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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喧哗与骚动:媒体的虚假智慧

2020年6月2日  来源:反常识经济学: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作者:史蒂夫·兰兹伯格 提供人:zhongzhi83......

我的叔叔莫里斯喜欢收藏肉品,他将它们冷冻在冰柜,在地下室一字排开。每次有人拜访,他都会十分骄傲地带客人参观自己的收藏,介绍这是1975年的烤肉,那是他度蜜月时购买的上等肋排。

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喜欢收藏糟糕的经济学论证。我在网上浏览那些愚昧无知的文章,专门为它们建了个文件夹,标题就叫作“喧哗与骚动”[1]。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人们犯下显而易见的错误时往往怒气冲冲,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写下那些文章的人并非彻头彻尾的白痴,他们不过是一时糊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与我的其他爱好不同,这个爱好偶尔会换来些回报。我有时会将它们设计成考试时的选择题,题干往往如下:“在以下文章中找出不可救药的错误,以此证明你的头脑比《纽约时报》(或《福布斯》杂志或《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灵光。”

现在,让我简单向你展示下我的收藏。

《纽约时报》头版文章(2010年6月7日)——

纽约保姆与工人有望享受同等权利

纽约州很可能将成为第一个为保姆提供就业保护的联邦州。

本周,州议会通过一项家政工人权利法案,相关措施将要求雇主为纽约大约20万家政工人提供带薪假期、加班费和病假。

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将减轻数以千计的女性——包括一些男性的负担。他们照料富人的孩子,除了工资高于联邦最低标准外,目前尚无法享受其他工作场所的合法权利。

而一位持反对观点的记者可能这么写:

纽约州最新的劳工条件限制恐对纽约保姆造成影响

纽约州或将成为第一个减少保姆就业机会的联邦州。

本周,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禁止全州约20万家政工人接受不提供带薪假期、加班费和病假的工作。

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将增加数以千计的女性——包括一些男性的负担,因为只要满足工资必须高于联邦最低标准,整个市场都应该自由运作。

一位更加中立的观察者可能会意识到,如果法案通过,将惠及一些保住工作的保姆,同时对丢掉工作的保姆造成损害。对倾向于用薪水换假期的保姆而言,这也不是好事。但毫无疑问,美国家庭用人联盟(National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主席蒲艾真(Ai-jen Poo)一定认为这是好事。她代表所有赢家,完全忽视了那些将遭到变故的受害者。相反,媒体引用蒲女士的说法——显然不是为了讽刺——声称这项举措“令家政工人在遭受了漫长的区别对待后,终于迈出了巨大一步”。

这里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立法初衷与它造成的后果。如果工人对雇主的价值降低,雇主就不会请这么多人。于是,工人就需要在市场中竞争数量大幅缩水的职位,最后很可能导致降薪。

有时,人们觉得这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认识的许多人不会为了多付一些加班工资就辞退自己的保姆。他们忽略了:第一,以你周围人的情况来揣测总体情况往往存在风险;第二,更加根本的理由在于,总有人正处在要开除他们的保姆的边缘,如果不存在这些人,保姆间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将人们推向这个边缘(这是劳动经济学[2]的主要观点之一);第三,只要有保姆遭到解雇,就会引发整个行业的串联效应(cascades effect)。


我的收藏中有一系列的相关故事,它们标榜一些职场上的法案对某些特定群体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但他们不过是最大的受害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3](Family leave legislation)要求雇主提供一定天数的产假,于是被视为女性员工的一大胜利。然而,对遭到解雇的女性而言,它实在很难跟“胜利”二字沾上边。应聘者甚至不能自愿放弃这项权利,从而令自己更具有竞争力或者获得更高薪水。因此,法案的最大好处最终落到了男性员工身上(他们同样适用该法案,却很少主张自己的相关权利)。在我的一个名为“讽刺”(Irony)的子文件夹中,保存了一份阿尔·戈尔(AlGore)在过往总统竞选辩论上的发言。他刚赞美完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中的堕胎自由,立刻就对它火力大开(“你打算强制执行它吗?为什么你不强制执行它?”)。

同样,法院做出有利代孕母亲的裁决,认为她们有权违背合约留下自己的孩子,报纸上涌现了大量评论,将这称为“代孕母亲的巨大胜利”——但这种“胜利”也付出了代价,好不容易花费数年通过的代孕合约几乎被废止。(此后,各州的法律制定状况各有不同。)如果法庭裁决此后房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贷款,类似评论还会欢呼这是购房者的一大胜利吗?他们是否会意识到法庭裁决可能导致根本没人买得起房了呢?

