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一夫一妻制大脑
我们把本章的重点放在了社会共同体形成的方式上。但在人类行为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与此间接相关的，同时，它也在人类进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这便是交配行为。一个物种的交配体系是其存在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始终都是繁衍驱动了物种的进化。交配体系同样也嵌入了物种的社会系统。
灵长目动物的交配体系通常被划分为简单的几个类型：对偶相系（pair-bonding）的一夫一妻制、垄断性一夫多妻制（harempolygyny，其中，一名雄性垄断多名雌性的交配权）以及多夫多妻制（multi-male polygyny，其中，多名雄性与一支雌性群体生活在一起，雌性进入发情期后，雄性之间为获取交配权而竞争）。研究者将这些社会形态的前身视为一种半孤立的群居生活，其中雄性独占领地，而雌性则各自为政。
对偶相系，或者说一夫一妻制，是研究者自始至终的关注焦点，这正是因为人类建构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它还关系到双亲对于后代的养育问题，并因此而被视为人类进化的核心。男人和女人彼此结合，共同将精力投资于后代的喂养上。
事实上，研究者认为，对人类来说，对偶相系和繁衍后代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人类后代的抚育花费巨大。同样的论点也成为劳动分工的理论基础。劳动分工是另外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特征，它塑造了人类本身：男性依靠狩猎来为妻子提供食物，与此同时，妻子肩负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是终极的投资冒险合作。
其实，人类究竟是一夫一妻制的群体，还是一夫多妻制的群体，这仍旧是一个会引起激烈争辩的议题。许多人认为，人类在根本上仍旧是一夫多妻制的，其中，一夫一妻制充当了社会和经济上的强制限制。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男性基本上是多余之物：是外祖母在帮助母亲照料孩子。
狩猎也被降格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类似于征婚广告：大型狩猎活动的风险很高，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的男性，毫无疑问也拥有优秀的基因——良好的身体协调性以及反应敏捷的大脑，令其能躲过猎物的每一次攻击。事实上，以解剖结构（例如相对睾丸大小）来衡量交配体系的话，人类恰好处在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目动物（如长臂猿）和一夫多妻制的灵长目动物（如狒狒和黑猩猩）之间。
在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雄性的睾丸相较于身体而言非常之大，而一夫一妻制的雄性睾丸则要小得多。人们猜想，这是因为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雄性必须为交配而相互竞争，在一次性交过程中射出的精子越多，就越有可能令雌性受孕。因为一次精液射出量和睾丸大小之间存在简单函数关系，所以，那些想要在这种类似博彩的交配中最大化中奖概率的雄性，就必须拥有能够负担的最大的睾丸。
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睾丸是软组织，并不会形成化石。这就使得我们对化石物种的交配体系很难得出任何牢靠的结论。然而，露西课题的一位研究生艾玛·尼尔森（emmaNelson）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利用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比值来作为替代（见图2-1）。这一比例会受到胎儿期睾酮水平的影响，并且，男性的食指与无名指长度的比值要始终低于女性（即男性的食指比无名指要更短一些）。
图2-1 食指长度与无名指长度的比值
尼尔森证明，在一夫一妻制的猴子和猿类中，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它们的食指与无名指长度的比值都接近于（甚至略微地大于）1；而在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雄性和雌性的食指与无名指的比值明显要更低（通常为0.9左右）。不可避免地，现代人类再次遗憾地处在了一夫一妻的长臂猿和滥交的类人猿之间。接着，尼尔森与生物学家苏珊·舒尔茨（SusanneShultz）和丽莎·凯什摩尔（Lise Gashmore），开始研究起化石祖先的指骨。
结果表明，大部分的古人类（包括早期人族动物地猿和后来的尼安德特人），其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的比值都毫无争议地处在了一夫多妻制的范围里。诡异的是，只有南方古猿食指与无名指长度的比值接近于一夫一妻制的长臂猿，尽管，它们的交配体系与暧昧不明的现代人类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见图2-2）。
图2-2 不同物种食指与无名指的比例关系
