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马尔萨斯——史上“最可怜”的科学家之一，因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而闻名于19世纪——曾悲观地预测人口增长的失控将导致无情的大饥荒，人们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那么他的推测错在哪里？实际上，对其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他有两点错误：既错误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成本，又错误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收益。
在计算收益时，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由人口增长驱动的技术进步可以使粮食的产量以几何倍数飞速增长，并且持续增长，这一点令他十分惊讶。在计算成本时，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由地决定生几个孩子。无论食物供应状况如何，每个家庭都可以主动调整家庭成员的数量，在食物短缺时缩减人口，在食物丰富时增加人口，不用担心会有家庭因为人口过多而挨饿，如果真有，那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人们可能将“过度拥挤”看作人口增长的溢出成本，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你感到拥挤，可以选择离开，如果你没有离开，说明“拥挤”完全是你的自愿，没有人要求你必须生活在“拥挤”的地方。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弗吉尼亚的乡村，享受那份宁静与宽松，也可以选择生活在纽约，阅尽人世间的繁华！抛开“拥挤”只谈“繁华”是痴人说梦，不谈“荒凉”只谈“宁静”也是镜中花、水中月。
芝加哥人可以自由地搬到内布拉斯加州去住，加尔各答人也可以自由地搬到附近的乡村去住。为什么他们没有搬去？原因正是他们现在正在抱怨的，实际上，他们是喜欢拥挤的。为什么曼哈顿附近的房租高得上天，正是大家削尖了脑袋往这里挤造成的，人们更喜欢住在拥挤的地方。
纽约人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行为已经承认。针对纽约市民的一次调查显示，3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搬离纽约。可实际情况是没有人搬离。他们当然拥有搬离的自由，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纽约人嘴上欺骗了调查人员，他们的行为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拥挤”不应该被看作是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乐意，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知道，这个世界看上去人确实太多了，但早有人指出，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把人叠起来，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只能填满科罗拉多大峡谷。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太极端，不人道，也可以这样：把得克萨斯州分成若干50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的小块儿，每一小块儿上建一所房子，每一间房子中住一个四口之家，这样，全世界人民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
许多很明显的溢出成本其实也是假的。比如说，当我出更高的价格购买你中意的一辆车，或者竞聘你心仪的工作岗位时，你可能会觉得我的行为损害了你的利益，构成了溢出成本。其实不是。因为这些成本都用于抵消其他收益了：当车价因为我的竞拍而提高，卖方得到了买方的损失，当事实证明我比你更适合那一工作岗位时，你的损失就是雇佣方（及其顾客）的收益。
“专业”的杞人忧天者总是思考些荒唐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问：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口？这其实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因为地球也不知道它能养活多少人口，这不是地球能决定的。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思考地球可以养活多少人，我们只需要思考在地球能养活的这些人中，你能够养活几口人，并据此决定生养几个孩子。如果有人想要挑战自己，多生几个孩子，这也与他人无关，唯一可以合理“抗议”的是他不堪重负的身体。
杞人忧天者还会问：人口这么多，把石油都用完了怎么办？（或其他不可再生资源都用完了怎么办？）这是另一个典型的“错误”问题，因为它暗含了这样的假设：邻居没有石油可用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使用石油增加的不是自己的成本而是邻居的，如果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这个问题似乎就解决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从来不会过多使用他的汽油，他只后悔自己没有多带点，考虑到他总共拥有的汽油量，他会尽其所能地精准决策现在使用多少、给未来留下多少。作为现实中的人类也会做这样合理的安排，所以，不用担心石油用完了怎么办，只需要担心自己能买得起多少就够了。
假设鲁滨逊会有孩子，也会有孙子，情况还是一样，他同样会做出精准的安排。他现在每多使用一加仑的汽油，他的孙子们就要少使用一加仑，当他做出用或不用的决策时，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清楚了。
假设岛上还有其他家庭怎么办？鲁滨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大家还行吗？依然没有问题。鲁滨逊家族拥有汽油以及其他资产，别的家族也拥有各自的资产，他们可以选择交换或不交换，以及以何价格交换各自的资产。每个家庭会依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交换出去多少石油，保留多少石油（或其他资产）。大家各自做决策，互不干扰。
