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
“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偷窃能治自私症吗？
我有幸有一个只有5岁却非常早熟的孩子。在看电视时，她一听说比尔·克林顿宣布要增加所得税，立刻大哭起来。再没有比我更感到骄傲的父亲了！
这一揽子税收措施，和往常一样，是用花言巧语包装起来的：“富人们得到的太多，而穷人们得到的太少。”“他们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只有这样才公平。”等等，冗长乏味。
事实上这些是政客们编出的花言巧语。我推断，是因为有些选民需要这种论调。也许这会使这类选民减轻一些愧疚感，因为他们从来是靠别人的辛勤劳作过活的。欺骗大家，让大家认为别人是应当被剥削的，总比承认自己贪得无厌要好得多。
虽然，这里的关键词是“欺骗”，但是事实上，没人相信“收入再分配”这种骗人的鬼话。你可以用这种花言巧语在一定时间里去愚弄一些人，而且让他们心甘情愿被愚弄。但是，没人会永远相信这些鬼话，而且，没人在内心深处会相信这些鬼话，哪怕只是暂时相信，甚至产生将信将疑的感觉的人都没有。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女儿，我常常带我的女儿去游乐场，在那里，我听到了别的父母告诉他们孩子的东西。在我无数的经历中，我就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会对他们的孩子说，别的孩子的玩具比你多，你可以去抢过来玩。我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会告诉孩子，如果一个小孩的玩具比别人的都多，那么其他孩子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府”，通过投票，把那个孩子的玩具抢走。
当然，我鼓励分享，当我们的孩子过分自私时，我们也会尽力让他们感到羞愧；但是同时，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另外一个孩子很自私，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但绝不能是暴力抢夺。你可以笼络，可以交换，可以与之绝交，但是你绝不能偷窃；而且，即便是一个合法政府，也绝没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去替你偷窃。也没有任何的立宪会议、民主程序或者任何类型的机构可以创造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拥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不论我们如何用其他方法来找托词，这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员要靠怂恿这类毫无根据的权力和托词来谋生，但是，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讨论问题时，这些托词就都消失了，因为没有哪个大人会在游戏场里辨不清是非曲直。
我们教孩子的东西展示了一些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或者时事评论员的真正信仰，不要去听他的演说或者看他的评论文章，要去听听他给他的孩子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的行为的善恶，要问问他的家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大人们总搞“双重标准”
几年前，我带我的女儿凯莱和她的朋友阿利克斯一起去吃晚饭，她们那时应该已经6岁了。在要饭后甜点时，我让她们选择：要么现在吃冰激凌，要么饭后吃泡泡糖。阿利克斯选择了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给年轻父母的省钱窍门：从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你的孩子，泡泡糖是一种饭后甜点）。
阿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出去买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有了泡泡糖后，阿利克斯却什么也没有了，然后阿利克斯就开始号啕大哭。对于任何旁观者（大人）来说，很清楚，阿利克斯没有任何道理。她已经有了和凯莱一样的选择权，而且已经提前享受了她的权利。
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在大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保罗和彼得在年轻时都拥有同样的机遇。保罗选择了过一种安逸的生活，每周工作40小时，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彼得选择了投入他的全部青春年华去建立一个新企业，整天忙得连轴转，收入也很没有保证。到了中年，彼得变得非常富有，而保罗则不然。于是保罗开始诅咒、攻击这个制造了不平等的制度。
我不想争论彼得的选择是否比保罗的选择从内在上更让人钦佩，我也不想争论泡泡糖的味道是否比冰激凌的味道更香甜。但是我想讨论一下保罗的选择，他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很好的测试就是去看看一个大人是否会严肃对待一场小学生之间的争论。保罗的牢骚说明他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源于选择的收入和单纯源于机遇的收入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来看看你是如何对你的孩子说的吧！如果你曾经给孩子分过蛋糕，你就会听到这种口头禅：“分得不公平，我的蛋糕小！”如果那时你很有耐心，你就会向孩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孩子安心享用他自己的蛋糕，而不是去考虑他妹妹盘子里的蛋糕是否比他自己的大，那么他就会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那些总是想去比较，结果却往往被搞得心烦意乱的孩子，得到的幸福就会少得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幸福，所以我们就应该告诉孩子，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你就安心去享用；如果别的孩子的蛋糕比你的大，你就应该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得到的蛋糕比你得到的小。如果下次你的同事得到了一次意外升迁，你就应该记起这堂人生课。
大人们对自己的标准和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标准之间往往是不一致的，但是，大人们在财务方面却很少这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里，公共广播公司每年会从你的口袋里掏去5美元来资助像国内公用无线电台这样的项目。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说客（全都是大人）却企图通过指责其他“大户”来掩盖这种小型的掠夺行为。而这种“大户”就是像海军这样的部门，它们每年都要花比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多十几倍的资金来采购武器。
也许这些说客把他们的说服目标仅仅定位在了那些无儿无女的选民身上。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所有的父母在碰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时，都可以认清其本质。相比较而言，选民却总会“认购”这种貌似有理的辩论。但是，很矛盾的是，父母和选民往往是同一人。我相信，这个矛盾的根源是：我们往往会更费心地去思考在何时、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在选择规范议员行为的方法和时机问题上，我们投入的心思却要少得多，这一现象可以说是非常明显。我的建议是：省些脑子吧！你应该认识到，你不必把孩子和议员的问题分开来思考。一个好的经验和方法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因为某事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你们的议员也没有权力逃避惩罚！
几乎每个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为帕特·布坎南的保护主义复兴理论而感到震惊，我的女儿凯莱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不像经济学家们那样，凯莱感到震惊的理由非常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