一些考古学家始终都认为，在早期人类进化过程中，对偶相系的关系很早便出现了，也许能追溯到距今550万～450万年前的古老地猿——比著名的南方古猿露西和它的同类，还要早上100万年左右。然而，食指与无名指长度的比值的记录资料表明，所有的人族动物，包括尼安德特人和来自中东卡夫扎遗址的早期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都是和黑猩猩及大猩猩一样的一夫多妻制种群。简言之，似乎我们所有的祖先实行的都是一夫多妻制。没有一种早期人类是长臂猿那样实行专一的一夫一妻制，并且，也几乎没有一种早期人类实行与我们相似的一夫一妻制。
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偶相系的进化是为了促成双亲养育的观点。就双亲养育产生的范围来说，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发生，它似乎是对偶相系带来的机遇产生的结果，而非如大多数人先前所猜测的那样，是对偶相系出现的原因。
这也许是言之成理的。因为，作为露西课题的一部分，苏珊·舒尔茨、基特·奥佩（KitOpie）和昆汀·阿特金森（Quentin atkinson）能够证明，在灵长目动物社会进化过程中，一夫一妻制是一种沉溺状态：一旦某个物种进入了这种状态，它就会很难再转换回来。在专性的一夫一妻制中，有些东西似乎是不可更改的。这可能是因为，真正的一夫一妻制需要行为和认知上的重大改变，进而带来脑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旦成形就很难还原了。
专性的一夫一妻制是进化意义上的末路——它似乎是令一个物种更缺乏灵活性了，至少就其社会体系而言是如此。灵活性的缺失绝不会带来进化上的成功。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这很可能就是没有哪一种古人类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动物的原因。任何类似的进化尝试都只会导致种群的迅速灭绝，因为在过去的200万年里，气候变化的阴影始终萦绕不去。
狩猎–采集者营居群是人类学家为填补空白而设计出来的建制。奇怪的是，它更多是由其所不具备的元素来定义的——农业、城镇和纪念性建筑。相较于未来社会的精巧复杂，这的确只是一个微小的开端。在这一方面，柴尔德是绝对正确的：现存的“零星资料”并不允许我们对社会行为做太多阐释。如果我们将寻找有关建制的确凿证据作为研究旧石器时代社会的手段，那么我们将永远也无法找到它们。
然而，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可以探看过去的社会生活。这条路径可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它源自我们对灵长目动物的观察。社会行为的规则并非由社会建制所规定和认可，而是由个体摸索出来的。这里的关键词是互动和联结。社会化意味着相互联合，意味着社群成员之间彼此合作，不论它们是狒狒、尼安德特人，还是你社交媒体上的好友。
物种为参与社会联结而分享不同的资源，会导致社会互动模式的不同。在我们社会性的核心之中，有两种东西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物质和感觉体验。前者由食物、水、石头、木材以及环境中其余一切资源组成。后者是所有社会联结产生的共同基础，它源于一种久远的、共有的感觉遗产：触觉、视觉、味觉、听觉和嗅觉。当然，所有灵长目和人族动物在其社会性接触中，首先呈现的是它们的身体。这其中会涉及化学性痛苦和奖赏系统，以及不同形状的手指（主要用于触摸梳毛）、四肢和牙齿。
然后，社会的互动和联结便开始形成。基本的社会单位是二联体：即任意两个人组建的社会单位。但基于进化因素的考量，最重要的二联体显然是母亲与其孩子的联结。二联体之上是更大的群组，可能是近亲、密友、互助小组或形形色色的人际网络。个体能够随意寻找群体成员获取食物，或者在冲突发生时寻求保护。克莱夫·甘布尔原本将这些组织层级称为亲密网络、有效网络和外延网络。山姆·罗伯茨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扩充。
狒狒和尼安德特人的区别不只在于它们的脑容量，还包括形成社会联结的物质和感觉体验的范围。对狒狒来说，社会联结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性梳毛。一天之中，狒狒有足够的时间享受这种触感联结所带来的化学奖赏。但是，对于拥有更大脑容量和150人规模社群的人族动物而言，如尼安德特人和我们自身来说，事情则并非如此。因为在这样规模的社群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个体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结。
通过每日面对面的互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建立在使我们逐渐显现并持续重复“我们之所是、我们社会之所是”的主要行为模式上。它与社会在宗教、政治、法律和商业领域的建制模式毫不相干。相反，它围绕着物质和感觉体验这两个核心搭起了“脚手架”，并以此来促进更复杂的社会联结成形。这个脚手架采纳了许多社交形式。它包括将人连接起来的仪式，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死的，并将真实与想象并置一处。它涉及构思新的工艺品和建筑来表达这些概念。然而，这些新的社交形式的灵感，总是激发自社会化的基本内容。这意味着尝试各种方法来建立社会联结，将个人社交网络各个层级的个体，也就是全社会的个体，用一种更加持久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脚手架”从未撤离，新的社交形式也始终处于扩展状态，关于这一点你只需参照一下我们的数字时代就懂了。社会生活的问题，仍旧在困扰着我们，而我们也始终想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觅得答案。