如果你担心自家的石油不够用，可以适当削减家族的规模；如果你觉得别人都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的话，你可以洗洗睡了，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也许是个商机，你可以买更多的石油储存起来，你的孙子或许因此而变得更加富有。如果确有家庭不计后果、荒唐可笑，那也与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生活会教给他们一切，让他们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让我们思考下应该思考的问题：你、我，以及所有人，我们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上天的恩赐，还是地狱的诅咒？
试图通过记录“功德簿”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是不现实的。你可以在“功德簿”上详细记录你对整个世界的“索取”以及“贡献”，但你一定会在不经意间忽略掉某些重要的东西。炎热的夏天，被堵在路上一个晚上，困得受不了，你一定记得在你前面的家伙增加了你的成本，却忽视了发明空调的哥们儿也给你带来一缕清凉，这也是一种收益。你会记得拿着优惠券拖慢整个结账队伍的笨拙身影，却不一定记得冬天晚上的寒风中帮你换轮胎的好心人。纽约人总不忘抱怨纽约的拥挤，却不曾想不再拥挤的纽约和锡达拉皮兹市又有什么分别。
所以，与其记录一本漏洞百出的“功德簿”，不如换一个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一个适当的方法是重构父母的决策机制，看看他们是如何决策是否要一个孩子的。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他们是否带有某种偏见？他们是更倾向于少计成本还是少计收益？
父母一般不会忽略生养孩子的成本，因为这些成本一般都集中在各自家庭的内部：你的出生将引起你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有形资源如土地、无形资源如父母的关爱，你会将这样的一部分资源从你兄弟姐妹的手中“转移”走，仅此而已。换句话说，资源转移只发生在家庭内部，不会外溢，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外溢成本。就像过度拥挤不存在外溢成本一样，生孩子也一样，因为都是他们自愿的。
再来说说收益。每个人的存在都丰富了世界的多样性，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爱、友谊、新奇的想法以及其他，具有更大的发散性，因而更容易外溢。比如说，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在我看来就给这个世界带来大量的外溢收益（如果是付费阅读就更好了）。如果你善于制作精良的捕鼠器，考虑到老鼠的巨大危害，你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即便你只会对他人微笑，你也可以照亮整个世界无数个日夜！我们难以一一描述如此多的溢出收益，可以确定的是，这确实使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受益匪浅。当然，你的父母不一定会考虑这么多。
所以，当父母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实际上考虑了更多的成本和更少的收益，但他们仍然生下了我们——他们爱我们。从更广的社会视角看待这一现象：社会承担了所有的成本和收益，而我们个人在承担所有成本的同时却只享受了部分收益，我们确实是“亏本”了。
这一分析适用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除非他们把成本溢出到家庭之外，成为小偷、抢劫犯或“播音员”。
当决策者考虑更多的成本而考虑较少的收益时，往往变得过于保守，也就是说，父母生养孩子的数量要比社会所期望的数量少，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人口增长的问题正好与环境污染的问题相反。污染环境的钢铁厂老板获得了生产钢铁的全部收益（即利润），却只负担了部分成本（他承担了生产钢铁的成本，却没有为损害人们的健康而负责），所以他会过度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承担了养育孩子的所有（至少是最多的）成本，却只获得了部分收益（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对孩子的爱，却得不到别人对他们孩子的爱），所以他们“生产”不足。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如果他人生养了更多的孩子，那将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新出生的孩子可能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而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所有工作均由他人承担。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给予补贴。正是由于缺少这种补贴，我们实际上是生育不足的。同样，由于没有适当的罚款或税收，我们的环境被过度污染了。
在某个地方有一位好姑娘，由于我不愿生个儿子，所以没办法提供一个儿子与她一起坠入爱河，因而她无法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我像心疼自己的女儿一样心疼她，就应该把儿子生下来，让儿子与她结成连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更重要，所以我过早地停止了生育。
换句话说，限制家庭规模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我可以理解个人自私的行为，却无法理解鼓励他人自私的行为，“人口零增长组织”（现更名为人口联合组织）不正在做这样的事吗？与此相比，寻找更多的方法补贴人们的生育行为意义更大。更多的人口不仅仅意味着更加繁荣，而且意味着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更多陌生人之间的点滴温暖，甚至更容易找到生命中的真爱，这才是我们应该留给孩子的世界。
[1] 也有观点认为个别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是本研究的相关变量，由于发明创造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从而传遍全球，所以全球人口才是合适的相关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