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种群中，亲属关系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键合力。这是社会存储（socialstorage）的一个良好范例，责任、联结以及情感纽带都被整齐地放在一个名为“家庭”的盒子里。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向家庭成员寻求帮助，同时又只需支出极少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向好友要求相同之物则会是一种不同的命题。
社会人类学的亲属关系很难从考古资料中觅得。然而，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清晰的线索。人类学家艾伦·巴纳德描述了一种普遍的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让现代狩猎者和采集者能够自由地跨越广阔的区域。在这个例子中，亲属关系超越了紧密的遗传关系。
我们更多的是称呼一位完全陌生的人为“阿姨”或“叔叔”，为的是利用亲属间的习语来建立联结。巴纳德认为，普遍亲缘是亲属关系的最初形式，在过去的20万年间，它巩固了所有的人类社会关系，包括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社会关系。巴纳德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同样地，普遍亲缘的出现也可能是借助于既有联结的发展，且这种联结是纯粹以个体间的基因亲缘性为基础的。
尼安德特人的大眼睛和大脑袋
既然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起源于大约50万年前的一位共同祖先，那么，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地方比所有其他人族物种都要更靠北。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导致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低光照水平，这在冬季会尤其明显。低光照水平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物种所不曾面对的。低光照问题来源于两个因素。
第一，当你从赤道向两极迁徙时，由于地球是圆形的，太阳光需要穿过愈发厚重的大气层。这自然会降低阳光的强度。此外，高纬度地区通常会覆盖更多的云量，尤其是在北半球，这进一步降低了光照水平。
第二，这一点要更为棘手，在靠近两极的区域，气候会表现出更明显的季节性。这是由于地球自转轴相对于公转轨道而言是倾斜的，在北半球的冬季，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而在夏季，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结果是四季分明的一年之中白昼长度的剧烈变化——冬季的白昼时间短，夏季的白昼时间长。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物种必须能够适应漫漫黑夜以及短暂、阴晦的白昼。
对此，常见的进化方案就是增加视网膜眼球后部感光层的面积，从而吸收更多的光线。这与夜视望远镜的原理基本相同，可以让更多的穿过瞳孔的光线聚集在视网膜上。而如果想要更大的视网膜，就必须要有更大的眼球来为其提供依附，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学问题。因此，尼安德特人通常有更大的眼睛（比现代人大20%左右）。尼安德特人的身上还具有一种辨别性的特征：头部背面的“隆起”。
现代人的颅骨相对来说是圆球状的，但尼安德特人的要更为狭长，且在背面有一个凸出部分。大脑的后部是专门执行视觉处理的区域。以灵长目动物为整体来看，大脑视觉皮质的体积，视觉神经及神经间的各类中继站的体积，以及眼球的体积，都是紧密相关的。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视觉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组织方式就像一张简单的映射图：视网膜上的每一区域都会映射到视觉皮质承继层的匹配区域。所以，如果有一张巨大的视网膜，大脑中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视觉系统来处理传入的光信号。
因此，倘若尼安德特人有更大的眼球，那么，他们就会有更大的视网膜，以及大脑中更大的视觉皮质。结果就是，尼安德特人以更大的全脑容量来适应这一切，除非他们愿意牺牲大脑中的其他部分来追求更好的视力。
与近亲种智人不同，尼安德特人似乎在大脑的进化上非常保守。换言之，即便尼安德特人全脑容量已经增大，但他们的大脑额叶却始终未变：只有大脑背部的视觉系统区域增大了。其结果是，尼安德特人的社群规模与他们的祖辈大致相当。与之相对的是，尼安德特人的非洲表亲因为某种原因获得了脑容量的功能性增长，并最终催生了现代人。因为这一演变过程发生在热带地区，所以全部的增长都出现在大脑的前额部分。
