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现代人脱颖而出的是一种独特而极为强大的能力，那就是借助选择来控制和刺激情绪。其中，必要的联结并不存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而是接入了大脑新皮质。在与社会脑相关的文献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大脑新皮质。我们可以选择去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让自己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之中。我们可以将头脑中虚构的悲剧与真实的悲剧相对照。
我们也可以用吉姆·科比特的《库蒙的食人兽》（Man-Eaters of Kumaon）或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超自然恐怖和血浆四溅的电影来吓唬自己。我们还可以选择思考侵犯性的想法，甚至将它们置于他人的心中，这是一种更加接近真实的危险。而这不正是蛊惑民心的政客所擅为之事吗？这一传统自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克里昂（Cleon）的时代起就已成形，甚至可能比那还要早上许多。
海德堡人有可能坐在火炉边做白日梦吗？在萨福克的比其斯深洞，约翰·高莱特和许多其他研究者展开了考古挖掘工作，他们发现，早期人类曾经围坐在池塘或小溪边的篝火旁。高莱特回忆这次挖掘时说道：“我们发现了一把手斧的手柄端。我希望能够发现它的剩余部分，我最终探明这个剩余部分就在其他新发现之中。我带领学生们去发掘它，并让学生自己去认识它。它距离手柄不过半米远。也许任何现代人都会对弄坏心爱的工具感到不安，你或我很可能将它扔到池塘里。”然而，海德堡人只是平静地将断开的两部分摆到了一起。
尽管情绪至关重要，但它往往都是杂乱无章的。与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相比，人类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不过，大猩猩也很少被指责为过度兴奋。更确切地讲，人类的情绪已经被重构了，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它们的确曾大放异彩。情绪把我们变成了会哭泣、会欢笑、会寻找能触动灵魂深处的音乐、会用诗歌交流的生物。如果我们说考古学能够追溯所有这些东西的根源，那么我们就是妄自尊大，然而，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这些重大变化是在过去的50万年间，在头脑发达的古人类身上逐渐成形的。
社会脑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允许我们去验证自己断简残篇式的资料。自此处起，我们将聚焦于我们所掌握的最佳证据：墓葬、珠链以及一种新技术。艺术将是我们的一大助力，但它们的保存模式却是极端不均衡的。我们将会阐释艺术，但首先，我们要引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艺术的部分功能在于“制造独特”。自此，我们将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寻找这种制造独特的行为。
制造独特的另一个特征是“附加价值”。我们的意思是，物品可能获得附加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比物品原本的功能更为重要。关于此，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蛛丝马迹产生于40万年前，那是一块镶嵌在手斧中的贝壳化石。贝壳化石可能才是这个工具的主要特色，而非对称的外形或锋利的斧刃。
我们必须同时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些新特色的发端是很难辨识和追溯的。这就是考古学家无法依据这些特色本身而讲述整个故事的原因。即便如此，我们仍旧能够指出一些基本但显著的科技发展事件。人工制品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存在转变。自250万年前起，工具就已经被手以及手所能够运用的手段所支配。接着，在最近的50万年里，人们开始尝试新的组织自身物质世界的方法。
火的使用释放了一种能力。尼安德特人掌握了控制燃烧温度的方法，这就使他们学会了制造沥青，而制造沥青需要长时间的高温。由松树或桦树树脂制成的沥青是一种有价值的胶水，沥青出现证明复合工具已经到达新的高度。基于容纳的思想，另外一条路径赋予了世界新的概念。
这种思想很可能发端于背包和水桶（并没有遗存下来）这样的基本物品。然而，这种变革的主要考古学证据来自棚屋和房子的形式。类似证据有时充满争议，但头脑发达的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在他们位于西班牙阿布里克罗马尼的岩石房中建起了屋顶，在天然屋中建造人造屋。这些人造屋在被自然弃置的情况下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由尤金·卡博内尔（EugeneCarbonell）带领的团队巧妙地发掘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