的。他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父子为轴的纵向关系，与欧美国家夫妻为核心的横向关系不同。
祖宗是中国人的信仰。祖宗背后的文化体系是以父子为轴的承袭文化，包括尊老、孝顺、毓子孕孙等。
不过，今天这种承袭文化被打破了。当代青年与父辈们几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一代青年没有办法接受，更不要说承袭父辈的文化。
大多数分歧源自对历史认知的偏差，我们没能采用正确的叙述方式记录历史。孔子，长期是人人敬仰的圣人，一度又被打入臭老九之流，孔庙、孔像被砸。如今，公知也被无污化，从骂臭老九到污化公知，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吗？
每一个民族国家或法治国家，都有其基本的立国基石，即共同信仰与处事原则。今天，我们需要好好反思，当代青年与父辈之间除了血缘延承，还有哪些共识？
历史上，俄国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但如今，不少人对俄国有着莫名的好感。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城160周年，并注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文含义“统治东方”。这条中文微博居然有十多万的点赞。
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叙述。同时，中国与美国的历史也是如此。中国有一批人对美国有着莫名的仇视，不时可以听到反美甚至反人类的极端言论。仇视美国或崇拜美国，都是个人的权利。不过，我发现，一些人发表这种极端言论，并未真正经过思考，而是源于历史性的“脑回路”。
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使用现代神经科学揭示了这种心理现象：人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存在神经轨道。当教条性的语言反复灌输，神经轨道就会变得顺畅，进而形成思维惯性。如果信息源被控制，神经轨道不但不会被改变，反而会变得更加顺滑。
一些人一听到自由、民主、平等就暴跳如雷，可是反对自由、民主与平等，不就是反对核心价值观吗？这属于条件反射的结果，与猪听到主人前来喂食的脚步声就嗷嗷叫没有区别。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现实工具。正确的叙事方式是正视历史，然后从历史中找到一般性的规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荷兰籍经济学家温斯敏对新加坡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建议政府保留竖立在皇后坊的莱佛士塑像。
1819年，38岁的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发现并登陆新加坡。后来，新加坡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自由贸易港。这一年被定义为新加坡开阜年，莱佛士爵士被新加坡人尊称为“国父”。
温斯敏认为，莱佛士塑像的价值是展现了新加坡政府保留英国体制的决心，这能让国际投资者安心。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率舰驶入日本江户湾，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这就是黑船事件。后来，日本人在当年黑船扣关的地方，为这位入侵者树立了一座雕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里上陆纪念碑”。
所谓“知耻近乎勇”，一个民族正视屈辱史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日本人用他们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这段历史。
不过，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不能侵犯他国的尊严，正如日本人需要正视他们的战争罪行。反过来，中国也需要勇气面对这段痛苦的历史。
1917年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提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中对这句话解释为：“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注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我认为，这恰恰是历史的悲哀。所谓历史的“现时性”容易将历史沦为功利主义的工具。其实，历史就是历史，不需要现时性。这是对待历史最基本的态度。
在社会大转型的今天，中西、新旧意识形态激烈交锋，唯有正确叙述历史才好迈向前路。中国需要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抛弃历史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把一段段屈辱的、隐晦的、碎片化的历史，晒出来，拼起来，用一般性的叙述方式记录下来。
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与权利，但需要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