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社群和关系网络

在灵长目动物和现代人类中，社群规模和大脑新皮质体积大小之间密切相关。这一事实直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我们能估计我们的化石祖先可能的社群规模。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猴子和猿类的社群规模与脑容量相关，而现代人类也恰好落在了同一回归线上，那么，所有的古人类都必然位于这两点之间。当然，可能的例外是，我们的化石祖先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他们并不符合适用于所有其他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的一般模型。这种情况太不合情理，几乎不值得我们去认真考察。但即便如此，仍旧有一些人固执地宣称，我们无法对化石物种做出任何类似的假设。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脑容量精准地预测了猴子、猿类以及人类的社群规模，那么它必然也能够预测所有已灭绝物种的社群规模，除非我们假定，古人类突然偏离了自己的进化路径，做了一些不属于灵长目动物行为模式的事情，接着又迅速地回归到原来的道路上，并及时地呈现出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某些审慎之举并非全然没有必要。这是因为社会脑方程（socialbrain）是以大脑新皮质而非整个脑部为基础的，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新皮质的额面部分，尤其是额叶。但是，我们只有化石物种的颅内容量数据，因为大脑本身在死亡后会很快腐烂，根本不会留存。只有颅骨变成了化石。现在，泛泛而言，在猴子和猿类中间，大脑新皮质占全脑体积的比例大致恒定，所以从大的范畴来说，社会脑方程并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即便它可能无法准确预测个别物种的社群规模。

事实上，以灵长目动物作为整体来看，全脑体积对社群规模的预测与大脑新皮质体积的预测大致相当。不过，也存在个别例外。大猩猩和红毛猩猩都恰巧有一个体积很大的小脑。小脑负责大脑不同部分之间的神经信息传递和协调，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管理身体不同部位的协调性。大猩猩和红毛猩猩体形巨大，要在树上操控它们巨大的身体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这也难怪它们会有硕大的小脑了。它们的小脑占全脑体积的比例异乎寻常得高，而大脑新皮质相较于其他猴子和猿类而言则相对较小。利用全脑体积来预测它们各自的社群规模，结果会非常糟糕，但利用大脑新皮质体积则不会存在这一问题。所以，在预测个别物种时，我们的确需要非常谨慎，尤其是针对尼安德特人。

抱有这种谨慎的心态，我们开始估算祖先的社群规模。我们所利用的，当然也就是脑容量与社群规模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一个物种生活在热带地区之外，我们就需要对纬度效应做出调节。因为这些物种的体形会更大，也正因为这些物种的体形更大，它们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脑袋来掌控自己的身体。图2-6标明了我们所有祖先及其亲缘物种的社群规模，一直追溯到已知最早的人族动物，如露西及其同类。这些结果表明，最早的古人类南方古猿，只不过是打零工的类人猿。它们的社群规模与黑猩猩差不多，数量上限平均在50左右。一些独特的黑猩猩社群完全能够达到这一规模，现实中也确实有超过这一规模的社群，最大的黑猩猩社群至多会有80～100个个体，但这样的大社群是例外而非常规情况。随着规模的日益增大，黑猩猩社群也会逐渐走向动荡和分裂。正是这种动荡使得常规社群的规模维持在50名成员左右。

图2-6　主要人族动物的平均社群规模

矩形盒表示50%的置信区间，延伸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

所有这些预测都没有将环境变化因素考虑在内。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全球气候都在趋向寒冷和干燥。100万年前，这种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导致北半球被大冰原覆盖，印度尼西亚辽阔的大陆架也暴露在外，形成巽他热带古大陆。此外，在那260万年的时间里，另一个我们已知的变化是，古人类从热带地区迁徙到欧洲北部和西伯利亚南部的高纬度地区。我们这一种系离开非洲大约是在6万年前，而古人类的开疆扩土要比这早许多。

现在，将长期的气候变化与人类定居北纬地区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你将会调得一杯烈性的环境因素“鸡尾酒”，这是你在利用社会脑预测社群规模时无法规避的。在面对面的接触中，你会尤其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强烈性。如果食物资源堆得满满的，那么，你与社群中其他成员的日常互动就是可能的。这是20世纪70年代，罗宾·邓巴在埃塞俄比亚狮尾狒狒身上发现的行为模型，为此，邓巴还与狒狒一起度过了数月的潮湿时光。然而，如果食物供应变得分散，不同季节也产生了相应的周期性变化，可食用的动物和植物数量也开始下降，那么，古人类就会出现社交以及饮食方面的问题。

