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事实：艾滋病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可怕惩罚，惩罚人类对无节制的、全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纵容。同时，这一疾病也是人们对一夫一妻制、忠贞和其他形式的性保守主义持赞许态度的代价。
人们很容易看到描述性滥交罪恶的文章，但，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性自我克制的坏处。
马丁，是一个迷人且像普通人一样谨慎（性经验有限）的青年，一直在优雅地与他的同事琼调情。在上周的办公室聚餐之前，马丁和琼都在默默地期待着聚餐后他们一起“回家”的场景。不幸的是，命运通过它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代理人开始干预了。就在办公室聚餐的那天早上，马丁正好注意到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宣扬禁欲是一种美德的地铁广告。马丁决定待在家里，不和琼约会了。由于马丁的“爽约”，琼被同样迷人但相当不“谨慎”的麦克斯韦深深迷住了，于是，她得了艾滋病。
由于谨慎的马丁退出这场“两性游戏”，客观上造成倒霉的琼更容易被不计后果的麦克斯韦捕获芳心。如果这些地铁广告在抑制“马丁们”比抑制“麦克斯韦们”方面更有效的话，它们实际上成了危害“琼们”安全的威胁。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马丁们稍微“放纵”一下的话，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可能就会降低。当然，放纵也不能过了头，如果马丁们过于放纵的话，就和麦克斯韦们一样危险了。但是，如果性保守主义者们能适度增加自己“放纵”的次数，对于其他人来说绝对是件好事。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预计，如果每个性伴侣个数少于2.25个的英格兰人能再额外多一些性伴侣的话，英格兰的艾滋病蔓延速度将显著降低。这一估计适用于四分之三的18~45岁的英国异性恋者。
像马丁这样谨慎的人，每一次去酒吧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实际上，是做两次贡献。第一是降低了每一个期待一次安全“邂逅”的人被感染的概率；第二个贡献更可怕，但也许更有意义：如果马丁当晚带一个女孩回家，而这个女孩可能已被感染艾滋病毒，马丁与之约会被感染后，会独自回家，在孤独中逐渐消瘦，最终死亡，将病毒一并带走，这是很伟大的。
如果有人被感染，我希望他能像马丁一样将病毒带走，而不是像滥交的皮特一样，在死亡之前将病毒又传染给另外20个人。
我很希望在酒吧里能碰到像马丁这样的好人。当他把一个未感染的女孩带回家时，实际上是保护她免于被感染；当他把一个已被感染的女孩带回家时，实际上避免了这个女孩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而这个“其他人”如果被感染，可能把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当然，不管怎样，我肯定还是希望马丁好运的。
可悲的是，一旦被感染，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以中断病毒的传播路径。我们不太可能要求别人“为了把病毒带走，你应该和他/她睡，被感染后一个人死去”，从而使自己置身事外。那就好比要求别人“为了让你邻居的草坪保持干净，你应该卖了自己的吹叶机”，或者说，“在球场上看比赛时，为了让其他人看清楚比赛，你应该一直坐着”。关键点就在于对集体有利的往往对个人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结果总是不属于我们。
如果多个性伴侣可以挽救生命，那么一夫一妻制就是致命的。想象一下，在一个绝大多数女性都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有的男性都需要两个女性伴侣，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很少的妓女就可以满足这些男人。不久之后，妓女们感染了疾病，她们把疾病传染给这些男人，这些男人又把疾病带回家，并传染给他们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妻子，这样，所有的人都得病了。但如果女人们不再坚持一夫一妻制，而是每人都有一个婚外恋情人，一旦这样，妓女们就没有市场了，伴随着的就是病毒无法保持足够的传播速度以存续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消失了。
实际上，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妻子们“想开点”，在道德层面上比马丁和琼们偶尔的风流韵事具有更深远的寓意，因为它表明，即便站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对性开放的适当宽容将有助于阻止艾滋病的传播，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那么现实中是怎样的呢？这一想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让我们看看克雷默教授的研究成果。基于可信且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克雷默教授深入研究了人类选择性伴侣的内在机制，实验结果表明，道德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象一下，当平日里一本正经的邻居很罕见地在你面前展现出俏皮的一面，他真正做的却可能是努力与致命的困难相抗争。
