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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共河流篇

2020年6月2日  来源:反常识经济学:性越多越安全 作者:史蒂夫·兰兹伯格 提供人:zhongzhi83......

先说一个发生在我郊区邻居之间的小悲剧,这样的小悲剧在每一个满地都是金黄落叶的十月都会上演。周六早上,每一块草坪上都有一个居家好男人拿着吹叶机吹自家草坪上的落叶,吹树叶很轻松,叶子一吹就到了邻居家的草坪上,邻居再一吹叶子就又吹回来了,最终,大家都累得够呛回屋休息了,各家的草坪上依旧布满了落叶,一上午白忙活了!

这样度过周六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要是都把吹叶机扔到一边待在屋里看球赛,相信大家肯定都会更快乐。但是,人类的理性不会允许我们那样做,因为人类理性告诉我们无论邻居们怎样做,各吹门前叶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不信你看:如果你和大家一样都去吹落叶,各吹门前叶可以避免你家草坪上铺满多层落叶(有几层是从邻居家吹过来的);如果大家约好都不去吹,你作弊就你一人去吹,各吹门前叶会让你家草坪成为所有邻居当中唯一一块净地。

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总是告诉我们理性行为会导致令人惊讶有时甚至是悲剧的结果。球场上的比赛正进行得热火朝天,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站得更高,生怕错过某个精彩的瞬间,最终结果是谁也看不清比赛;一个嘈杂的聚会上,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一声更比一声高,生怕自己的声音被别人淹没,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带着哑了的嗓子回家。无论是我们站得更高,还是喊声更大,还是把叶子吹到邻居家的草坪上,都是因为我们是彻底的“趋利避害者”,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他人的利益,比如说我们可爱的邻居。

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当每个人行为的后果由自己承担时,结果就是最优的;当每个人行为的后果由别人承担时,结果往往是最差的。这个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是有道理的,它甚至可以撼动大多数“传统智慧”被信赖的基础。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全世界的人口数量还是太少了,守财奴也太少了,一夜情还是太“偶然”了,不过二手烟和童工的数量则刚刚好。人类对金钱的渴望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尝试复仇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是天赐之物。这个基本原理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更高、更瘦、更漂亮的人收入更高等问题,同时建议我们应该对司法系统、政治系统和税收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制定规则以防止类似看喷泉时的插队行为。这个基本原理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费城的汽车保险是那么贵。

从现实的角度说,这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街上的垃圾“有点儿多”,这一点并不如你想象的那般显而易见,因为“有点儿多”不等于“太多了”。毕竟,街上有点儿垃圾并不一定总是坏事,要是有点儿其他东西可能比有点儿垃圾更糟。你刚刚踩到一块吃剩的三明治,那可能是某个可怜的哥们儿为了躲避黄蜂扔的;刚刚差点绊你一跤的报纸,可能是某个哥们儿追出租车时不小心从公文包里飞出来的;如果患有心脏病的你吃着冰棒正在街上走着,忽然心脏病发作,没有人会要求你在倒下的瞬间还得先把没吃完的冰棒扔到最近的垃圾箱里。所以说,街上有点儿垃圾也是正常的。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全球所有城市的人行道上都不应该有过多的垃圾,存在的垃圾都应该如上述那样有合理的理由,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存在的垃圾要比有合理原因的垃圾多得多,而且我要强调,扔香蕉皮的和被香蕉皮滑倒的通常不是同一个人。正是这种收益(随手扔垃圾带来的便利)与成本(被香蕉皮滑倒)的不对称才造成即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事收益小于成本也总是有人做。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整个社会的效用就降低了,这就是我前文说的垃圾“有点儿多”的真正含义。

换句话说,“太多了”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有确切的现实含义,即每当生活中的垃圾减少一点点,我们每个人的效用就会增加一点点。就像减少吹叶机的数量、禁止看球赛时站立一样,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效用、更多的快乐!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有成本和收益。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吹落叶、丢垃圾,还是尚未提到的鱼水之欢、生儿育女,以及做一个节省的人还是做一个大方的人,都可以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来分析。当然也可以用来分析抽烟和喝酒到底划不划算,是应该参与纵火还是应该举报纵火者,这些都可以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只有成本和收益都由个人自己承担时,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数量决策”,包括到底应该扔多少香蕉皮、应该生几个孩子,甚至应该找几个情人。假如只需要我们享受收益而由其他人承担成本,人们肯定希望情人多多益善。做一个对调,如果由我们承担成本而由其他人享受收益,人们肯定会觉得一个也嫌多。

当你们AA制聚餐时,点餐的决策就像上面提到的扔垃圾的例子,“实际”点的数量往往比“应该”点的数量多。举个例子,当你一个人吃饭时,你肯定不会点一份对于你来说只值4美元却卖10美元的双层巧克力慕斯,但当有10个人来和你一起分担成本时你就会点了,为什么?因为你感觉“便宜”了,你只用了1美元就买到了你认为价值4美元的东西,但大家伙儿却集体为此多付出了6美元。


溢出效应通常导致不好的结果,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学者们正在努力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溢出效应。以餐馆里的二手烟为例,二手烟之所以叫二手烟是因为烟会从这一桌“溢出”到另一桌,或由这一桌“溢出”到厨房。但从相关性上看这算不上溢出效应。只有当决策者忽视它时才能称之为溢出。在这个案例中不存在溢出效应,因为餐馆的老板——就是那个一开始允许客人抽烟的家伙,不太可能忽视会冒犯他的客人的事情的。

当然,不管饭店老板怎么做都会得罪部分顾客,较为宽松的禁烟规定会得罪不抽烟的顾客,严格的禁烟规定又会得罪抽烟的顾客。如何才能使这种“得罪”最小化?老板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禁烟的收益大于成本,饭店老板会选择禁烟,如果收益小于成本,他会选择默许。为什么饭店老板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如此有效地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满意(在禁烟问题上)?因为无论是禁烟的收益还是成本,都由饭店老板直接承担,顾客在店内的消费意愿会直接影响老板的钱包。对经济行为的所有影响都由老板自己承担,所以他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事后批评那个老板,比如说,通过法律来推翻他的决定,不是一个好主意。

总结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河流法则”:弄脏自家的游泳池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家的污水溢出,到了大家共用的河流里面的话就应该赔偿;相反,如果有人自愿帮助大家清理公共河流,这个人就应该得到回报,否则,污染公共河流的人会越来越多,而自愿清洁河流的人会越来越少。

一个多么简单而明显的道理,不是吗?继续往下看,对它的深入理解可能会“惊”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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