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克莱夫·甘布尔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旧石器时代的欧洲社会》（The Palaeolithic Societies of Europe）中写道，我们早就应该摒弃“（当时）对食欲及化石脑的研究，并将我们的分析才华导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它是包含在我们的考古发现之中的”。这是露西课题考古学部分的宣言。只需要阅读有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早期报告，你就能够意识到，考古学家始终未能走得太远。在有关尼安德特人的记述中你会发现，这些几乎和我们有着相同脑容量的人，他们的社会生活却被认为尚不及一群现代狒狒丰富。
多罗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斯（RobertSeyfarth）于1990年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猴子如何观察世界：深入另一物种的心智》（How MonkeysSee the World: Inside the Mind of Another Species）；而考古学家保罗·梅拉尔斯（PaulMellars）则在1996年出版了《尼安德特人的遗产》（The Neanderthal Legacy）。
你可以将两者的叙述进行比较。小脑袋的灵长目动物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日常互动，与我们头脑发达的化石祖先几乎非社会性的存在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梅拉尔斯至少还是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尼安德特人的社会生活，这相较于戈登·柴尔德有了很大进步，柴尔德1951年的著作《社会进化》建构了之后50年间相关讨论的框架。
作为澳大利亚人，柴尔德出身在一个拥有狩猎和采集者群体的大陆。同时，柴尔德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认同生产的社会性力量及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他将自身超凡的分析才华全部用在了研究农业的起源和文明的兴起上。柴尔德行走在欧洲史前史和近东文明曙光初现的交界面上。
但不幸的是，柴尔德对狩猎者和采集者嗤之以鼻。根据柴尔德的说法，这些人生活在野蛮时代，身处进化阶梯的最低一级。这一观点源自美国人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Henry Morgan）1877年的著作《远古社会》（Ancient Society）。我们有幸避开了这一社会阶段，这要感谢新石器革命带来了农业，农业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柴尔德认为，我们对农业应该永远心怀感激。
柴尔德痴迷于历史长河中有关社会变革的证据。欧洲的史前遗迹和冶金术，近东的金字形神塔和皇家陵墓，以及依靠农业基地建立起来的城镇和城市，这些都可以用来编织出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以讲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里的情况并不同于有关早期狩猎者和采集者的旧石器时代证据。柴尔德说：“考古学的发现欠缺有关社会组织的象征标识和旧石器时代早期部落的记录，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并不出人意料。由我们所能获取的零星资料来看，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概括归纳。”
大多数考古学家都在直觉的指引下遵循了柴尔德的理念，他们坚持认为，社会行为的推断必须以直接的证据为基础。自1951年起，在对依赖农业生产组建起的社群研究中，社会研究法开始盛行起来。社会复杂性在世界各大洲以及遥远的大洋洲群岛不断增长，考古学家对此提出了非比寻常的洞见。有关社会生活的分析也建立在社会结构进化的基础之上：平等主义、大人物、领袖、分等级和分阶层的社会。权力的意识形态及符号结构被精心析出，从家庭到城邦，再到帝国之上，这种析出涵盖了不同规模和人口的社会。研究者对墓地做了分析，各种殉葬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也成为不同类型社会的标志。战争、军队和奴隶的记录，被用来区分权力结构和可用的劳动力。在早期区域化的事例中，贸易网络和贡品为“核心地域是如何改造偏远地域的”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细节和阐释。
然而，在这次新考古学研究轰轰烈烈开展的过程中，受到最少注意的群体便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了。人类的进化体系已经不再将其划定为野蛮时代。现在，他们被归类为营居群社会。社会组织演变过程的权威划分方式是：从营居群到部落，再到酋邦乃至国家。这些术语的定义与我们在谈论3倍法则时并不完全相同。这一学说由人类学家埃尔曼·瑟维斯（Ellman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提出。转折点出现在1966年，当时，在芝加哥召开了影响巨大的“狩猎者其人”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聚到了一起，并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全球性观点。
随后，营居群社会被划分为简单狩猎–采集者社会和复杂狩猎–采集者社会两种形态。两种社会对食品的消耗速率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Woodburn）将其描述为即时（简单）和延迟（复杂）回送系统。这一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现代样本。露西课题的副研究员艾伦·巴纳德（Alan Barnard）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我们将这些模型应用到考古记录时，那些拥有墓葬、艺术和建筑的社会，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就会成为复杂社会的范例，而其余社会则被默认为简单社会。简单社会包括尼安德特人的社会，和旧大陆上我们所有其他化石祖先组建起的社会。
一些人声称他们能判定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对此，考古学家依旧持怀疑态度。然而，应对这种不利局面的时机终于降临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历史还有整片的地带未经探索。我们在后文的专栏中提供了一个示例。在这个例子中，一夫一妻制被视为进化问题而加以研究。新的研究结果令人兴奋，与柴尔德的观点相反，相关的证据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屈从于悲观者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永远都不会真正理解自身的进化过程。因为与所有的猴子和猿类一样，我们在进化上的成功依赖于我们自身的行为，尤其是我们的社会行为。露西课题所面对的挑战在于，为了使我们对祖先的社会及心理生活的阐述更富有意义和建设性，我们必须寻找到不同的道路以绕开这一僵局。
一个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所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抛弃营居群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太多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功能。不过，它的确告诉了我们不该去寻找什么。它所信奉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社会模型。这里呈现了一种将社会视为建制（institution）的视角，对美国公民和持有曼联季票的球迷而言，这并不陌生。
建制先于我们而存在，就像乔治王子生于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皇室一样。我们成为某一建制的成员，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出身，就像乔治王子一样，也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比如花钱成为一家机构的会员。
