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利文斯通博士，一位非洲开拓者，医生传教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之一。10岁时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当地一家棉纺厂，每周工作84小时。这在当时很常见，也就是说，在19世纪20年代，这是典型的英国孩子成长的方式。
我们可以预见，利文斯通博士看到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非常困惑。他们手持电子记事簿，身携苹果随身听，每年交20000美元的学费，就来上几节课，整日无聊地聚集在校园里玩玩飞碟，在每年春季抗议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童工的仪式上大声呐喊着。
学生抗议者们能对处在饥饿边缘的非洲儿童说的就是：克制、放松，让生活轻松点。这就是抗议者要求签署贸易协定的内容，通过限制非洲童工们工作的时间，改善童工们的工作环境来“保护”他们。戴维·利文斯通童年时就通过劳动供自己念完医学课程，他是真的关心非洲儿童的福祉，但他对抗议者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非常贫困，就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贫困意味着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比如是多干活儿，还是少吃饭。没有哪个选项是真正轻松的，谁做出的抉择都高明不到哪儿去。那些妄图建议让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帮助”非洲和亚洲的家庭做出决策，并由其承担后果的示威者，不是只有一点点的自大，简直就是狂妄至极。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正在做出的选择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曾经做出的选择一样明智。回到我们还很穷的19世纪，我们也对环境漠不关心，我们也无暇顾及家庭和亲人，就像现在他们做的。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苦、工作环境差，都是为了赚取足够的食物，他们让自己还是儿童的孩子出来工作，就像我们的先辈曾经做的一样。在1860年的英国，大约37%的10~14岁男孩被界定为雇用他们是“有利可图的”，在那个年代，想达到“雇用有利可图”必须让儿童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在当前的非洲，这一童工比例在30%以下，在印度还不到非洲的一半。所以，当前的童工比例已经比历史水平低出许多。
随着生活的好转，童工逐渐退出劳动大军。1890—1930年的美国，人均收入上涨75%，童工占比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无独有偶，在第三世界国家，童工占比自1950年以来已呈稳定下降趋势，这部分得益于收入的上涨，即便收入水平还相当低。
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以赚取微薄的工资？是他们屈服于发达国家公司或其他外界力量的压力吗？当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没有外国公司，孩子们依旧出来工作。很显然，童工是人类社会对贫困的自然反应。
孩子们是被关心他们的父母送去当童工的，这对于没有经历过极度贫困、享受着特权的西方人来说过于残忍。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外来者，正是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变成童工。
下面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是否真的把孩子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多项研究显示，大部分父母会在条件允许时尽快让孩子们脱离童工。这似乎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一样关心他们的孩子（事实证明，他们以父母应该关心的程度关心自己的孩子）。
当疼爱孩子的父母做出送孩子去工作的决定时，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谴责什么，因为结果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任何类似痛苦境遇的人，对这些父母的谴责是毫无道理的。每一个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过类似境遇、具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会为某些人否定非洲和亚洲人民选择权的想法感到震惊。
如果说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经的经历与现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况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那就是：当我们也很贫困的时候，没有富有的国家，因而没有人可以对我们施以援手。现在印度和非洲依旧贫困，但我们有能力提供帮助。有人认为我们施以援手是理所当然的，但也有人不认同。不管你赞成哪种观点，都不应该主张：既目睹第三世界国家深陷贫困之中，又否决他们做出的合理应对机制。
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否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消除全世界的贫困？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应该满载装满现金的箱子送到各个第三世界国家？就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的、深入的大讨论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但别错误地把反血汗工厂运动作为重要贡献纳入该讨论中。关闭血汗工厂不会减少国外的贫困（有时会要求部分美国人做出实实在在的牺牲），相反，这是外国投资者对改善第三世界贫穷状况的直接回应，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这一回应受到反血汗工厂人士的认可，做到了克制、放松、爱护环境，人们不用过分担心下一顿饭没有着落。这同时再一次证明，全世界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
禁止强迫劳动和制定环保标准可以阻人耳舌，却不利于减轻人们的贫困。相反，这样会强迫穷人“购买”很多只有富人才会享有的商品，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和闲暇的时间。如果你并不觉得清洁的空气和闲暇的时间是奢侈品，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足够富裕，即便最穷的人都已经忘记什么才是真正的贫穷。有机会的话问问你的曾曾祖父，他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当你负担不起清洁的空气时，你就是个真正的穷人。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没有人关注环境是否被污染，就是因为贫困。
如果你认为可以既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又让他们按照发达国家的方式安排劳动和对待环境，二者可以兼得的话，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要求他们也都人手一台索尼游戏机呢？毕竟，游戏机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负担得起，但他们不能，无论是游戏机还是对待劳动和环境的方式。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人无视这些，却沉浸在自己的傲慢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