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可以带来若干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好处都具有溢出效应。当我决定生个孩子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中受益。判断全球到底是人口过多还是不足，我们需要衡量溢出收益与溢出成本孰高孰低。
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不带溢出效应的成本与收益。我女儿的出生使我家的人均收入降低了1/3（原来收入分两份，现在需要分三份），如果不算收益（女儿出生带给全家人的快乐）的话，女儿出生那天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差的一天，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好处，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指出：如果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指数唯一标准的话，家里的牲口下个崽儿都比自己的老婆生个孩子强。
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外溢性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与人口的数量问题决策无关，人们在考虑生几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对这些成本和收益做出了充分且适当的考虑。事实情况也是这样，家庭规模与经济状况的改变密切相关。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教育产业的经济回报率越高的地区，家庭规模也越小，这样，人们才能承受孩子教育费用的增加。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19世纪时的家庭一般都有七八个孩子，而现在却很少有这样的大家庭。在世界各地还可以发现，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下降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生的孩子越少，孩子被抚养成人的比例越高，如果你的所有孩子都顺利长大了，这得益于孩子生得少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多数孩子都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随机”的结果。
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在小范围内实施了一个严谨的对比实验。按照澳大利亚法律，第一次生孩子的新妈妈可以享受一年的育婴假，其间政府还会按月发放一笔补贴，这一福利仅限于第一次生孩子的新妈妈享受。1990年，这一规定放宽了，生完第一胎后两年内生育第二胎的妈妈可以继续享受这一福利待遇。
新政策来得很突然。第一胎出生于1990年6月的“六月妈”适用旧政策，出生于7月的“七月妈”适用新政策。这一政策意向从1989年11月被提上议程，到次年7月开始实施，中间只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而怀胎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育计划，以选择自己是适用新政策还是适用旧政策，因此可以推定，作为一个“实验的参与者”，人们的行为是客观独立的，未受主观因素的干扰。
实验的结果是：相较于两年后要二胎的“六月妈”数量，“七月妈”的数量有15%的显著增长，继续跟踪10年后的状况，结果一致。
换句话说，人们的生育行为对外界的激励做出了积极反应，即便这一激励相对较小（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仅相当于每月350美元）。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的心中都有一本账，计算着自己的所得和所失。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现实情况。我说我想要一个女儿，意思是说无论生养她的成本多高我都愿意承受，我都认为她“值”。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你的父母，他们也是这么看待你的，否则你就不会出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不理性吗？不是。说明生养孩子除了具有很多显性的、相对易计算的、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成本和收益外，还有大量隐性的、难以计算的溢出成本和收益，这些成本和收益都被“当事人”以外的他人、大众或整个社会承担和享用。你，像我的女儿一样（其实所有人都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给亲人带来宝贵的爱，甚至给世界带来新的发明创造。但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应该为我生了女儿、为你的父母生了你而鼓掌吗？当然不是，除了这些溢出收益外，我们还有很多溢出成本需要承担。
但是要注意，哪些成本、收益可以溢出，哪些不可以溢出，二者很容易混淆。以资源消耗为例：只要生活，人们就需要从社会中索取食物、石油、土地等资源，你可能会想，你索取了资源，其他人能索取的就少了，你“占用”了他人的资源，虽然占用得不多，但还是占用了，你索取资源的成本溢出到了其他社会成员身上。这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错的。因为，是否存在溢出，关键是看你如何“索取”这些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由你自己生产（比如种苹果），这显然不会占用任何人的资源。如果这些资源来自你与别人的公平交易，这显然也不会占用任何人的资源。（通过交易，虽然你从我这儿得到苹果、汽油或土地，但我从你那儿得到了我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当继承财产时你才真正“占用”了“他人”的资源，但这种“占用”也不会涉及其他社会大众，“他人”指的不是别人，而是你的兄弟姐妹。
这个特例是个临界点，经常被人误解。当人们谈论人口过多时经常说，如果少出生一个人，其他人分到的蛋糕就可以大一点。实际上，少出生一个人只会使他（她）的兄弟姐妹在分配他们的妈妈做的蛋糕时分得稍大点，其他人的蛋糕不会受到影响。
这一简单现象意味着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由地确定自己家庭的人口增长率，而不用考虑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家庭会因为其他家庭人口增长率的高低而受损，除非他们自愿受损。假如我和你各拥有1000英亩（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的土地，我的家庭人数每代都增加一倍，而你的家庭规模保持稳定不变，用不了十代人的时间，我的后代每人只能拥有不到1英亩的土地，而你的后代还是独自拥有着1000英亩的土地。可见，我的家庭高生育率的成本代价并没有溢出到你的家庭。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我的家族过于庞大，无法养活新增人口，只能诉诸战争，以夺取你的土地，那样的话，溢出成本就真的出现了，你需要认真对待。同样，如果我是一个贼、一个污染大王或是政府的警卫，我的出生也会增加社会的溢出成本。并且不幸的是，通过掠夺、盗窃、政府征用等方式获得资源的人往往只有效利用了这些资源的极少部分，大部分资源都被浪费掉了。所以，除非少数特殊的人，多数社会成员的资源消耗不会带来社会的溢出成本。
有的家庭希望子女更加富裕，有的家庭则希望子女多多益善，无论哪种期望都无可厚非。只要彼此之间没有碰撞冲突，就不构成政策制定的难点，我们应该为世界的多样性而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