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露西课题进行的过程中，始终让我们苦思不解的考古学难题是，这些头脑发达的古人类太过缺乏创新。直到距今5万年前，也就是在海德堡人出现80万年后，一系列的人工制品才能勉强被贴上艺术或装饰品的标签，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非洲存在一些初期艺术品，如在好望角和摩洛哥发现的简单的贝壳珠，但直到很久以后，初期艺术品才开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蔓延开来。
总之，艺术品的到来是在脑容量增大许久之后才发生的事。发达而又消耗不菲的大脑理应直接影响到工具设计吗？它能够通过探索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使人类获得以符号方式使用人工制品的能力吗？至少，脑容量增长影响文化是考古学家一直以来期望发生的事情。因此，难题仍然留在那里：从总体上说，头脑发达、社群组织精密的古人类仍旧在使用旧时的简陋石器。在旧石器科技发展成现代科技的过程中，为什么人类没有耗费更少的时间？
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对技术和文化的变革早已习以为常。技术的变革先于我们而存在。但作为智人，我们的脑容量都是相同的。例如，位于埃塞俄比亚赫托的智人，他们在16万年前创造的文明被考古学家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科技”。在此期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科技增量的过程。我们将这种增量比作调高耳机的音量。文化事物以及创造文化事物的科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可以用来衡量这种增量过程。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在其著作《世界古代70大奥秘》（The Seventy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费根的研究始于200多万年前的石制工具，终于1400年前的避孕及催情药物。在这次对历史的细腻审视中，我们发现，像陶器这样的普通物品的种类之繁多是最令人惊异的，与此同时，文化类目的种类也随着石制工具向金属器具的过渡而日渐增多。
正是这种增量过程给予我们绝对多样化的物质产品，也正是借助这些产品，我们推动社会生活不断向前。甚至早在30万年前，正如考古学家拉里·巴勒姆（LarryBarham）所指出的那样，被装上了木柄的石器成为历史上第一批复合工具，从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增量。与数千个零件组装而成的汽车或超市中出售的形形色色的商品相比，装上木柄的石器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它代表了科技的增量过程。它同时也提醒我们，来自赫托的手斧使用者不能够被贬低为无技术变革的古人类。
但是，还有哪些变化发生了呢？这里，我们再一次弄清了原委。社会生活并不仅仅包含人工制品（如殉葬物）和赋予其特定形式的人造环境。就社会脑理论而言，社会生活意味着二联体之间的互动，如母亲和她的孩子。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生活的内涵是建立持久的联结。我们的情绪是其中一个核心资源，情绪使这样的联结稳固。利用心理化的技能，我们将求生情绪（如恐惧）转变成复杂的社会情绪（如贪婪）。在这里，辨别他人情绪的认知技能，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理解。
无论是否使用科技，情绪都能够借助放大效应使自身更趋强烈，而科技所依赖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核心资源——物质。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独自唱歌，还是同他人组成一支乐团，都可以享受音乐。放大效应的结果就是情绪的改变，以及社会互动的加强。我们需要这种过程发生，因为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强化联结的压力也将进一步上升，更多的合作伙伴需要被吸纳进来。
对于“没有改变”这一考古学难题，我们给出的解释是，类似科技和文化增量的过程在我们的情绪中产生了。在这一章中，我们会讨论在音乐和亲属关系背后，情感联结如何达成，以及宗教在我们的情感和认知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便没有科技的支持，所有这些主题也都可以发生。特别是新形式的科技，如鼓、香炉、舞厅以及扇形拱顶，赋予了感官更丰富的刺激。感官是情感的基石，音乐和宗教的情感张力因为人类对感官的掌控而被放大。
也许，我们自己是豁然开朗了，但我们怀疑，大多数考古学家并不会认可我们给出的解释。考古学家希望看到情绪强化的物质遗存，否则，他们就不会信服我们的观点。考古学是历史科学而非实验科学，这是他们的研究逻辑。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极简主义方法让人族之所以为人的故事留下了太多缺憾，最终，我们又返回了原始人心智愚钝的陈词滥调，误认为原始人依靠本能生活在一个社会性贫乏的世界。
我们所知的大多数考古学家仔细审视了证据的分量，他们得出结论，“真正”的人性只是在近古才通过“革命”而产生的。但是，他们的论证方法遵循的是“所见即所得”原则。如果“所见即所得”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方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证据都迅速地销匿了，并且，愈是陈旧的便愈是容易消逝，那么我们就理应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人性远不止于细碎的打制石器、宰割的动物骨骼以及简陋的贝壳项链，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理论体系，它拥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其他所有标志性的人类特征，如亲属关系、欢笑、语言、符号运用、音乐以及仪式等。社会脑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体系，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赋予了该理论本身足够的包容力。此外，社会脑理论还能够聚焦于这些特征在旧石器时代先辈身上深刻显现的时间。
我们把太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一长期进程的“出现时间”上，却鲜少去询问“为什么会如此”。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纠正这一图景。社会脑理论允许我们采用一种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者的方法，因为它让我们将那些始终在场的核心资源纳入了研究清单，如感觉体验和物质。正是借助这些核心资源，古人类组建了直接且至关重要的社会联结。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新的社会形态，它们的产生是为了向社会化进程提供支撑。这些社会形态包括社会情绪，如同情和音乐。音乐增强了仪式的肃穆感，而来世的概念也最终成为仪式的一部分。
音乐作用于感官，并用新的方式放大了感觉体验，以产生更为稳固的联结。社会联结因而可以促成更大的社群，在必要时，也允许更长远的分离。而与此同时，用于加强那些至关重要的联结的物质，也为古人类所获得。我们已经强调了复合工具的重大意义。在头脑发达的古人类手中，如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复合工具逐渐变得非常普遍。而在智人的科技体系中，复合工具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们整合了多种材料和多套部件，例如多个并联石片形成一把刀的刀刃。这种拼组物体、整合外部元素以制成新工具的爱好，表明古人类构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并栖身其中。这种复杂性一直延伸到了符号和象征。因此，符号、具象艺术、装饰陈列以及染色材料开始流行起来。最终结果是，人类自身成了一种复合产品：暖衣蔽体、身披甲胄、缀饰珠玉、扎发、喷香、刺青、彩绘；这种复合创新不断增量，进而催生了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