面对可预见的食物供应减少，原来的社群会分裂开来，群体间也会以分离取代融合。我们要注意，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所有灵长目动物都会出现小规模的分离与融合。古人类必须解决如何在长期分离的情况下而又要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结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选项是启程前往土地更肥沃的地区。在许多情况下，这就是这些小种群适应变换食物资源的方法。还有一些种群只是简单地在当地灭绝了。

我们很难估算，这种强制的分离需要持续多长时间社会联结才会崩解。如果这些联结与抚养关系相关，那么，它们就能够通过再相识来修复。艾伦·加德纳（AllenGardner）和比阿特丽克斯·加德纳（Beatrix Gardner）夫妇抚养了一只雌性黑猩猩沃肖（见图2-7）。他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还教会了沃肖手语。在分离了20年后，加德纳和沃肖重新聚到了一起，沃肖当时立刻就用手语比划他们的名字。正如珍妮·古道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沃肖对与之生活在一起的黑猩猩从未做过的事情。

在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两个年轻人从哈罗兹百货商店买了一头名叫克里斯琴的小狮崽，并在自己的公寓里喂养它，最终，这只狮子因为长得太大而被送回非洲。几年之后，两个年轻人跑去看它。克里斯琴饱含热情的拥抱的确令人倍感温馨（见图2-8），这一场面已经成为YouTube网站上的热点视频。克里斯琴当然记得两位前主人，正如他们也想念着它一样。这样的事情也并不是需要人类的参与才能发生。

图2-8　克里斯琴拥抱旧主

克里斯琴记得他的前主人和照护者，他给了他们一个友好的狮子式拥抱。动物拥有记忆社会伙伴的能力——但在分离以后，它们会彼此思念，就像我们那样吗？

辛希亚·莫斯（Cynthia Moss）对野生非洲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非洲象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在分开一段时间后，非洲象的两个子群再次相遇会是什么情景呢？对此，莫斯讲述道：“它们会一起奔跑、低鸣、长嚎、嘶吼；它们会抬起头，相互敲击长牙，盘卷起鼻子，拍打耳朵；它们会旋转然后冲撞彼此，小便和大便，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兴奋的行为。这样的问候有时会持续10分钟的时间。”莫斯相信，这些情绪化的问候仪式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家族成员间的联结：这是一个范例，借助情绪充盈、形式复杂的问候仪式，增强社会性核心中的情感部分。

社会脑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沃肖和克里斯琴能够记住人类照护者，并在长时间的分离后采取相应的举动，而在于它们是否曾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真正回忆起他们？当然，我们不能直接去询问动物，而设计方法来验证这一问题也非常棘手，类似于查明黑猩猩是否具有心智理论。

然而，我们认为，将我们与其他灵长目动物区分开来的是我们的一种能力，即在他人不在场时，我们可以承继一种仿似他人在场的社会生活。黑猩猩的社会生活发生在它的眼前，围绕着它的鼻子和耳朵。与此相反，人类可以在没有他人直接感觉注入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可以发生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的想象中。我们不断从自己的各类关系网络中回忆起他人。他们的照片存储在我们的手机里，他们的礼物摆放在我们的书架上，他们的话语萦绕在我们的记忆里。那些所谓的“他们”就是良心的絮絮低语，当我们想要占有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或者做一件会伤害到他们的事情时，良心就会告诉我们，有人在盯着我们。而当我们抱有这些想法时，他们可能并不会在我们的房间里，甚至是不在我们的城镇、国家或大陆上。

我们与我们自身承载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拥有心理化能力，心理化能力能够进行敏锐的社会推理，并给予我们一种心智理论。这允许我们去完成一些其他灵长目动物无法实现的事情：分居异地，却又保持联系。在人类的远古历史中，心理化能力是何时产生的，我们将在下一章给出答案。心理化能力的产生解放了我们为保持社会化而靠近他人的需求。我们将会证明，如果没有对社会性核心的物质部分的延展，心理化能力是不可能产生的。物质的延展使得自然的存在转变成了文化的存在。这种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使得人类可以在人口稀疏、交流匮乏的地区生活。环境曾经限制了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即人类世界的存在之处。但因为心理化能力，这一情况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