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偏侧化、偏手性以及语言
大脑偏侧化是指，大脑的两个半球分别执行不同的功能。偏手性就是典型的例子。大多数现代人要么是完全惯用左手，要么是完全惯用右手。在世界范围内，右利手个体和左利手个体的比例大约为85:15，而这种区分是人类所特有的。
偏手性当然是受基因控制的，尽管，一些错误的文化传统会打压左利手行为，进而轻微地影响到基因的表达。由于人脑中存在的古老的神经交叉，控制右手的恰恰是大脑的左半球。主视眼通常与优势手相匹配，而且个体也可能存在右利脚或左利脚。
偏手性可能是源自大脑专注于复杂任务的需求。将任务分配给两只手和两个半脑也许会是一项太严苛的要求，因为它要求以毫秒记时的快速反应。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较低的水平上向两只手分派任务。例如，用铁锹挖坑或挥舞一根长棍。黑猩猩同样善于做这样的任务，与人类一样，对特定的任务黑猩猩也有特定的偏好手。
整体而言，语言也只存在于大脑的一个半球——通常是右利手人的左侧半脑，但并不一定就是左利手人的右侧半脑。所有这些都导向了一个略为棘手的难题——除了探究现代人类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外，我们还要搭建出一个进化的框架。
偏手性是比较易于阐明的一部分，因为它的存在可以追溯至过去。岩石加工过程中的敲击动作，反映出右利手或左利手的工作模式；而特定形状的工具，其切削刃也可能冲着某一偏好的方向。
所有开展至今的重大研究都强烈暗示出种群整体的右利手特性，无论是现代人类、尼安德特人还是早期人属。语言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它的偏侧化要更为复杂。在某些化石古人类的颅腔模型中，大脑细微的局部不对称是可以测明的。对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的演变的认识表明，语言的产生可以追溯至早期人属。
即便如此，这一观点远没有偏手性那么确凿无疑。偏手性本身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语言的存在。它可能的确指明了要求专注的工艺程序的特化作用，这些已经被拥有超过200万年历史的工具所证明。
这些发现让纳利奥克托米人的发现者艾伦·沃克（AlanWalker）确信，这个男孩是没有语言的。但据称，180万年前德马尼西的更为古老的格鲁吉亚人遗骸，却有着与现代人极为相似的呼吸控制方式。然而，为了得到确凿的解剖学证据，我们必须跨越更广阔的时间尺度，去探究另外一处大名鼎鼎的遗址。
西玛德罗斯赫索斯是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埃卡洞穴的复杂遗迹的一部分。一些来自该区域的脑颅骨保存得非常完好，甚至连骨性耳道都留存了下来。骨性耳道是外耳的硬质外壳，它具有调谐作用，能够提高声音频率，而这是黑猩猩所不具备的。不幸的是，这些样本的存活年代并没有获得研究者的一致认可。
不过，研究者普遍认为，他们身处自海德堡人至尼安德特人的进化轨迹上——至多有50万年历史，最少也有25万年历史。即便最少的这个数字是正确的，他们也无疑是尼安德特人的祖先。这就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都具备这种语音特征。因此，要么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各自将这种特征进化了出来，要么是两者的共同祖先本身就具备这种特征，而这个共同祖先要追溯到50多万年以前。
近期，遗传学家自尼安德特人的化石骨骼中获取了DNA，并分离和公布了他们的基因组。结果显示，我们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仅仅是在40万年前才分道扬镳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曾是身处同一条进化路径之上，但在某个时刻，重大差异出现了。
解剖记录中缺少明显的新特性，这促使一些人开始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习得之物，甚至是一种单一突变的意外产物，而突变的历史也许还不足5万年。这种解释似乎并不可靠。基因学研究表明，一些现代人群体早在5万年前就已经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且都以同一种方式使用语言。有一个基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那就是FOXP2。
许多物种身上都携带FOXP2，FOXP2一般都非常“保守”，在过去的数百万年里，它的变化微乎其微。但人类身上的FOXP2却是例外。FOXP2并不是语言基因，而是对语言至关重要的基因。在我们的谱系中，已经存在几个关键性的基因突变，而如果FOXP2因突变而失效的话，我们的语言能力就会丧失。
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复原证实，他们同样拥有现代版本的FOXP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现代版FOXP2应该是由更早先的自然选择过程所塑造的，最晚也要追溯到40万年前，存在于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一位共同祖先身上。
社会脑理论认为，脑容量在更新世的大幅度增长与社群规模的改变相关。而社群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语言的需求。脑容量的改变是逐步发生的，语言的进化也很有可能是渐进式的。这阐明了我们观点的笨拙之处：我们往往将语言视为非存在即缺失，这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许多人都将火视为非有即无。
在语言这个问题上，焦点在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会谈论些什么。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假定语言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形式，要知道，尼安德特人完全有可能使用一种不同的言说方式来描绘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而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既古怪又陌生的。
总体上说，语言的硬性证据是不完整的，也往往存在多种阐释方法。然而，在纳利奥克托米和西玛德罗斯赫索斯的古人类之间，喉头和大脑的进化已经使得某种形式的语言成为可能。语言究竟产生在距今150万～50万年前的哪个具体时刻呢？社会脑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社会脑的证据最终脱身于解剖学。脑容量的增长，特别是大脑新皮质的增长，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都是异常明显的。大脑新皮质的增长允许我们对社群规模做出预测。这意味着，由于社交网络中人员数量更为庞大，900毫升脑容量的古人类必须比400毫升脑容量的古人类花费双倍的时间在相互梳毛上。这些数字极力暗示着，最晚在50万年前或者更早，社会性梳毛的替代交流模式成为一种迫切需求。这也正是罗宾·邓巴在《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一书中所阐述过的。
在早前的一篇论文中，莱斯利·艾洛表示，随着互动伙伴的增多，个体可利用的时间会被极大压缩，最终这种压力会催生交流方式的彻底变革。一种解决方法可能是借助火来延长社会活动的时间，在夜幕落下之后，将一些社交意义上的空载时间利用起来。我们相信这的确发生了，但它只不过是部分解决方案。在某个时刻，古人类必须舍弃梳毛这一社会伙伴间的主要互动方式。在原本属于梳毛的位置，我们发现了一种语音梳毛的形式，但它并不必然就是我们起初所认识的那种语言。事实上，即便是现在，人类也因保留了多种交流系统而独树一帜，例如肢体语言、惊叫、笑声和口语。事实上，笑对语言的进化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语音梳毛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提高了交流效率。语音梳毛不再依赖抚摸及梳毛来刺激阿片肽分泌。借助语音交流，个体可以在用声音唤起听众的同时，将指尖梳毛保留给社交网络中最亲密的个体。利用歌唱和吟诵，基本的语音梳毛同样也可以在包含细微差别的情况下被放大。这可能还会需要群体活动，如仪式、舞蹈、音乐创作、欢笑以及哭泣的支持。
那么，古人类都会谈论些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他们谈论彼此。人类是为八卦而生的，我们有理由相信，50万年或更早前的人类与我们相同。语言是我们向他人学习，影响他人参与我们社交计划的传统方式。其中涉及的问题可能非常平凡，例如，决定吃什么以及和谁一起吃。当然，一旦语言变得可用，它也会有助于觅食活动，并潜在地改变社会学习程序，比如如何做一件事，以及为何这样做。语言还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并最终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追随特定的政治观念和宗教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