由于额叶对社群规模的影响似乎非常关键，这也就促使非洲智人的社群规模从早期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100～120人增长到我们现在的150人。这些人在7万年左右进入了欧亚大陆，为了应对低光照的问题，他们同样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脑容量。
到了此时，现代人已经提高了自己的社会脑体积，他们最终只是增加了额外的视觉系统，却并没有牺牲额叶或颞叶皮质。
尼安德特人的“隆起”的确是为应对高纬度地区的低光照问题而进化出的适应性特征吗？为了验证这一说法，露西课题的一位研究生艾莉·皮尔斯首先比较研究了来自不同纬度的现代人类。她测量了颅骨（来自博物馆藏品）中大脑和眼窝的体积，并将这些数据与颅骨所有者居住的纬度相比较。
换言之，来自高纬度地区的人类事实上有着更大的眼球，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更大的大脑。然而，皮尔斯根据不同的数据源又证明，个体的视敏度几乎不随纬度而变化。
换言之，随着现代人自赤道向北方（和南方）迁移，他们增加了视觉系统的体积以保持视力的大致不变。也许，尼安德特人栖居北部地区的时机选择太早，以至于未能演变出智人具备的完整的社会脑功能。
换言之，开始于5万年前的现代人类大进军，是由这次演变所推动的。同时，这次演变让社会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延展开成为可能。社会伙伴的缺席不会再切断社会联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演变是一种解放。此外，社会联结在亲属关系的文化规则中得到了重塑和加强。我们曾讲述了“进入大学的学生是如何更换了自己的朋友，却维持了家庭关系”的现象。亲属关系的力量战胜了距离和时间，而距离和时间是构建和维持亲密关系的日常需求。那些大一新生是一个缩影，对应于5万年前第一批定居于澳大利亚的移民。此问题的解决之道始终是忘记朋友，信任亲属。
由亲属关系衍生的远距离亲密关系，同样拓展了引入逝者的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穿越边界”的能力见证了人类定居于新大陆的壮举。同样地，这种能力也将允许人类踏足一个幻想之地，即冥世及先祖的世界。这一任务对心智理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意向性等级，或称社会推理步骤，变得极其复杂，因为想象中的人类和存在体（包括神灵和鬼魂）的动机如今必须考虑在内了。
“终于明白了，亨利相信，仙女教母想要他迎娶简，并以此完成他去世的叔叔的遗愿，而非不断猜测简嘀咕着罗杰意图求婚是为挽回家族荣誉的内心声音。”这样的第五阶意向性使得我们的想象以及社会推理异常复杂。它就像是在预见棋盘上的棋子接下来五步的走法。亲属关系令这种心理化过程更加简单了，因为人们并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行动，而是遵循儿子、阿姨、祖父、堂兄这些角色的社会期望来行事的。仙女教母和去世的叔叔也是这个复杂的普遍亲缘关系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存在指向了非常高的意向性等级。
心理化能力与脑容量相关，尤其是与额叶体积相关。基于此，我们可以评估不同化石古人类的心理化能力，且更为重要的是，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保持相当的信心。评估的结果表明，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只能把握第四阶的意向性。对他们的语言和语法复杂性，以及所能讲述故事的复杂性而言，这将会造成明显的限制效应。
相比之下，评估数据表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最早在20万年前就掌握了第五阶意向性。这意味着，像赫托人这样的智人化石，即便只有非常简陋的石器科技，他们都依然具备高超的心理化能力。这也许令人感到意外，但来自赫托的两个颅骨都曾经在肉体死亡后被刻意整饰过。脑颅骨和颚部的切割痕迹表明，它们曾被有意分离关节和脱去皮肉，甚至被打磨和抛光过。伟大的非洲考古学家德斯蒙德·克拉克将此过程形容为修饰。出土于博多更为古老的海德堡人颅骨上也有切割痕迹，但没有被修饰。现在，这些尸体解剖的仪式也许并不契合亨利和仙女教母的故事，但它们的确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行为的物质痕迹，这种行为是头脑发达的古人类所专擅的。考古学的口头禅，“所见即所得”，遭遇了博多–赫托证据的挑战，而这些证据本身却在社会脑理论的预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