作为类似错误的一种,《纽约时报》报道了机票代理公司员工哈里特·特尼普斯德的老板会监视她工作时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的新闻,如果她稍有放松,老板就会立刻知道。

《纽约时报》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上司不用时刻盯住特尼普斯德小姐,她就会好过一些,但严格的监视并非只让老板留意到员工偷懒,同时也会令他知道谁工作最卖力——并且对其做出奖励。了解员工工作效率并且不吝嘉奖的上司,往往愿意支付更多薪水。

如果你对此心存疑虑,不妨考虑另一种极端状况。想象你的老板完全不清楚你的工作表现,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每天上班,除非你的主观能动性极强,否则一定不会在这份工作上多花心思。得知此事,你的老板当然也不愿意向你支付高薪。显然,员工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对他们而言是好事。如果某种程度的监督有好处,接下来应该是在实证研究中讨论多大程度的监督合适。

2011年3月是三角内衣工厂火灾100周年,这是纽约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工业事故,146名工人在火灾中丧生,绝大部分是年轻女性。悲剧的根源在于,为了防止员工平时顺手牵羊,逃生路线上的大门被锁上了。火灾后,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了近30条新的职业健康及安全法律条文,此后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清楚标示(并且不得关闭)逃生路线。

不管是1911年的报道,还是2011年百年悼念时的封面文章,均清晰指出新通过的安全条例是工人的胜利。或许是吧。但或许,不是。我从未发现任何记者在给出这个结论前做过相关调查。

对1911年的制衣厂工人而言,大门畅通意味更好的安全保障。因为安全很宝贵,所以那是一件好事。但大门畅通同时意味着更频繁的偷窃行为,这降低了工人价值,从而压低了他们的薪水。有意思的问题是,1911年时,如果有制衣厂工人掌握全面信息,他将做出什么选择呢?

我不知道答案。但这里有一些相关信息:首先,对工厂老板与工人而言,制衣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那时,纽约有数百家制衣厂,有些工厂正位于与三角内衣工厂类似的大厦中。(火灾只发生在三角内衣工厂的三层工作区内。)它们吸引了居住在下东区拥挤公寓中的人们争相做工,或者成为独立承包商。

其次,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关系确保工人按照他们的边际产量[4]获得薪水。(关于这点,有大量理论与证据支撑,在经济学界不存在任何争议。)这意味,一位每周给工厂贡献6美元利润的女工可以获得6美元周薪(依据历史上相当精确的工资水平得出)。

现在,让我带大家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假设一位普通工人每周偷两件女式衬衫,每件价值60美分——60美分的价格是我根据西尔斯邮购目录[5]推测的,每件衬衫的零售价略高于1美元;但每周偷两件,完全来自我的假设,欢迎你按照自己认为更加实际的方法对之后的计算进行调整——于是,这位工人的边际产量下降了1.2美元,市场竞争压力继而令她的周薪下降了1.2美元,那意味她的工资被砍去了20%。尽管换来一整个衣柜的衣服,以及可能为她带来一些利润的副业——比如以半价出售偷来的衬衫,总体而言,她的损失大约为10%。[6]

于是,问题变成:工人是否普遍认为损失10%的收入交换逃生路线是一种胜利?再说一次,我不知道答案。我不认为自己会为了一条消防通道自愿降薪10%,但这无法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塞满布料与织物的工厂里日夜劳作的那个人不是我。此外,我的生活比1911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制衣工人好太多。因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依旧无法判断工人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另一方面,发生火灾前,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工人愿意放弃一部分薪水交换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或者相关工厂愿意放弃一部分利润增设防火安全门。我不否认存在各式各样的劳资纠纷,但据我所知,它们都与薪资和工作时长有关,几乎不涉及安全。说得更直接一些,工人情愿获得更高的薪水,而不是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但毫无疑问,另一种说法可以是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火灾隐患。

我还可以再给出一个例子。火灾发生后,许多工人对新出台的安全管理条例拍手叫好,虽然这在实际上压低了他们的薪水。说得更直接一些,工人情愿获得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而不是更高的薪水。但毫无疑问,另一种说法可以是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相关条例将怎样影响他们的收入。第三种说法呢?从一开始,小偷小摸就不是大问题,所以它对薪水的影响微乎其微(很难直接衡量这种行为的后果,因为影响薪水的因素很多)。

为了理清上述情况,或许要将它交给研究经济活动的历史学家,他也许能写出一篇极其漂亮的博士论文。我当然不可能要求报纸上的文章达到博士论文水平,但如果作者最少能够承认这些因素存在,而非直接对职业场所法令给出天真的结论——即使是19世纪早期下东区充满安全隐患的工厂,也总能找到对工人的有利之处。

2010年5月,波士顿自来水主管道爆炸,导致之后几天的自来水无法饮用(即使烧开也不可以)。波士顿电视台(WHDH)受此启发,制作了饱含深情的影片,揭示了两种悲情的副效应——根据波士顿电视台那群家伙的表述,所谓的副效应根本驴唇不对马嘴。

第一条报道直指价格敲诈,镜头对准的是一位正在抽泣的女人——她竟然真的在抽泣!——因为她的儿子买1瓶水花了1美元,而如果在平时,同样的水3.99美元可以买到24瓶。故事想表达商店老板抬价,将情况弄得更糟了。

第二条报道关注了满脸沮丧的顾客。他们为买一些瓶装水要么奔波了四五家商店,要么排了很久的队。显然,没有任何一位波士顿电视台的员工想过,如果不涨价,队伍将排得多长。

实际上,价格浮动完全是根据市场情况调节的。而且,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拒绝发“灾难财”的好心商店老板更应该抬高纯净水价格,再将赚到的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任由最早赶到店里的人抢走全部纯净水。

媒体 /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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