以上是我们对“一夜情”持支持态度的原因之一，应该支持马丁们和琼们的深厚“友谊”。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乐在其中。我们不能阻止人们对快乐的追求。毕竟，降低艾滋病的患病率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追求的目标还有很多，比如说快乐。如果我们只追求艾滋病患病率降低的话，我们应该彻底禁止性行为的发生。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在既定数量的性接触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疾病感染的发生率。这一发生率在数值上等于被感染数量除以性接触数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可以降低“分子”，也可以增大“分母”。所以，在被感染人数既定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增加人们性接触的数量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当然，这里说的性接触是人们两相情愿的。即便马丁无法总坏麦克斯韦的“好事”，至少他可以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快乐！
如果我们只是狂热追求艾滋病患病率的降低，就应该鼓励马丁们多出去“猎艳”。[2]如果我们足够理性，追求性行为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的最小化，就更应该鼓励马丁们多出去“走走”，要“雨露均沾”。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为什么性保守主义者对于“性事”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价值被低估。如果性保守主义者能够多宣扬一下他们的“英雄事迹”，反艾滋病人士将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很难辨别谁是性保守主义者，谁不是。对性保守主义者的鼓励不足又导致他们更不愿“走出来”，如此循环。
做任何事都有成本和收益，婚外恋也不例外。找一个新的情人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是你自己的事；同时，对于对方来说，你也会让对方产生一定的成本、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是对方的事。如果你的履历过于“丰富”，甚至可以用“不计后果”“滥交”来形容，那么你将构成对方的一项“大成本”。大家本来在干净的“河流”中寻找自己的伴侣，你的进入可能污染整个“河流”。
但如果你是个小心谨慎且“口味”独特的保守主义者，你的加入将提高整个可选伴侣群的质量。仅仅跳进“河”里，你就可以让“河水”更加干净！“河里”的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你，你的加入提高了他们的安全系数。
像所有的公共河流一样，由性伙伴组成的这条“爱之河”也是制造污染的人多，自愿清洁的人少。工厂老板们为什么不愿意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环境？因为他们无法从保护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好处（也不会受到足够的处罚）。虽然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比如清清的水、蓝蓝的天，但环境保护的绝大多数好处被我们所有人共享了。对于工厂老板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同样道理，为什么现实中总是缺少马丁们来与艾滋病“抗争”（虽然仅仅是陪琼们睡觉而已）？因为马丁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性快感），但更大的受益者是琼们、琼们的伴侣们，以及伴侣的伴侣……
从另一方面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马丁们的贞节观实际上危害了这条“爱之河”的环境，因为贞节观导致相对安全的马丁们远离这条“爱之河”，从而无法“清洁”爱之河。工厂老板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是因为他们只需要承担环境污染的部分后果，马丁们之所以老是待在家中不主动出去“走走”，也是因为他们不必为此承担全部后果。
上文关于“污染”的类比极具说服力，因为它点到了所有问题的内在本质。为了得出马丁与琼一夜情有助于降低疾病传播速度的结论，我们可能需要关于琼和麦克斯韦及其潜在性伙伴行为模式的假设，但要得出马丁与琼一夜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结论，就不需要任何假设了。当然，这一“更好”是指疾病传播这一成本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快感这一收益的增加。价值被低估，供应就会不足，是一条通用的准则，对“绿色健康”的马丁们的价值低估，将导致他们懒得出去“走走”，所以，找一个安全的一夜情对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性保守主义者适当“放纵”自己将使周围更多的人受益。应该给予性保守主义者更多的鼓励，鼓励他们打破牢笼、释放自己，这样所有的人将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