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并非越多越好
有些批评家的极端观点会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交换。他们不喜欢一样事物从张三传给李四，即便张三很富而李四很穷。这些批评家极力反对累进税制（美国大多数税种都按照累进税制缴纳）。在一些与我们关系紧密的领域，这些批评家可能会反对那些明显有利于经济条件差、教育水平低或者社会阅历少的弱势群体的政策。他们之所以会反对这些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给予他们的帮助都应当是私人组织（比如慈善机构）自愿提供的，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也应当是让另外一些群体买单（比如学历程度高以及阅历丰富的强势群体）。他们不喜欢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政府政策。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认同“所有再分配都是非法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应当在保护不幸群体和鼓励首创与自助精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我们既应当使每个人都按照比例得到他们应得的“馅饼”，也应当加大整个馅饼的尺寸。我们认为，再分配的理想方式并不是不作为。但是，即便是那些比我们更反感再分配制度的人也大可不必对我们的政策有丝毫的担忧。多数时候，助推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且对于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人，花费也缩减到最小。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养老缴纳保险，那么推出“明天储蓄更多”的计划对他们来说应当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如果有人不吸烟，或者体形消瘦，那么那些戒烟和减肥措施的实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
一些怀疑主义者可能并不认为，我们的一些建议会需要经济人为一些他们并不需要的计划做出贡献（虽然并不大），并且他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利益。然而，如果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会对社会造成一定负担（比如较高的医疗成本），那么让经济人承担一部分帮助社会人的成本也不为过。当然，一些反对再分配的人也会反对那些迫使其他人为需要医疗保健的人买单的保健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人的确可能会在帮助社会人的政策中受损。如果张三的幸福部分建立在他比李四有钱的基础上，那么李四每次幸福多一点儿，张三便需要付出多一点儿。但我们认为（尽管我们并没有证据），大多数的张三实际上会愿意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弱势群体（尽管李四多数情况下靠的是政府的帮助，而不是私人组织的帮助）。至于那些与穷人稍稍拉近距离便感到不安的人，他们只会得到我们的同情，而不是好感。
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福利，而是人们的自由和自由选择权。为此他们更推崇需求选择，而不是助推。他们甚至愿意向人们提供必要的信息，使他们在选择时有更多的信息参照，然后再让他们去选择，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涉及助推！这在瑞典政府让它的国民自主选择投资方案的例子中得到了体现。另一个案例体现在器官捐献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认为，应当要求人们在没有任何默认规则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意愿进行清晰的表述。这两种情况都是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不是通过助推才产生的。
尽管我们离不开助推，但我们也确实认为自主选择有时候会产生更好的效果，而且我们在提供信息和教育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毕竟是大学教授）。但是，被迫选择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当出现选项太多难以抉择的情况时，让人们自主做出选择可能并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考虑到人们经常无法做出任何选择，要弄清楚自由恋爱者为什么会在人们的反对下做出强迫性举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在餐厅就餐并要求服务员为我们的菜选择一种合适的红酒时，如果服务员的回答是“请你们随便选”，我们是不会感到高兴的。
心理学的经验告诉我们：信息和教育不可能是公平的，不管设计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因此，一言以蔽之，强迫人们做出选择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公平也并不总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