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脑容量的增长。我们能够证明，人类的大脑变得更大了。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学证据中看到，它与新概念的出现存在弱相关性。但是，我们需要解决，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些变化，如何才能组织证据对各种理论做出验证的问题。
发达的大脑代价高昂，因为神经物质的生长和维持耗费巨大。这主要是因为个体要始终保持神经元处于发射就绪状态。这个过程包括：将神经活动的残余清除出系统，产生新的神经递质，以确保神经元再次产生神经冲动；保持电荷借由“钠泵”(14)穿过神经细胞膜。维持神经细胞就绪状态的成本大概是肌肉活动的10倍，而产生神经冲动的花费更是非常高。这样的成本也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获得高品质的食物，那么大脑就能够以最佳状态工作。
黑猩猩的食谱主要由树叶、枝条、水果、少量的坚果以及猴子组成，而在古人类的食谱中，动物蛋白的占比始终在增长，这样的转变也代表了饮食质量的提高。因为脑容量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对肉食的偏好性也越来越强。脑容量的增大是以另一个消耗巨大的组织萎缩为代价的，也就是胃肠道的萎缩。莱斯利·艾洛（LeslieAiello）和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精妙地指出，为维持身体基础代谢率的平衡，人类必须做出取舍。脑容量在增大，胃囊却在收缩。后果就是胃肠道的消化能力削弱。灵长目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在其著作《生火：烹饪成就人类》（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中指出，人类对此的解决之道就是烹饪食物，这就像人类多了一个外在的胃。烹饪破坏了酵素，使食物更容易消化。
所有这些有关神经系统高昂成本的讨论都意味着，如果某个物种选择了增加脑组织数量，那么它必然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但是，不断增大的脑容量究竟给予古人类以及现代人类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发现，社群规模的增大主要能带来两种优势，一是安全，二是安心。这两种优势超过了个体为进化出更发达的大脑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发达的大脑使得个体能够承载更大的记忆负荷，并依循与他人相关的社会信息而行动。
1．抵御天敌，防范他人
对灵长目动物来说，生活在庞大社群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抵御天敌。有些灵长目动物，如狒狒，生活在易被捕食的栖息环境中，它们的社群就比生活在低风险栖息地的灵长目动物更大。然而，这并不能解释我们的祖先对庞大社群的衷情。猿类更大的体形和强大的上肢力量使得它们免于被捕食的风险。
朱莉娅·莱曼创建了猿类地理分布模型，对这个模型的研究也是露西课题的一部分。我们从该模型中得知，黑猩猩不会生活在狮子和豹子同时出没的地区：它们只能应对这些凶猛的食肉动物的其中一种，非此即彼。事实上，即便是大猩猩这样的猿类也会偶尔因猝不及防而被花豹捕食。非洲猿类庞大的体形，固然降低了它们被捕食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并没有被完全消除。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猿类群体中也有年幼者，其他类人猿需要对其分心照顾。然而，我们想要强调的重点是，人类和黑猩猩一样，抵御天敌的问题是在觅食小组的水平上解决的，与社群无关。
在黑猩猩中，与抵御天敌相对应的组织层级是觅食小组，通常有3～5名成员；而在人类群体中，这个组织要么是过夜营组，包括30～50名成员，要么是觅食小组，包括5～15名成员。人类在肉食动物面前更显脆弱，尤其是在夜晚。原因有两点。其一，人类的栖息地相较于其他类人猿来说要更加开阔，所以在遭受攻击时，人类更难逃入树林中；其二，人类根本不具备猿类的攀爬能力。因此，相较于猿类而言，人类需要组建更大的群体来保护自己。即便如此，我们所谈论的仍旧不是由150人组建起的完整社群，因为社群的全体成员很少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
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更大的、社群层级的组织呢？似乎存在两种可能性使得社群在抵御威胁上具备了重要意义。第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守卫某种领土资源的需要。这一点来自黑猩猩的启发。雄性黑猩猩会捍卫一片领地，有了这片领地，它们就可以独占领地范围内的雌性黑猩猩个体，进而抚育后代。这是“基于领地资源的一夫多妻制”。这样的体系在灵长目动物中很常见。雄性个体捍卫领地，并独占领地内的雌性群组或各自拥有小领地的全部雌性个体。唯一的差别在于，大多数灵长目动物是单独的雄性个体在保卫领地，而在黑猩猩中，雄性个体会结合成群组一起保卫领地，并共享它们所垄断的雌性资源，而这些雄性个体通常是嫡亲兄弟。
一些现代狩猎–采集者社群似乎就是这种类型，但其实不然，原因有两点。其一，狩猎–采集者并不会像猴子和猿类那样，对自己的领地严加防范，这可能是因为狩猎–采集者的领地太过辽阔。其二，狩猎–采集者社群捍卫领地的行为，更多的是与领地内的资源有关，特别是与生态文学中称之为“基石资源”的资源有关。这是一种纵使失去一切，也要竭力捍卫的资源。对许多狩猎–采集者来说，它往往就是永久性水源。卡拉哈里沙漠和澳大利亚沙漠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然而，鉴于最早期的古人类脱身于类人猿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早期的南方古猿，其社会性与非洲类人猿的品性并无太大差异。男性群体占据公共领地，垄断此一区域内的女性资源。
人类需要组建庞大社群的第二种可能的原因是，塑造了猴子和猿类的社会性的传统捕食者，已经被另一种更加棘手难缠的捕食者所取代，也就是其他人类所取代。这是言之成理的。危险完全有可能来自我们的同类，黑猩猩种群中发生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雄性黑猩猩群组会定期巡视它们的领土边界，并故意杀害发现的陌生闯入者。尽管突袭其他社群领地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这些巡查者似乎主要是为了找出雄性入侵者，而非占有雌性资源或其他经济资源，就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做的那样。