这个过程可以被描述为增强既有之物，即借助身体动作，如舞蹈，来促进阿片肽的释放；或者借助对客体的感情，它们勾起的回忆，以及情感效应、共情作用让旁观者产生的热认知，增强现存的、来自情绪和情感的信号。这一点在工具制作上尤其明显。一根挑逗白蚁离开巢穴的木棍，先是被制作成挖掘棒，然后被制作成长矛、箭矢、书写工具。每次转变发生，都伴随着新的不同的社会关系成形。图2-3中展示了社会脑元素“地图”各种社交形式。与此同时，感觉体验同样能够被放大。音乐、语言、烹饪和绘画都能产生感官刺激，丰富群体联谊会的体验。我们所能找到的用以描述这一过程最动人的词语就是“陶然”。法国先锋社会学家涂尔干首先用这一词语来描述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陶醉感，人们欢聚在一起，表演舞蹈，举办仪式和典礼。“陶然”同样用于形容聚会结束后缠绵不去的感受，如团体的集体精神，社会生活的凝聚力等。
图2-3 社会脑元素图
感觉体验和物质是资源的核心，它们帮助组建起了新的强大联结，以应对更为庞大的社群规模。
人类已经探索了多种方式来提高兴致，改变社交聚会的氛围。当我们饮酒、听音乐或品尝美味的菜肴时，我们就是在增强产生社会联结的核心资源。同样地，我们会从事能够刺激阿片肽分泌，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奖赏的公共活动。这些解释了我们对集体运动、大合唱以及作为观众笑作一团的热情。我们还会精心地改变周围的环境，让自己身处的地方或迷醉或鬼魅，同时也令我们感到或安全或恐惧。
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考古学，我们的看法源于这些无处不在的核心资源，并以其作为改变的基石。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人类的进化至少有260万年是依靠工具驱动的。对于所有生活在这一巨大时间跨度中的祖先来说，社会生活的内容始终都是个体形成利于自身及其后代的成果。他们是在面对面接触的基础上完成这些变化的，其中的成果也存在种种限制。这些成果都是由小规模的人口推行的，其中的衰减效应，正如史蒂夫·申南（StephenShennan）在其开拓性著作《基因、模因和人类历史》（Genes, Memes and Human History）中所述，存在于人们对新奇事物的接受度。在我们的课题中，这些问题由加里·朗西曼（GarryRunciman）在其著作《文化和自然选择理论》（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d NaturalSelection）中有所阐述。
有一件事我们十分肯定。一种被称为“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建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此，在柴尔德所提出的概念上，考古学家根本就是无物可寻。相反，我们在本书中所探究的“社会”这一概念，要求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考古学证据：这是一场只关注洞悉社会脑运作方式的考试。柴尔德拒绝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组织，也不研究其他考古学家关注的缺乏直接证据的议题，对此，我们的回应非常简单：改变那个你理解为社会生活的模型，忘掉那个从未存在过的建制。回归将古人类的力量和才能相联结的纽带，以及能够改变他们的力量和才能的方法。打开那个社会性大脑，并探看其中的远古历史。
我们将会在那里发现的是约翰·高莱特称之为古人类进化的“永恒三角”的问题。三角形的三个点分别为饮食调整、社会协作和翔实的环境知识。在这里，人类进化故事中的几个重要角色聚到了一起。我们知道，相较于猿类近亲，早期人类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觅食，其原因就在于更加干旱和周期性变化的环境。石制工具的散落可以证明这一点（见图2-4）。
图2-4 石制工具分类
传统上，石制工具依照一个简单的梯级进行分类：砍斫器之后是手斧，然后便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高级工具集”，而这些远非故事的全部。
但除了向外开拓以外，古人类还在努力想要借助自身的关系网络凝聚在一起，因为不论是为了相互支援还是分享知识，彼此都需要更好地沟通。换言之，更大的名义群体需要更多的食物，这就促使他们去占据更广阔的领地和活动范围。
作为露西课题的一部分，詹姆斯·斯蒂尔（James Steele）和克莱夫·甘布尔研究了猿类和食肉动物的活动范围。同时，苏珊·安东（SusanAnton）和她的同事跟随灵长目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专门研究了猿类和人类在饮食结构上的差异。猿类的食谱包括水果、树叶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人类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肉类食物，且其量比也在不断增长，远远超出了黑猩猩的食肉数量。与我们已经提过的猿类较小的领土范围不同，在远离热带的地区，像一个100人规模的直立人社群，其活动范围大概会有500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更大的脑容量和社群对人类的饮食结构和土地的使用方式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