不管怎样，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需要组建社群水平的组织。然而，这一理论同时也意味着，古人类的人口密度在其进化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很特别。要了解旧石器时代的人口密度并不容易，但生活在森林或开阔草原的古人类似乎并不可能始终保持非常高的人口密度。这尤其是因为如今存在于这些栖息地的狩猎–采集者群体，都不得不生活在低人口密度的广阔区域。因此，以第二个可能性来解释早期人属的社会进化似乎并不可信。“基石资源”的说法成为更好的解释。基石资源包括高品质的食物，这样的食物能够为受孕的女性提供营养，保证婴儿的良好发育。由于脑容量更大，人类的婴儿生来更加无助，需要照料的时间也变得更加漫长。
2．食物溢价：合作和保障
动物都有迁徙的习性，把它们作为食物，异常困难。动物的季节性迁移变幻莫测，猎杀动物的活动常常也都充满危险。然而，一旦得手，成功的猎人就有了可以馈赠给他人的多余食物。通过分享这些优质食物，社群成员可以增强彼此间的社会联结。理查德·兰厄姆强调了食物对促进灵长目动物相互合作的重要性，他将其称为食物的“衍生价值”或“溢价”。食物是女性渴求的资源，因为有了这些资源，她们的后代才更有可能存活到生殖年龄。
考古学家对这一见解进行了跟踪研究，并探索了旧石器时代社群所能够获取和利用的食物序列，包括植物以及动物。他们借鉴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围绕最优觅食理论详尽阐述了一系列原则。在这些研究中，考古学家依据食物资源在环境中的大小、重量和密度等属性，对其进行了排序。这种排序的理论基础是：来自食物、以卡路里度量的能量，就像流通货币一样，可以依据理性的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例如，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个模型，可以弄清楚在一年之中的不同时期，人类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应该留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多少人一起生活，要留在那里多久。这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考古遗址的动植物遗迹的研究态度，还转变了我们对狩猎和采集活动的理解。行为不应该漫无目的，只有竭尽全力去抓住一切机会才能生存。由此，古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行为，变成了一场理性的博弈。
这有助于提高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研究地位，同时也驳斥了柴尔德对狩猎–采集者能力的消极评价。但它也有负面的影响，好似在告诉人们，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简化为以食物为中心的选择。食物当然是极为重要的，高效而安全的获取食物也必然会主导古人类的生活。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Jones）曾经和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居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们，这些狩猎者和采集者常常一天24小时都不会为饥饿所困。
但对我们而言，理解食物意义的关键在于它与社会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合作的战略需求。为了确保安全和提高成功率，古人类在狩猎和采集时，相关的觅食小组必须合作无间。这既包括抵御天敌，也包括获取食物以供养消耗巨大的大脑。第二是为境遇不济的时刻做战略准备。在这些时刻，个体需要向自身所属社群之外的团体求助。相较于对所有闯入者都严加防范，禁止他们接近自己的资源，更好的办法是允许其他人参与分享。通过将广阔地理区域内的个体以及个体的社群联结起来，一种生态保障也就此建立。
考古学家将此称为“社会仓储”：使用凭证在境遇糟糕时换取食物，反之亦然。换言之，如果你们所狩猎的区域不幸条件恶化，那么，我们将会允许你们的社群暂时进入我们的狩猎区，分享我们的资源。之后若是发生了相反的情况，那么你们可以凭借相同的方式回报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能够运转得非常良好，但是它要求该社群必须拥有足够大的领地，可以覆盖广阔的栖息环境。如果该社群的领地很狭小，所包含的也都是同一类型的栖息地，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很好地运转起来。大约在200万年前，随着人属动物的体形愈发适应阔步向前的运动，游牧风格的生活也开始在他们身上显现，这似乎也让我们的理论更加可信了。
根据课题成员马特·格罗夫（Matt Grove）的计算，在热带非洲，一个80～100人的匠人社群将会占据130平方公里的领地。这可能已经足够保证始终有一部分区域拥有社群所需要的资源了。然而，由于气候演变和季节周期的问题，向北扩张的古人类必须与其他社群保持合作关系以保障自身安全。这一需求也主导了他们的行为。
我们在本章中所谈论的内容，是源自社会脑相关理论的启发。这一视角促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远古历史中社会生活的意义。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对此进行了阐释，而我们也将能够利用考古证据来验证这种种阐释。我们很快便会着手进行这些工作。特别是，我们对需要展开研究的范围，对物质和感官之于古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很好的判断。我们甚至开始思考，是哪一种的选择压力驱动了这一进程，可能是捕猎、防御、合作和互相保护吗？
然而，作为考古学家，我们认识到，必须重视个体与物质和感觉体验这两个社会核心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转变视角，观察食物和其他物质在构建人际关系上的重要性，而非仅仅是考虑食物满足热量需求的功能。我们也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解释为什么古人类猎杀野牛而非驯鹿，或者为什么不吃鱼。对人类历史的考古学解释，既应该是社会互动的（社会性），也应该是合乎理性的（经济性）。社会生活并不单单建立在卡路里之上，还需要人际关系来建构，这种人际关系就显现于物品制作、交换、使用以及保存的过程之中。这些正是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讲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